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09年1月，年仅22岁的朱德，从家乡四川仪陇艰苦跋涉了70多天，于4月抵达云南昆明，报考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但因他是外省人氏，又无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人家介绍，虽然考试成绩均优，但没能被录取。半年后，朱德改籍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再次报考，被顺利录取，入丙班步兵科。
在这座著名的近代军事学府里，朱德和日后叱咤风云、名声显赫的滇籍将领朱培德、范石生、宗汉鼎、王均、杨池生等同窗受业，朝夕相处，切磋学艺，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其中，与朱德交情最深的，到后来仍念念不忘旧情的莫过于范石生。
范石生，云南河西小街乡人，1887年生，字筱泉。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靖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与朱德同在一个小组，经常秘密传阅、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商谈军事起义之事。
唐继尧回滇倒顾品珍后，朱德出国寻找革命道路，范石生便随滇军将领杨希闵、蒋光亮等，率部流亡广东投奔孙中山大元帅。孙中山将滇军改为建国军滇军，任命杨希闵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范石生为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为第三军军长。
因范石生的父亲被唐继尧所杀，为报杀父之仇，范石生擅自回滇倒唐。他率队行至广西，蒋介石得知后，对他的行动非常恼怒，随即调东征军回师广州，消灭了杨希闵和蒋光亮的部队。范石生见形势不妙，立即改变了主意归顺了蒋介石，被蒋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作为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进驻湘粤交界的广东韶关和湖南资兴、汝城一带。
范石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过去在主持一次军事会议上与蒋介石发生过磨擦，所以蒋对范早有戒心和恶意，常给他小鞋穿。再加上南面桂系军阀和北面湘系军阀都在挤兑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石生寄人篱下、左右为难、孤立无援，但他又不甘心，急于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很想找一可靠的盟友，借以捞取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中共对范石生的处境一清二楚，南昌起义前，中共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保持统—战线关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得知朱德率部进至上堡，范石生便主动派其部的共产党人韦伯萃找朱德联系，希望同他合作。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朱德挺身而出，力挽败局，将几近溃散的南昌起义余部千余人经赣南三整带往崇义境内上堡、文英、古亭一带。时近冬季，官兵们还穿着“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又无粮裹腹，薪饷更无分文，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被服等给养得不到补充，刚刚稳定的军心又开始骚动起来，有许多官兵嚷着要开小差离队了。
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每天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本来已经疲惫的身体，此时越发憔悴起来。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人都在为此事发愁，曾多次开会研究，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历经劫难的队伍，又面临着垮掉溃散的危险。
没多久，大家又开会讨论起这些令人挠头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朱德突然间站了起来，充满信心地说：“我找到办法了，我们可以找朋友来帮助解决。”
在场的陈毅、王尔琢、蔡协民都惊奇地望着他，问：“哪位朋友可以为我们解决这样大的困难哟？”
朱德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个云南的同窗，叫范石生，我们可找他去，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的。”
说着，他拿出了范石生给他的回信。那是1927年11月2日，朱德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半月后范石生给他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立国兴帮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各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助，兄弟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望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信中提到的“曰唯”乃曾曰唯，是范石生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也是当年朱德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生。
朱德细细品味来信所说之意后，决定亲赴湘南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担心朱德的安全，纷纷劝阻。朱德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为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将生死置于度外，毅然决定前往汝城四十七师师部。
时值乱世之秋，朱德去汝城的路上，果然遭到了土匪何其朗部的突然袭击，险遭不测。
那是夜半时分，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一天的朱德和随员们在一座祠堂里进入了沉沉的梦乡。突然，枪声大作，一伙土匪包围了朱德住的祠堂。
朱德明白土匪马上就要冲进来，躲藏已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转身走进厨房，随手抓起一条围裙围在身上。刚刚系好，土匪就闯进屋来，其中一个土匪头目问：“你是什么人？”
朱德沉着机智地回答：“我是伙夫头儿。”
土匪见朱德胡子拉碴，军衣破烂，信以为真，便厉声地问：“你们朱司令在哪里？”朱德从容地顺手一指：“住在那边儿。”
土匪急于想抓“朱司令”，不想和一个伙夫“纠缠”，调头匆匆地走了，朱德乘机从后窗跳出逃脱。
在汝城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司令部，朱德和师长曾曰唯经过两天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部是共产党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内部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开展，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在此前提下，朱德所部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四团。朱德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四团团长。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也从韶关亲赴汝城，特意与朱德会面。老同学相逢，兴奋不已，激动万分。范石生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朱德也笑逐颜开，喜不胜喜。两人从讲武堂操练讲到挑灯夜战抄阅《民报》，从老上司蔡锷将军谈到讲武堂督理李根源先生，从护国讨袁并肩作战谈到被迫出走天各一方的情形，言不尽意。
朱德的如此决定，迅速解决了所部燃眉之急，范石生发给他们两个月的薪饷，军官每人另发20元、士兵每人另发5元零用钱；每枝枪配200发子弹，机枪配1000发；每人发冬装一套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带及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对损坏的枪支，由十六军军部军械所修理。喜讯传回，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及广大士兵无不欢喜欲狂，群情振奋，革命情绪高昂。
这就是朱德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巧妙的结合，利用敌人矛盾，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使衣食无着、濒临溃散的革命队伍，克服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壮大和发展的条件。
不久，朱德又把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张子清、伍中豪部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何成举部改编为第十六军第四十师第一四○四团和军部特务营，与湘南各县委取得联系，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准备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
就在这时，范石生部教导团团长丁熙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闻知大怒，电令广东省政府领导人转告范石生，要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并逮捕朱德。范石生够朋友讲义气，不忘同窗情谊，立即派人持密信通知朱德赶快撤离。密信大意是：孰能一之，不能嗜血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受损失，你们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已爱莫能助。随之还送去几万银圆和10箱子弹，以示他的诚意。
在此紧急关头，朱德不顾外面大雨滂沱，以打野外为名，率部撤出犁铺头北上脱离了险境，经仁化，转乐昌，智取宜章，领导湘南暴动，带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后来，朱德即使成了八路军总司令，乃至建国后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元帅，他也没有忘记，而且永远没有忘记他的云南同窗——范石生，这位真挚的友人。他在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艰苦征程的几次谈话中，多次谈到范石生，对范石生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战斗史座谈会上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957年11月，朱德和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中将谈话，又谈到范石生给了他好些枪炮子弹和物资。1960年6月，朱德和陈奇涵、杨至诚上将谈话时也称：“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可惜，范石生命运不佳，令人扼腕叹息：先是被蒋介石降为师长，后又改为纵队司令，1934年被辞去军职，挂了个军事参议的虚衔。1936年间，蒋介石又指使广东省主席余汉谋缴了范石生从云南带出来的部队第五十一师的械。抗战爆发后，范石生携家眷返回云南昆明，以行医谋生。1939年3月17日，不幸被人刺杀。是政治谋杀还是图财害命？是宿怨还是新仇？人们已无从查考了。
在这座著名的近代军事学府里，朱德和日后叱咤风云、名声显赫的滇籍将领朱培德、范石生、宗汉鼎、王均、杨池生等同窗受业，朝夕相处，切磋学艺，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其中，与朱德交情最深的，到后来仍念念不忘旧情的莫过于范石生。
范石生，云南河西小街乡人，1887年生，字筱泉。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靖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与朱德同在一个小组，经常秘密传阅、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商谈军事起义之事。
唐继尧回滇倒顾品珍后，朱德出国寻找革命道路，范石生便随滇军将领杨希闵、蒋光亮等，率部流亡广东投奔孙中山大元帅。孙中山将滇军改为建国军滇军，任命杨希闵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范石生为第二军军长，蒋光亮为第三军军长。
因范石生的父亲被唐继尧所杀，为报杀父之仇，范石生擅自回滇倒唐。他率队行至广西，蒋介石得知后，对他的行动非常恼怒，随即调东征军回师广州，消灭了杨希闵和蒋光亮的部队。范石生见形势不妙，立即改变了主意归顺了蒋介石，被蒋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作为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进驻湘粤交界的广东韶关和湖南资兴、汝城一带。
范石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过去在主持一次军事会议上与蒋介石发生过磨擦，所以蒋对范早有戒心和恶意，常给他小鞋穿。再加上南面桂系军阀和北面湘系军阀都在挤兑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石生寄人篱下、左右为难、孤立无援，但他又不甘心，急于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很想找一可靠的盟友，借以捞取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中共对范石生的处境一清二楚，南昌起义前，中共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保持统—战线关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得知朱德率部进至上堡，范石生便主动派其部的共产党人韦伯萃找朱德联系，希望同他合作。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朱德挺身而出，力挽败局，将几近溃散的南昌起义余部千余人经赣南三整带往崇义境内上堡、文英、古亭一带。时近冬季，官兵们还穿着“八一”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又无粮裹腹，薪饷更无分文，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被服等给养得不到补充，刚刚稳定的军心又开始骚动起来，有许多官兵嚷着要开小差离队了。
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每天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本来已经疲惫的身体，此时越发憔悴起来。陈毅、王尔琢、蔡协民等人都在为此事发愁，曾多次开会研究，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历经劫难的队伍，又面临着垮掉溃散的危险。
没多久，大家又开会讨论起这些令人挠头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朱德突然间站了起来，充满信心地说：“我找到办法了，我们可以找朋友来帮助解决。”
在场的陈毅、王尔琢、蔡协民都惊奇地望着他，问：“哪位朋友可以为我们解决这样大的困难哟？”
朱德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个云南的同窗，叫范石生，我们可找他去，我相信他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的。”
说着，他拿出了范石生给他的回信。那是1927年11月2日，朱德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半月后范石生给他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立国兴帮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各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助，兄弟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望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信中提到的“曰唯”乃曾曰唯，是范石生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也是当年朱德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生。
朱德细细品味来信所说之意后，决定亲赴湘南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担心朱德的安全，纷纷劝阻。朱德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为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将生死置于度外，毅然决定前往汝城四十七师师部。
时值乱世之秋，朱德去汝城的路上，果然遭到了土匪何其朗部的突然袭击，险遭不测。
那是夜半时分，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一天的朱德和随员们在一座祠堂里进入了沉沉的梦乡。突然，枪声大作，一伙土匪包围了朱德住的祠堂。
朱德明白土匪马上就要冲进来，躲藏已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转身走进厨房，随手抓起一条围裙围在身上。刚刚系好，土匪就闯进屋来，其中一个土匪头目问：“你是什么人？”
朱德沉着机智地回答：“我是伙夫头儿。”
土匪见朱德胡子拉碴，军衣破烂，信以为真，便厉声地问：“你们朱司令在哪里？”朱德从容地顺手一指：“住在那边儿。”
土匪急于想抓“朱司令”，不想和一个伙夫“纠缠”，调头匆匆地走了，朱德乘机从后窗跳出逃脱。
在汝城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司令部，朱德和师长曾曰唯经过两天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部是共产党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内部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开展，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在此前提下，朱德所部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四团。朱德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四团团长。
谈判结束后，范石生也从韶关亲赴汝城，特意与朱德会面。老同学相逢，兴奋不已，激动万分。范石生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朱德也笑逐颜开，喜不胜喜。两人从讲武堂操练讲到挑灯夜战抄阅《民报》，从老上司蔡锷将军谈到讲武堂督理李根源先生，从护国讨袁并肩作战谈到被迫出走天各一方的情形，言不尽意。
朱德的如此决定，迅速解决了所部燃眉之急，范石生发给他们两个月的薪饷，军官每人另发20元、士兵每人另发5元零用钱；每枝枪配200发子弹，机枪配1000发；每人发冬装一套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带及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对损坏的枪支，由十六军军部军械所修理。喜讯传回，陈毅、王尔琢、蔡协民及广大士兵无不欢喜欲狂，群情振奋，革命情绪高昂。
这就是朱德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巧妙的结合，利用敌人矛盾，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使衣食无着、濒临溃散的革命队伍，克服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壮大和发展的条件。
不久，朱德又把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张子清、伍中豪部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何成举部改编为第十六军第四十师第一四○四团和军部特务营，与湘南各县委取得联系，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准备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
就在这时，范石生部教导团团长丁熙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闻知大怒，电令广东省政府领导人转告范石生，要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并逮捕朱德。范石生够朋友讲义气，不忘同窗情谊，立即派人持密信通知朱德赶快撤离。密信大意是：孰能一之，不能嗜血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受损失，你们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已爱莫能助。随之还送去几万银圆和10箱子弹，以示他的诚意。
在此紧急关头，朱德不顾外面大雨滂沱，以打野外为名，率部撤出犁铺头北上脱离了险境，经仁化，转乐昌，智取宜章，领导湘南暴动，带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后来，朱德即使成了八路军总司令，乃至建国后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元帅，他也没有忘记，而且永远没有忘记他的云南同窗——范石生，这位真挚的友人。他在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艰苦征程的几次谈话中，多次谈到范石生，对范石生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战斗史座谈会上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957年11月，朱德和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中将谈话，又谈到范石生给了他好些枪炮子弹和物资。1960年6月，朱德和陈奇涵、杨至诚上将谈话时也称：“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可惜，范石生命运不佳，令人扼腕叹息：先是被蒋介石降为师长，后又改为纵队司令，1934年被辞去军职，挂了个军事参议的虚衔。1936年间，蒋介石又指使广东省主席余汉谋缴了范石生从云南带出来的部队第五十一师的械。抗战爆发后，范石生携家眷返回云南昆明，以行医谋生。1939年3月17日，不幸被人刺杀。是政治谋杀还是图财害命？是宿怨还是新仇？人们已无从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