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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迷恋于学诗，找到好诗就反复阅读，爱不释手。最得我心的读物有两种，一本书是《朗诵诗选》；另一种是上海的期刊《萌芽》。当时的《萌芽》在封二上有个专栏叫“青春的火焰”，每期都发一首可供朗诵的诗。那时我上高中，也给《萌芽》投过稿，还模仿这个栏目中诗的样子，喷发过我心中的“火焰”。虽然没有发表过，但我至今保存着几封退稿信。在我的记忆中，那信封和信笺上都印着一个绿色的丰硕的芽的标志。我常想，我心中这颗痴迷于诗的梦中的“芽儿”，什么时候才能够萌发出来呢？萌芽是我日思夜想的梦，这梦最初是因上海做起来的。
可惜“文革”之火也是先从上海点起来的，火蔓中国，一发难收。高考取消，我的学业中断，后来我成了一个工人。我在卷烟厂当壮工，却一有空就往造船厂跑，写关于造船的诗。早在1975年我就将一本短诗集投给了上海，几经修改调整，直到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诗集，名为《船台涛声》。
这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上海“新诗丛”中的一本。这本诗集曾有两位责任编辑，第一位是傅培根，第二位是谢泉铭。当一直和我联系的老傅因事不能继续工作了，老谢便责无旁贷地把工作接了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选题和编辑工作的延续性就这样得到了令我感动的体现。《船台涛声》是写造船工人生活的，与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有着某种渊源。诗集出版几年后，我因事到出版社去，谢编辑又把原稿调出来，退还给我保存。他们工作的细致和认真令我感动。
1979年，我收到一封终生难忘的信。信是蒙受冤屈二十二年，刚刚回到少儿出版社，恢复编辑职务的诗人黎焕颐，通过好朋友江英和魏同贤给素不相识的我寄来的。他说看到我在《天津文学》上发表了一组诗，问我同类的诗有多少，如果够编一本诗集的话，他愿意当责编，由少儿出版社来出版。编辑主动约我出版诗集，这是破天荒的好事。我立即赶写了一百多首小诗，编成儿童诗集《五色草》。诗集出版之后受到欢迎，其中很多首被抄在学校的黑板报和同学的笔记本上，从此写儿童诗成为我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领域。
因诗结识黎焕颐，他成为我终生的诗友和长兄。黎焕颐历尽沧桑，为人耿直豪爽。他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对我的诗歌创作来说，他欣赏的，就主动为之出版，为之鼓呼；他认为不好的，就直言“败笔”，绝不吞吞吐吐，把诗艺和友谊截然分开。总而言之，世上像他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这期间我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儿童时代》《青年报》都发表过诗作，算起来，在上海发表的作品甚至比在山东发表的还多。
1985年，我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电台共同举办的“海洋诗会”。回程路过上海，到《文汇报》去，在电梯里碰到文艺部的编辑，听说我参加海洋诗会，写了篇《大海评论》，他就非常信任地说：“留给咱们报吧!”不久诗便发出，占了三分之一版。《文汇报》用那么大的版面发表长诗，并不多见。这篇写海的作品，发表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再后来，我写长诗《20世纪诗典》，写中国的一百年，上海不能不写。在第三部中，我写了“一百年与一座城市”，上海便是我对“百年城市”惟一的选择。在诗中我写了上海一百年的历史，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和贡献，着重写了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尤其是浦东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写了我父亲与上海的关系。父亲是胶东的一个农民，他出民工，支援前线，跟着陈毅将军的部队乘橡皮艇渡过长江，抬着担架走进上海。
我在诗中这样写道：
当年父亲乘着橡皮船／像钢刀在枪林弹雨里／把燃烧的长江划开／跟随陈毅将军的部队／支援前线解放上海／将他胶东农民的大脚／像两枚图章噼噼啪啪／在大街弄堂里盖了又盖／后来他自豪地对我说／“你的诗用手写在纸上，／我的也算漂亮的诗／嘿嘿，用脚写在上海……”
当时84岁的父亲正在病中，我把这一章读给他听，他高兴地笑了。他怎么能想到一部写中国百年历史的诗会把他写进去呢？而我对他说：“这也是历史，应该写进去。历史就是这么创造的。再说，谁叫你的儿子是这部长诗的作者呢？”
迎接新世纪，我写了两万行的长诗《20世纪诗典》，出版之前，也是在《文汇报》上最先发出其中一章。
2001年5月，《文汇报》“笔会”的主编萧关鸿给我打电话，说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7月1日那一整版的篇幅都给我，让我写一首长诗。是《文汇报》约稿，又是难得的一个整版，我当然愿意写。可写什么，怎么写？我说：“我要先想想，如果能找到好的构思，我再给你打电话。”萧关鸿说：“找你写，我们也是慎重的，希望你能接受约稿。”
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思冥想，我终于在一天半夜里突然醒来时灵感降临，找到了我的独特的构思。
这样的构思，完全打破了过去写党的历史的程式，跳出了从南湖红船到井冈山，再到延安到天安门的固定模式，我觉得这样构思可以写出新意。于是我很有信心地给萧关鸿打了电话，我说，“这个活我接了。”简单说了我的想法。萧关鸿也很高兴，他说：“好，好，这个构思很新颖，相信你一定能写好!”
有了好的构思，再加上我写长诗《20世纪诗典》搜集的资料，很快就写出了这首长诗《20世纪的华彩乐章》。
我的感觉不错，诗写完就发了电子邮件。两天后，萧关鸿来电话了，他说：“成了！”他转达审稿领导提出惟一的一点意见：三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写孙中山的可以，后两位的篇幅能否大致相同。建议或者将一位的分量加一点，或者将另一位的篇幅减一点。这个意见好改，我作了调整，就再次邮去。
2001年7月1日，《文汇报》以一整版刊出了这首长诗，通篇没作任何改动，但题目变成了《面向21世纪的华彩乐章》。这个题目改得好，我写党的八十年，是回顾历史，是向后看的，而编辑这一改，像人转了个身，变成向前看了，这样的改动让我心服。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中国，向着世界朗诵》《祥和中国》《历史的眼睛》等都在上海发表。在诗的情感上，我与上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写出一篇好点的稿子，就想投给上海。
此刻，我在电脑上打这篇小文，突然想起，我使用电脑写作也与上海有关，那年我到上海，在赵丽宏家里谈到写作，他说他早就使用电脑了，劝我赶快换笔。我生性鲁愚，担心一边想一边打字会影响思维。我也觉得自己笨，学不会电脑。
丽宏一再告诉我说不难，见我不信，当即坐在电脑旁，噼里啪啦地演示给我看。我俯身看去，他打的是：“今天上午，纪宇兄到家里来，谈起用电脑写作之事。他对打字会不会影响思维有些疑虑，我对他讲，一定要换笔，早换早主动，晚换受损失……”一会儿，半页纸就打满了。朋友的当场演示和劝导，使我受到感动，也领略到电脑写作的快捷和方便。我回来不久就换了笔，现在我在键盘上打这篇文章，又想起那天的情景。
我和赵丽宏以及上海的许多朋友都很少联系，此刻我想起了应该在此文中写到的许多熟悉的文学界朋友的面孔。哦，如果把他们的姓名都开列出来，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朋友呵，我们很少联系并不等于已经相忘于江湖。我总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相连的，像是埋在岁月深处的电源线，开关一摁，灯就亮了。那是友谊的光芒，照彻岁月，流云和迷雾遮挡不住。
可惜“文革”之火也是先从上海点起来的，火蔓中国，一发难收。高考取消，我的学业中断，后来我成了一个工人。我在卷烟厂当壮工，却一有空就往造船厂跑，写关于造船的诗。早在1975年我就将一本短诗集投给了上海，几经修改调整，直到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诗集，名为《船台涛声》。
这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上海“新诗丛”中的一本。这本诗集曾有两位责任编辑，第一位是傅培根，第二位是谢泉铭。当一直和我联系的老傅因事不能继续工作了，老谢便责无旁贷地把工作接了过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选题和编辑工作的延续性就这样得到了令我感动的体现。《船台涛声》是写造船工人生活的，与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有着某种渊源。诗集出版几年后，我因事到出版社去，谢编辑又把原稿调出来，退还给我保存。他们工作的细致和认真令我感动。
1979年，我收到一封终生难忘的信。信是蒙受冤屈二十二年，刚刚回到少儿出版社，恢复编辑职务的诗人黎焕颐，通过好朋友江英和魏同贤给素不相识的我寄来的。他说看到我在《天津文学》上发表了一组诗，问我同类的诗有多少，如果够编一本诗集的话，他愿意当责编，由少儿出版社来出版。编辑主动约我出版诗集，这是破天荒的好事。我立即赶写了一百多首小诗，编成儿童诗集《五色草》。诗集出版之后受到欢迎，其中很多首被抄在学校的黑板报和同学的笔记本上，从此写儿童诗成为我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领域。
因诗结识黎焕颐，他成为我终生的诗友和长兄。黎焕颐历尽沧桑，为人耿直豪爽。他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对我的诗歌创作来说，他欣赏的，就主动为之出版，为之鼓呼；他认为不好的，就直言“败笔”，绝不吞吞吐吐，把诗艺和友谊截然分开。总而言之，世上像他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这期间我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儿童时代》《青年报》都发表过诗作，算起来，在上海发表的作品甚至比在山东发表的还多。
1985年，我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电台共同举办的“海洋诗会”。回程路过上海，到《文汇报》去，在电梯里碰到文艺部的编辑，听说我参加海洋诗会，写了篇《大海评论》，他就非常信任地说：“留给咱们报吧!”不久诗便发出，占了三分之一版。《文汇报》用那么大的版面发表长诗，并不多见。这篇写海的作品，发表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再后来，我写长诗《20世纪诗典》，写中国的一百年，上海不能不写。在第三部中，我写了“一百年与一座城市”，上海便是我对“百年城市”惟一的选择。在诗中我写了上海一百年的历史，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和贡献，着重写了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尤其是浦东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写了我父亲与上海的关系。父亲是胶东的一个农民，他出民工，支援前线，跟着陈毅将军的部队乘橡皮艇渡过长江，抬着担架走进上海。
我在诗中这样写道：
当年父亲乘着橡皮船／像钢刀在枪林弹雨里／把燃烧的长江划开／跟随陈毅将军的部队／支援前线解放上海／将他胶东农民的大脚／像两枚图章噼噼啪啪／在大街弄堂里盖了又盖／后来他自豪地对我说／“你的诗用手写在纸上，／我的也算漂亮的诗／嘿嘿，用脚写在上海……”
当时84岁的父亲正在病中，我把这一章读给他听，他高兴地笑了。他怎么能想到一部写中国百年历史的诗会把他写进去呢？而我对他说：“这也是历史，应该写进去。历史就是这么创造的。再说，谁叫你的儿子是这部长诗的作者呢？”
迎接新世纪，我写了两万行的长诗《20世纪诗典》，出版之前，也是在《文汇报》上最先发出其中一章。
2001年5月，《文汇报》“笔会”的主编萧关鸿给我打电话，说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7月1日那一整版的篇幅都给我，让我写一首长诗。是《文汇报》约稿，又是难得的一个整版，我当然愿意写。可写什么，怎么写？我说：“我要先想想，如果能找到好的构思，我再给你打电话。”萧关鸿说：“找你写，我们也是慎重的，希望你能接受约稿。”
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思冥想，我终于在一天半夜里突然醒来时灵感降临，找到了我的独特的构思。
这样的构思，完全打破了过去写党的历史的程式，跳出了从南湖红船到井冈山，再到延安到天安门的固定模式，我觉得这样构思可以写出新意。于是我很有信心地给萧关鸿打了电话，我说，“这个活我接了。”简单说了我的想法。萧关鸿也很高兴，他说：“好，好，这个构思很新颖，相信你一定能写好!”
有了好的构思，再加上我写长诗《20世纪诗典》搜集的资料，很快就写出了这首长诗《20世纪的华彩乐章》。
我的感觉不错，诗写完就发了电子邮件。两天后，萧关鸿来电话了，他说：“成了！”他转达审稿领导提出惟一的一点意见：三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写孙中山的可以，后两位的篇幅能否大致相同。建议或者将一位的分量加一点，或者将另一位的篇幅减一点。这个意见好改，我作了调整，就再次邮去。
2001年7月1日，《文汇报》以一整版刊出了这首长诗，通篇没作任何改动，但题目变成了《面向21世纪的华彩乐章》。这个题目改得好，我写党的八十年，是回顾历史，是向后看的，而编辑这一改，像人转了个身，变成向前看了，这样的改动让我心服。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的《中国，向着世界朗诵》《祥和中国》《历史的眼睛》等都在上海发表。在诗的情感上，我与上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写出一篇好点的稿子，就想投给上海。
此刻，我在电脑上打这篇小文，突然想起，我使用电脑写作也与上海有关，那年我到上海，在赵丽宏家里谈到写作，他说他早就使用电脑了，劝我赶快换笔。我生性鲁愚，担心一边想一边打字会影响思维。我也觉得自己笨，学不会电脑。
丽宏一再告诉我说不难，见我不信，当即坐在电脑旁，噼里啪啦地演示给我看。我俯身看去，他打的是：“今天上午，纪宇兄到家里来，谈起用电脑写作之事。他对打字会不会影响思维有些疑虑，我对他讲，一定要换笔，早换早主动，晚换受损失……”一会儿，半页纸就打满了。朋友的当场演示和劝导，使我受到感动，也领略到电脑写作的快捷和方便。我回来不久就换了笔，现在我在键盘上打这篇文章，又想起那天的情景。
我和赵丽宏以及上海的许多朋友都很少联系，此刻我想起了应该在此文中写到的许多熟悉的文学界朋友的面孔。哦，如果把他们的姓名都开列出来，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朋友呵，我们很少联系并不等于已经相忘于江湖。我总觉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相连的，像是埋在岁月深处的电源线，开关一摁，灯就亮了。那是友谊的光芒，照彻岁月，流云和迷雾遮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