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作出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观察、认识战争基本问题的最根本的看法，它为我们揭示战争基本规律、正确认识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然而近年来，由于世界军事变革的日新月异，当代战争现象的纷繁复杂，以及军事新观点、新思想的层出不穷，使得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当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原本耳熟能详的基本原理受到质疑甚至否定，而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则纷纷登台亮相，试图剥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当代一些重大军事问题上的“话语权”。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智慧之光，拨开军事思想领域的“战争迷雾”，旗帜鲜明的作出回答。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的新作《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就是为了面对时代的新挑战，力求系统而深入地阐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的突出特点是没有热衷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体系，而是力求在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遇到挑战的现实问题上下工夫。我们知道，强烈的问题意识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导向。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恩格斯当年也曾嘲笑动辄就要创造所谓完整体系的学者们。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在他们看来，作为实践总结的理论，总是时代现实问题的解答，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创造性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恰恰成为马克思主义突破僵化的理论体系，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路径。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的作者没有满足已有的结论，也没有用已有的原理原则剪裁现实，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着眼于从重大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现实中遇到新挑战的理论思考，形成对当代战争领域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
　　譬如，在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问题上，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有人断言，经济全球化将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而根绝战争。本书作者则通过具体剖析导致利益冲突的社会经济条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依存度大大提高，利益交汇点日益增多，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战乱都将引起全球经济的动荡，形成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战争似乎越来越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它仍是一种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种由垄断资本扩张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经济利益矛盾及其对抗和冲突，它必然会播下战争的“种子”，导致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尽管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此消彼长，但只要国际垄断资本仍在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全球化就孕育着战争的危险。概言之，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企图借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最大利益，从而导致尖锐复杂的经济利益的对抗性冲突，是当代战争深刻的经济根源。
　　在当代战争的政治实质问题上，由于当代霸权主义具有“规制”霸权的特征，有人则提出，当代霸权主义已不再是当代战争的政治根源。本书作者则通过剖析当代霸权主义所具有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认为，从表面上看，当代霸权主义主要通过垄断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获取全球财富，似乎不再着力于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但从实质上看，只要是霸权主义就会有征服和奴役，就会恃强凌弱，因而不可能离开暴力。美国在标榜其霸权“仁慈”的同时，始终把战争作为构建全球霸权体系的必要手段。如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曾坦言，决定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首要条件就是“无可匹敌”的军事能力。为掩饰当代霸权主义的政治实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所谓“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最危险、最普遍的冲突，不是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即文明的冲突。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恰恰企图借经济全球化发展之势，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霸权体系。可见，所谓“文明冲突”，不过是社会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的反映。只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霸权主义政治仍在起作用，人类就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在当代战争的性质问题上，由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使战争性质变得扑朔迷离，有人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基本原则已失去价值。对此本书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判断战争性质所坚持的两个重要原则：即“是否有利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和“是否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原则”，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决定对战争采取何种态度的基本立足点。但同时还应辨析当代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当代战争的开战正义与交战正义、当代战争的正义性与捍卫人权和维护人权、当代战争的正义性与民族问题、当代战争的正义性与后发制人等问题。如近代以来，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已逐步形成了政治、伦理和法律三个层次，构成了关于战争正义性问题的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公理评价体系。其中，国际法的相关准则已成为判断战争性质正义与否的重要公理尺度，正义与否和合法与否越来越具有同义性。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国际法，但同时又必须清醒看到国际法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学会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彰显战争的正义性质，争取道义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说，国家政权为维护统一和稳定而运用武力手段，即便由于代表民心、民意而具有正义性，也应解决好形式上的合法性问题，达到正义性与合法性的高度一致，进而高举道义的旗帜，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
　　在当代战争的社会历史功能问题上，由于当代战争的社会历史功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人因此认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战争手段已不具有进步或积极的社会功能。本书作者认为，尽管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主题，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非战争手段解决彼此间存在的矛盾和争端，避免危机演化为战争。但是，战争在当代仍有其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其主要体现在：在政治功能上，当代战争仍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最高斗争形式，因为孕育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并未彻底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大行其道，战争危险仍实实在在存在着，因此必须高度警惕霸权主义国家随意挥舞战争之剑；在经济功能上，当代战争仍需维护和巩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因为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抓住世界经济秩序主导权，就能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必须警惕霸权主义国家用战争手段调控世界经济秩序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军事功能上，当代战争仍是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最后手段，因为战争手段的扩大化使用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应力求把战争手段严格限制在解决军事安全的领域之内，力避在解决国家安全威胁时扩大化运用战争手段；在革命功能上，当代战争仍具有制止和消除战争的功能，因为尽管当前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但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两种制度的竞争并未解决，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引起革命也可指战争能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论断仍然有效；在教育功能上，当代战争仍具有教育和激励民众的作用，从美国主导的几场地区性战争看，无论是其国内还是世界各地，抗议谴责之声不断，但也应看到，当代战争对民众的教育和激励功能又确有弱化的迹象。总之，要赢得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即仍应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并敢于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
　　由于本书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受到挑战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研究探讨，并注意密切联系维护国家安全和遏制战争、赢得战争的实践，密切关注当代战争领域矛盾运动的现实发展及基本走向，因而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能动的认识战争现象、剖析战争实质、揭示战争规律的“解剖刀”的作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所特有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立足现实发展、服务实践需求进而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得以丰富完善的恒久生命活力，使一些原本仅停留在概念范围研究的传统观念能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但也不免留有某些遗憾，如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有的存在争议需研究回答的问题尚未涉及，有的问题似不属于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范畴，有的问题在论述过程中对基本观点的阐述还欠系统深入，个别观点的表述乃至论述还有待进一步斟酌等。不过，又诚如本书作者所说，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探索“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有待更多有志者参加到这项研究工作中，并结出这方面研究更丰硕的理论成果，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同维护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所独具的尊严!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葛东升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