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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220公里外的东京，外国记者、侨民正设法逃离这座被核泄露阴影笼罩的国际大都市，但东京人仍淡定地过着他们的生活。
“像过年时一样”
那些健壮的乌鸦在东京的楼宇间盘旋，它们的叫声显得兴奋而贪婪。
3月12日一早，A-commerce社长秋叶良和乘坐的列车从静冈抵达东京站。他认为自己运气不错，因为出站时很轻松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原本20分钟的车程，也只用了一半时间。
这不是他所熟悉的东京：亮出“空车”的Taxi满街逡巡，往常拥挤不堪的路段居然一路畅通，他感觉“空得像过年时一样”。
在前一天的下午，这个岛国的东北部发生了9级强震。尽管日本人早已习惯大地的震颤，但这次猛烈的摇晃还是让他们感到了一些不同寻常。地震是日本时间下午3点12分发生的，当时秋叶正在静冈的一个会场进行一场商业演讲。
“哦哦，地震了哎。”台下的听众笑着，一边躲到桌子底下。著名的活火山——富士山就在静冈县境内，秋叶心想：这火山300多年喷发一次，上次是1707年，难道是时候到了？
一分钟后，地板还没有停止颤抖，大家的脸色沉重起来，没有人笑了。秋叶的手机上，传来电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日本东北部发生地震。20分钟后，又接到一条：海啸来了。
此时，正在东京芝公园酒店演讲的叶千荣，也收到了短信。叶是东海大学教授，经常在日本各主要电视台，与政府阁僚和各政党领袖进行专访对谈。
25年前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叶千荣，经历了阪神大地震、千叶地震以及无数次小地震。他想不到，自己的演讲将遇到日本史上最大的地震，释放能量相当于12000颗原子弹，是汶川大地震的20多倍。
利用声波比震波快的原理，日本三大移动运营商NTT、KDDI以及软银，都为用户提供了“震灾传言板”免费服务，提前10秒钟，酒店服务员已四处奔走，告知里面所有人赶紧躲到桌子底下，大地震即将来临。
身材高大的叶千荣没能来得及躲到桌子底下，他看着左右摇晃的大楼，心想这次晃动真厉害。
事实上，距离地震震中600多公里远的东京，从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那一刻，已自动开启了应对按钮：3月11日下午，日本自卫队就派遣出救援人员和救灾车辆前往震区救援；12日，出动了5万自卫队队员，以及90架飞机和25艘船只；13日，总数24万人的自卫队已出动所有战斗人员。
不论是秋叶还是叶千荣，两个演讲会场上，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打电话，但听到的几乎都是忙音。忐忑了两个半小时后，秋叶收到短信：公司一切平安。“我自己对地震很习惯，日本人从小就接受地震的防护训练。我担心的是公司里的中国员工。”秋叶说。事后，公司里的两位上海姑娘告诉他，当时确实被“吓哭了”。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如此淡定。地震发生后，秋叶跑到楼下，看到一个欧巴桑（老妇人）面如土色，抱住怀里的狗儿瑟瑟发抖。那只丢魂落魄的大狗竟也像人一样，两只前爪紧紧搭在妇人肩头。
淡定的惊慌
过了两个多小时，叶千荣从酒店走出来。此时的东京街头已拥入了几百万人，穿着大衣、戴着口罩，有的头上还有公司发的头盔，但却没有人走到车道上，公路上停满了汽车，交通完全瘫痪了，却没有一辆车鸣放喇叭。叶千荣觉得，这就像一支参加葬礼的队伍，就像《圣经·出埃及记》里描述的，忧虑、焦急却有序。
等到演讲下午五点钟结束后，秋叶赶到静冈车站，那里围了很多人，新干线和JR都停了，没人出得去。他在第二天中午，才坐上开往东京的新干线。
这座干净得如同电玩场景的城市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落寞。在六本木——以西方人聚集和夜生活闻名的街区，饭馆生意寡淡，往日的喧哗如魔术般突然消失；超市的柜台大片的空位，食物、水和电池被抢购殆尽。
秋叶的办公室是栋新楼，除了开门时有点嘎吱声外，没发现别的损坏。倒是生意上的损失不小。很多客户在东北地区，青森县有个已经谈妥的项目，因为地震被迫取消了。秋叶预估基本损失在2000万日元左右。
这是一家为日本企业提供对话贸易方案的公司，同时教授商务汉语。山本（化名）是日本某著名商社财务总监，震后他仍坚持来这里上课。他说这是他1948年出生以来遇到的最大地震。
与大多数东京市民一样，山本去超市买了12大瓶的水、两袋大米、干电池和收音机，然后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满油。这些更多层面上，是为即将到来的东京区域性停电作准备。
地震过后，因为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很多东京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哪怕是10点上班4点下班，我们还是视作正常上班，工资不会受影响。”山本说。
东京人仍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健身者未因核辐射的威胁停止出行，他们跟往常一样绕着皇宫一圈圈跑步。东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很难发现警察踪影。街上行人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异常。一位外国人说，日本人在太平社会生活得太久，都已经呆得“木掉”了。
倒是外国人情绪紧张得多。地震后的第二天，A-commerce所在大楼里的外国住户都已经撤出日本，飞往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
A-commerce中文教师周冰清，每日在网上跟上海家里人说，“放心，没事”。但一有风吹草动，国内的朋友便把消息发到MSN上，然后问：你还不回来？
3月15日，东京阴云密布，似乎大雨将至。但下午3点，太阳竟从云缝里露出脸来。东京地区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辐射量超过正常标准的消息在风中流传。这一天，周冰清的两个朋友告诉她，已经订好了下周的机票，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新加波。
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周冰清，她终于绷不住了，中午时赶回住处，收拾好衣服，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她的朋友们，都在疯狂地上网搜查飞机航班信息。“买得到的都是30万日币的高价票，但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订下来，不管价钱了。”周冰清恨不得马上回到上海的家中。
秋叶托私人关系，为两位上海姑娘订下3月13日的返程机票。因为接下来几天里，东京飞往上海的机票早已售罄。
“看那些画面我们不会哭”
“我们的第一想法是帮助同伴，然后再考虑自己事情。”秋叶说，“船要沉了，船长当然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准备等日本彻底解除了核辐射威胁后，再把员工接回来。
受访的诸位日本人对政府发布的消息基本持相信态度，山本表示，“从未想过要离开东京”，但“如果政府下令疏散，那就听政府的吧”。
核泄漏到底有多严重？供职于川崎汽船公司的勇太表示，“虽然（政府）不是说谎，但肯定说的不是事实的全部。”
3月25日，勇太将远赴中国开始半年的留学生活。这看起来像是逃离了潜在的核辐射威胁，但他却不觉得自己幸运。“如果自己出去，但不能帮助家人和朋友，那你怎么生活下去呢？”
欧洲的年轻人已经走上街头，游行反对核能的滥用。在勇太的身边，还没有对核能持这样极端反对态度的人，虽然日本经历过原子弹的伤害。“像一些经历过二战的长辈，对原子能武器很抵触，但核能用来发电的话，他们不大反对，日本本来就资源稀缺，核电占到日本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灾区于勇太来说，似乎是个遥远的存在，尽管离他们只有200多公里。勇太虽然觉得受灾的人们很可怜，但并没有“太多的悲悯”。
“我们的感情表达方式跟中国人不一样，”勇太说，“即便是日本女人估计也会跟日本男人差不多，看着那些画面不会哭的。超市里就算没东西，大家也不会打架，大和民族还是个比较乖的民族，从古代就习惯了忍耐。”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每个人总是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所以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这造成当社会面临危机，市民的想法不是先顾自己，而是不给社会添乱，在通往灾区道路不畅时，人们也不想妄自行动，增加军队救援负担。
没经过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有点像惊弓之鸟。3月14日中午，中国留学生周彦璐正在公寓打包箱子，突然接到朋友电话，告之福岛核电站第三反应堆外壳已经爆炸了，赶紧跟他逃命去。被吓坏了的周，赶紧丢下大小包裹奔出房屋。
随后，她听到所在筑波大学广播里的封校消息。虽然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有200多公里，但学校在核电站第二次爆炸后，还是立刻决定遣散所有学生。这所大学拥有约1000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人决定从大阪回国。
周彦璐决定到东京去，即使没有地震发生，她也原定于3月底从东京飞回国。地震后，她常守在电脑旁，查看网上的地震消息。
中国网站的反应速度超过了她的想象，有的消息日本还没有公布，中国网站便已率先报道出来，“小道消息”满天飞。3月13日，她们先是从新浪网看到女川核电站辐射强度超过正常400倍，继而看到另一条新闻说放射量正常，晚上时又有中国媒体报道辐射强度高出正常值700倍。
日本媒体的更新没有那么快，日本人最信任的电视台NHK上，主播依旧态度冷静，不疾不徐地播报新闻，在日本新闻网站上也很少看到模糊不清的消息。除了受灾的东北地区，日本其他地区仍然照常运转。
3月13日星期天，叶千荣接到税务师的电话：“纳税手续都准备好了吗？”此时，他才想起还剩最后两天了就得纳税了。他问税务师：“不因为大地震宽限几天吗？”
得到的答案则是：“不会，东京横滨不是灾区”。
“像过年时一样”
那些健壮的乌鸦在东京的楼宇间盘旋，它们的叫声显得兴奋而贪婪。
3月12日一早，A-commerce社长秋叶良和乘坐的列车从静冈抵达东京站。他认为自己运气不错，因为出站时很轻松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原本20分钟的车程，也只用了一半时间。
这不是他所熟悉的东京：亮出“空车”的Taxi满街逡巡，往常拥挤不堪的路段居然一路畅通，他感觉“空得像过年时一样”。
在前一天的下午，这个岛国的东北部发生了9级强震。尽管日本人早已习惯大地的震颤，但这次猛烈的摇晃还是让他们感到了一些不同寻常。地震是日本时间下午3点12分发生的，当时秋叶正在静冈的一个会场进行一场商业演讲。
“哦哦，地震了哎。”台下的听众笑着，一边躲到桌子底下。著名的活火山——富士山就在静冈县境内，秋叶心想：这火山300多年喷发一次，上次是1707年，难道是时候到了？
一分钟后，地板还没有停止颤抖，大家的脸色沉重起来，没有人笑了。秋叶的手机上，传来电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日本东北部发生地震。20分钟后，又接到一条：海啸来了。
此时，正在东京芝公园酒店演讲的叶千荣，也收到了短信。叶是东海大学教授，经常在日本各主要电视台，与政府阁僚和各政党领袖进行专访对谈。
25年前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叶千荣，经历了阪神大地震、千叶地震以及无数次小地震。他想不到，自己的演讲将遇到日本史上最大的地震，释放能量相当于12000颗原子弹，是汶川大地震的20多倍。
利用声波比震波快的原理，日本三大移动运营商NTT、KDDI以及软银，都为用户提供了“震灾传言板”免费服务，提前10秒钟，酒店服务员已四处奔走，告知里面所有人赶紧躲到桌子底下，大地震即将来临。
身材高大的叶千荣没能来得及躲到桌子底下，他看着左右摇晃的大楼，心想这次晃动真厉害。
事实上，距离地震震中600多公里远的东京，从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那一刻，已自动开启了应对按钮：3月11日下午，日本自卫队就派遣出救援人员和救灾车辆前往震区救援；12日，出动了5万自卫队队员，以及90架飞机和25艘船只；13日，总数24万人的自卫队已出动所有战斗人员。
不论是秋叶还是叶千荣，两个演讲会场上，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打电话，但听到的几乎都是忙音。忐忑了两个半小时后，秋叶收到短信：公司一切平安。“我自己对地震很习惯，日本人从小就接受地震的防护训练。我担心的是公司里的中国员工。”秋叶说。事后，公司里的两位上海姑娘告诉他，当时确实被“吓哭了”。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如此淡定。地震发生后，秋叶跑到楼下，看到一个欧巴桑（老妇人）面如土色，抱住怀里的狗儿瑟瑟发抖。那只丢魂落魄的大狗竟也像人一样，两只前爪紧紧搭在妇人肩头。
淡定的惊慌
过了两个多小时，叶千荣从酒店走出来。此时的东京街头已拥入了几百万人，穿着大衣、戴着口罩，有的头上还有公司发的头盔，但却没有人走到车道上，公路上停满了汽车，交通完全瘫痪了，却没有一辆车鸣放喇叭。叶千荣觉得，这就像一支参加葬礼的队伍，就像《圣经·出埃及记》里描述的，忧虑、焦急却有序。
等到演讲下午五点钟结束后，秋叶赶到静冈车站，那里围了很多人，新干线和JR都停了，没人出得去。他在第二天中午，才坐上开往东京的新干线。
这座干净得如同电玩场景的城市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落寞。在六本木——以西方人聚集和夜生活闻名的街区，饭馆生意寡淡，往日的喧哗如魔术般突然消失；超市的柜台大片的空位，食物、水和电池被抢购殆尽。
秋叶的办公室是栋新楼，除了开门时有点嘎吱声外，没发现别的损坏。倒是生意上的损失不小。很多客户在东北地区，青森县有个已经谈妥的项目，因为地震被迫取消了。秋叶预估基本损失在2000万日元左右。
这是一家为日本企业提供对话贸易方案的公司，同时教授商务汉语。山本（化名）是日本某著名商社财务总监，震后他仍坚持来这里上课。他说这是他1948年出生以来遇到的最大地震。
与大多数东京市民一样，山本去超市买了12大瓶的水、两袋大米、干电池和收音机，然后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满油。这些更多层面上，是为即将到来的东京区域性停电作准备。
地震过后，因为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很多东京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哪怕是10点上班4点下班，我们还是视作正常上班，工资不会受影响。”山本说。
东京人仍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健身者未因核辐射的威胁停止出行，他们跟往常一样绕着皇宫一圈圈跑步。东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很难发现警察踪影。街上行人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异常。一位外国人说，日本人在太平社会生活得太久，都已经呆得“木掉”了。
倒是外国人情绪紧张得多。地震后的第二天，A-commerce所在大楼里的外国住户都已经撤出日本，飞往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
A-commerce中文教师周冰清，每日在网上跟上海家里人说，“放心，没事”。但一有风吹草动，国内的朋友便把消息发到MSN上，然后问：你还不回来？
3月15日，东京阴云密布，似乎大雨将至。但下午3点，太阳竟从云缝里露出脸来。东京地区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辐射量超过正常标准的消息在风中流传。这一天，周冰清的两个朋友告诉她，已经订好了下周的机票，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新加波。
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周冰清，她终于绷不住了，中午时赶回住处，收拾好衣服，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她的朋友们，都在疯狂地上网搜查飞机航班信息。“买得到的都是30万日币的高价票，但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订下来，不管价钱了。”周冰清恨不得马上回到上海的家中。
秋叶托私人关系，为两位上海姑娘订下3月13日的返程机票。因为接下来几天里，东京飞往上海的机票早已售罄。
“看那些画面我们不会哭”
“我们的第一想法是帮助同伴，然后再考虑自己事情。”秋叶说，“船要沉了，船长当然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准备等日本彻底解除了核辐射威胁后，再把员工接回来。
受访的诸位日本人对政府发布的消息基本持相信态度，山本表示，“从未想过要离开东京”，但“如果政府下令疏散，那就听政府的吧”。
核泄漏到底有多严重？供职于川崎汽船公司的勇太表示，“虽然（政府）不是说谎，但肯定说的不是事实的全部。”
3月25日，勇太将远赴中国开始半年的留学生活。这看起来像是逃离了潜在的核辐射威胁，但他却不觉得自己幸运。“如果自己出去，但不能帮助家人和朋友，那你怎么生活下去呢？”
欧洲的年轻人已经走上街头，游行反对核能的滥用。在勇太的身边，还没有对核能持这样极端反对态度的人，虽然日本经历过原子弹的伤害。“像一些经历过二战的长辈，对原子能武器很抵触，但核能用来发电的话，他们不大反对，日本本来就资源稀缺，核电占到日本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灾区于勇太来说，似乎是个遥远的存在，尽管离他们只有200多公里。勇太虽然觉得受灾的人们很可怜，但并没有“太多的悲悯”。
“我们的感情表达方式跟中国人不一样，”勇太说，“即便是日本女人估计也会跟日本男人差不多，看着那些画面不会哭的。超市里就算没东西，大家也不会打架，大和民族还是个比较乖的民族，从古代就习惯了忍耐。”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每个人总是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所以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这造成当社会面临危机，市民的想法不是先顾自己，而是不给社会添乱，在通往灾区道路不畅时，人们也不想妄自行动，增加军队救援负担。
没经过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有点像惊弓之鸟。3月14日中午，中国留学生周彦璐正在公寓打包箱子，突然接到朋友电话，告之福岛核电站第三反应堆外壳已经爆炸了，赶紧跟他逃命去。被吓坏了的周，赶紧丢下大小包裹奔出房屋。
随后，她听到所在筑波大学广播里的封校消息。虽然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有200多公里，但学校在核电站第二次爆炸后，还是立刻决定遣散所有学生。这所大学拥有约1000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人决定从大阪回国。
周彦璐决定到东京去，即使没有地震发生，她也原定于3月底从东京飞回国。地震后，她常守在电脑旁，查看网上的地震消息。
中国网站的反应速度超过了她的想象，有的消息日本还没有公布，中国网站便已率先报道出来，“小道消息”满天飞。3月13日，她们先是从新浪网看到女川核电站辐射强度超过正常400倍，继而看到另一条新闻说放射量正常，晚上时又有中国媒体报道辐射强度高出正常值700倍。
日本媒体的更新没有那么快，日本人最信任的电视台NHK上，主播依旧态度冷静，不疾不徐地播报新闻，在日本新闻网站上也很少看到模糊不清的消息。除了受灾的东北地区，日本其他地区仍然照常运转。
3月13日星期天，叶千荣接到税务师的电话：“纳税手续都准备好了吗？”此时，他才想起还剩最后两天了就得纳税了。他问税务师：“不因为大地震宽限几天吗？”
得到的答案则是：“不会，东京横滨不是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