我来到西班牙Santo Domingo de la Calzada小镇，这是圣地亚哥朝圣路上的一站。镇子上有一座圣多明哥大教堂。
　　圣多明哥大教堂，供养着两只鸡，鸡舍高高在上。教堂里为什么会有两只鸡，有这么一段故事。据说中世纪有一家德国的朝圣者，走圣地亚哥之路，来到小镇，住到小酒店里。店主人的姑娘，看中了德国小伙子，但德国小伙子心中只有上帝。姑娘生气着急，就把一个银杯子放到小伙子的行囊里，然后告他行窃。那时候偷东西要判绞刑，小伙子被绞死了。老夫妻继续走向圣地亚哥，等他们朝圣回来，再经过小镇，又去刑场看儿子，结果发现儿子复活了，儿子说，圣多明哥显灵，救了他的命。老夫妻就去行政长官那里说，我们的儿子复活了。行政长官正打算吃鸡，他说：“那个小伙子就像我面前的这两只烤熟的鸡一样，他要是活了，我这盘子里的鸡也复活了。”话音未落，盘子里的两只鸡，又长出了羽毛，站起身，复活了。这个故事的大意是，有人受了冤屈，圣人为之昭雪。教堂里的一位导游说，每年都有许多旅行者到这里观光，其中德国人最多。教堂的鸡舍边上有一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几件刑具，据说，中世纪的犯人，重获自由后会把刑具送到教堂来，表达洗净冤屈之后的感激。
　　我当然不相信死人能复活或者烧鸡能复活，一个人受了冤屈，死了就是死了。但听了这个故事，对中世纪的老百姓有了一些怜悯。那时候法律太严厉，拿个银杯子就要判绞刑，审判程序上也不严谨，司法也不独立，要想平安过日子，只能靠圣人显灵。不过，这怜悯之情转瞬即逝，千八百年都过去了，如今这个地球上还有不少人也生活在黑暗时代，法律程序上胡来，司法也不独立，随时可能蒙冤入狱，除了祈求老天爷，也没什么人能帮你。未来的旅人，可能也对我等产生一丝怜悯。总之，我的怜悯很快变成了自怜。
　　傍晚时分，我在小镇子里转了一圈。回到教堂前，只见广场上站了一二百人，其中有十多位，穿着黑色礼服，白衬衫黑领结，非常庄重，一打听，原来教堂八点钟有一场弥撒，穿戴庄重的是唱诗班。于是我进了教堂，听了一场弥撒，神父说了什么我不懂，但唱诗班的歌声非常动听。领圣餐仪式之前，是听众互相握手或拥抱的环节，我左边的老大姐和右面的老大爷都和我这个异乡人紧紧握手。我在国内也听过弥撒，还参加过一个唱诗班的一次排练，但我对圣歌的兴趣更浓，宗教生活中有些戒条，我想起来就觉得麻烦。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有一段语录——“如果我们费尽心计寻找别人身上的恶，那我们真正的动机显然是证明自己的公义，我们试图通过评判他人逃避自己的罪，并假定上帝的话用在自己身上是一个意思，而用在别人身上是另一个意思。”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精神生活中应该有一条准则，念自己的罪较他人为多，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总是通过丑化他人来净化自己，总觉得自己聪明正确，世上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我们的，一种是错误的。
　　朋霍费尔做过神父，从事过反纳粹的活动，1945年死在集中营里，他是被绞死的，没有哪个上帝或者圣人能使他复活。在知识分子纷纷逃离纳粹德国的时候，他从美国回到德国，但他被禁止授课、禁止演讲，写作也得不到出版。他是反对极权主义的英雄，他把苦难当成一种宗教体验，“我不会选择在任何别的时代生活，而只选择这个时代，虽然它是如此不顾及我们的命运”。
　　朋霍费尔反对极权，并且为之献身，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矩，你都反对极权了，你就拥有了很高的道德优越性，甚至享有一定的“道德豁免权”，反正你不会再将自己陷于任何“道德困境”中。可让我着迷的，恰恰是朋霍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怎样处理道德难题，而不是他们如何反对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