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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派创始人威廉·洪堡特说：“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观。”这一论断说明不同的语言体现不同的世界观，反映认识现实的不同思维方式。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了。在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探索中有学者认为是思维决定语言，也有“语言对思维和认知起到了决定作用”的观点。本文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既是思维的主要载体，也是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制约着语言结构，制约着说话和行文的遣词造句，影响文章的谋篇布局。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语言结构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在语言本身的特點上，而且还反映在语言的使用上。
以下具体分析中西思维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是如何表现在语言中并继而影响到中西抒情诗情景关系的。
一、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具象思维，王树人教授更把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总结概括成是一种“象”思维。王教授认为：“‘象思维’首先体现为《周易》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悟性的‘象思维’是比西方理性的概念思维更为率原性的思维，它的动态整体性和诗意灵动性是开启一切原发创生性之源。”中国人的具象思维或者“象”思维是一种诗意的思维方式，“富于诗意的悟性的‘象思维’，凭借其诗意的混沌性和模糊性，正可以在“物我两忘”中进入“天人合一”的视野和境界。这种诗意的思维造就了中国诗特有的风貌：讲究情景交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手法，追求“言有尽意无穷”、“物我同一”的意境。“《周易》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构成了后来中国儒、道、佛思维方式的基础。”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如《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中国人的思考即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非逻辑推理的方式。整体性是中国“象”思维方式的特质之一。西方的思维方式则较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肉体与灵魂、内容与形式都是彼此对立。西方的思维导向或将世界作形而下的无限肢解而假设原子等最基本的微粒，或作形而上的探索获得理式、理念等绝对范型。中国的思维方式则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在天与人、理与气、文与质等诸种范畴的两两关系上，我们虽也讲对立面的斗争，但总的倾向是习惯于融会贯通。
二、直觉感悟和逻辑理性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用货篇第十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弦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禅宗训诫：“不立文字。”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说出来的，只能是“玄”；外在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不可说明，只能感觉、体验、内省和领悟。可见，对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
从上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总是运用直观的方法来认识客观事物，他们认为客观事物的规律不是靠概念推理即理性所能把握的，而是通过体验感受来把握。只有让心灵处于无所束缚的自由状态，才能获得对道的感受，这里显示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重顿悟、讲含蓄，而西方人讲逻辑、重理性，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智者”们就力图运用逻辑方法来描绘客观抽象世界的面貌。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悟性不同，西方思想家对科学的分析、求证有着很严格的要求，而且重视从普遍经验中提取出一般规律，从感性认识中找到理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演绎推理，培根提出的归纳推理就是有力的证明。中西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中英语言的差异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英语注重句子形式完备，结构完整，以形统神，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控制各种关系。常运用各种大量的连接手段和形式如who、which、that、what、when、where等关系词，and、but、unless等连接词，in、at、with、because、of、upon等各种介词。还可以用形态变化形式前后照应等其它手段，把各种成分连接起来，构成长短句子，表达一定的语法关系、逻辑关系。
正如夏昭炎所说，中国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将外在的对象纳之于心，加以咀嚼体悟，最后达到‘心悟’，无需借语言传达，因而不需逻辑分析，甚至连至高的‘道’也无需逻辑分析，却可以通过体味而‘悟’出。这种悟性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大为不同。后者偏重逻辑分析，偏重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条分缕析，以达到理性的认识。前者偏重整体把握，偏重概念的模糊处理，通过内在的体味，以达到某种悟境。所以，‘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传为佳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成了千古绝唱。”而这种对“悟”境的强调恰恰是古典诗歌含蓄模糊的情景关系和情景交融的意境产生的思维基础。意境外部的特征是迷离恍惚，“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中诗意境的这一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征正是上述思维模式所衍生出来的。
胡国敏，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教师。
以下具体分析中西思维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又是如何表现在语言中并继而影响到中西抒情诗情景关系的。
一、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具象思维，王树人教授更把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总结概括成是一种“象”思维。王教授认为：“‘象思维’首先体现为《周易》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悟性的‘象思维’是比西方理性的概念思维更为率原性的思维，它的动态整体性和诗意灵动性是开启一切原发创生性之源。”中国人的具象思维或者“象”思维是一种诗意的思维方式，“富于诗意的悟性的‘象思维’，凭借其诗意的混沌性和模糊性，正可以在“物我两忘”中进入“天人合一”的视野和境界。这种诗意的思维造就了中国诗特有的风貌：讲究情景交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手法，追求“言有尽意无穷”、“物我同一”的意境。“《周易》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构成了后来中国儒、道、佛思维方式的基础。”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如《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中国人的思考即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非逻辑推理的方式。整体性是中国“象”思维方式的特质之一。西方的思维方式则较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肉体与灵魂、内容与形式都是彼此对立。西方的思维导向或将世界作形而下的无限肢解而假设原子等最基本的微粒，或作形而上的探索获得理式、理念等绝对范型。中国的思维方式则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在天与人、理与气、文与质等诸种范畴的两两关系上，我们虽也讲对立面的斗争，但总的倾向是习惯于融会贯通。
二、直觉感悟和逻辑理性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用货篇第十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弦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禅宗训诫：“不立文字。”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说出来的，只能是“玄”；外在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不可说明，只能感觉、体验、内省和领悟。可见，对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
从上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总是运用直观的方法来认识客观事物，他们认为客观事物的规律不是靠概念推理即理性所能把握的，而是通过体验感受来把握。只有让心灵处于无所束缚的自由状态，才能获得对道的感受，这里显示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重顿悟、讲含蓄，而西方人讲逻辑、重理性，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智者”们就力图运用逻辑方法来描绘客观抽象世界的面貌。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重悟性不同，西方思想家对科学的分析、求证有着很严格的要求，而且重视从普遍经验中提取出一般规律，从感性认识中找到理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演绎推理，培根提出的归纳推理就是有力的证明。中西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中英语言的差异是一脉相承的，比如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英语注重句子形式完备，结构完整，以形统神，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控制各种关系。常运用各种大量的连接手段和形式如who、which、that、what、when、where等关系词，and、but、unless等连接词，in、at、with、because、of、upon等各种介词。还可以用形态变化形式前后照应等其它手段，把各种成分连接起来，构成长短句子，表达一定的语法关系、逻辑关系。
正如夏昭炎所说，中国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将外在的对象纳之于心，加以咀嚼体悟，最后达到‘心悟’，无需借语言传达，因而不需逻辑分析，甚至连至高的‘道’也无需逻辑分析，却可以通过体味而‘悟’出。这种悟性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大为不同。后者偏重逻辑分析，偏重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条分缕析，以达到理性的认识。前者偏重整体把握，偏重概念的模糊处理，通过内在的体味，以达到某种悟境。所以，‘如来拈花，迦叶微笑’传为佳话，‘心有灵犀一点通’成了千古绝唱。”而这种对“悟”境的强调恰恰是古典诗歌含蓄模糊的情景关系和情景交融的意境产生的思维基础。意境外部的特征是迷离恍惚，“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中诗意境的这一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征正是上述思维模式所衍生出来的。
胡国敏，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