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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8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数百万人为巴尔·萨克雷送葬，有英国媒体这样评价当天的场面：“18日的孟买不再是印度商业中心。”
86岁的萨克雷去世，消息一出，孟买全城的时间都停止了。没有人下命令，但几乎每个商店的店主都自发地关上了大门，人力车与出租车全部停运，甚至连药店等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商店都关门歇业。18日，成千上万的民众填满了孟买街头，以浩大而拥挤的队列护送萨克雷走完最后一程。印度媒体估计，送葬的哀悼者约有250万。数万警察被派出去维持秩序，甚至总理辛格都出面呼吁孟买民众保持“冷静和清醒”。
萨克雷何许人也？萨克雷，1926年出生在距孟买140公里的浦那，人生的前半段平淡无奇，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崇拜希特勒。和他的偶像经历相似，萨克雷早年是一名漫画家，供职于一家媒体。人生转折点是1966年，这年萨克雷创立湿婆神军党，从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深刻嵌入孟买的历史。
萨克雷被支持者称为“印度教徒心中的国王”。湿婆神军党信仰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们以孟买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居民为敌，多次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但萨克雷本人一直安然无恙，并长期掌控孟买这座印度的“商业首都”，2002年和2008年，他还两度呼吁印度教徒组成敢死队攻击穆斯林。
但萨克雷赢得孟买数百万底层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并不仅仅是靠鼓吹种族主义，更多人是从萨克雷和湿婆神军党手里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其中许多人是（或曾经是）居住在孟买贫民窟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从乡下来到大城市孟买谋生，贫无立锥之地，本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长期缺位，萨克雷和湿婆神军党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和人身安全，他们则回报以忠诚、选票及“同仇敌忾”的暴力。印度“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桑杰·索卡，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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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杰·索卡的故事，来自加拿大作者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一书，这是一部全球性描述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著作。桑杰·索卡20来岁，平常住在孟买北部一家邻近火车站的茶店里，房间仅有4平米，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地板上。每年六月水稻收割季节，他都和其他几十万年轻人一样，搭上吱吱呀呀的火车，回到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一个叫做寇赫瓦迪的小村庄，参加劳动，顺带相亲。
桑杰·索卡的爷爷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避免挨饿，就曾去孟买打工，挣钱在家乡盖了陶瓦房，然后娶了老婆。桑杰·索卡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族中注定要“进城”的人。他从11岁开始就每年抽几个月去孟买打工，直到16岁从学校毕业后，在孟买一家茶叶店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他每月将薪水的四分之三寄回家，供养两个妹妹念书，每年回家一到两次。
寇赫瓦迪还有其他年轻人在孟买工作，在休息日桑杰·索卡会去探访这些老乡。但真正能带给他温暖和安全感的，是茶店隔壁的一栋低调而狭小的建筑——濕婆神军党的地方党部。
这个挂着旗帜和横幅的地方，既是社交俱乐部，又是就业中心，还是福利办公室。如果没钱回老家，桑杰·索卡还可以在这里申请一笔小额贷款买火车票。将来某一天，桑杰·索卡一家要搬到孟买，党部可以帮他在贫民窟找到房子，“同志”们还会和他一起为捍卫家园而战斗。
当然，党的帮助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桑杰·索卡日后发达了，他必须给组织捐款，参加抗议活动。如果党与穆斯林或其他邦的人冲突，他也要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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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神军党声称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它创立时正赶上孟买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以及大片贫民窟的随之涌现。到1965年，孟买已经拥有了三千座以上的贫民窟，贫民窟的居民和街上的游民超过一百万。贫民窟被视为威胁，但在民主体制下，这里也成为“票仓”。20世纪70年代初，湿婆神军党开始进军贫民窟，从乡下移民里招募地方党部领导人，派他们去占领公共用地。这些土地一部分给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地区的移民落脚，一部分则囤起来卖给开发商，给中产阶级建造住房。
当时执政的国大党，由于推行生育控制和贫民窟拆除政策，得罪了孟买贫民窟里的居民。更重要的，国大党几乎只关注乡下的发展，基本不注意城市，遑论肮脏混乱的城市贫民窟。主流政治对贫民窟的漠视，给了湿婆神军党机会。如社会学家帕特尔研究指出：“典型的乡下移民已然断绝了与乡村社群的连接，却尚未融入都市工业文化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仍然需要相当于‘乡村社群’的人际网络……湿婆神军党采取在居民住处组织群众的策略，相当有助于动员这群贫困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男性移民。”
帕特尔说，对于工作不稳定的贫民窟男性移民来说，湿婆神军党代表了家庭，党的地方领袖则成了“父亲”或“大哥哥”。“湿婆神军党给予了他们认同感，在他们‘闲晃’于街角的帕安幸商店之际，为他们安排了各项文化活动。湿婆神军党汲取了他们烦躁不安的精力，也帮他们表达了不受都市承认的愤怒。”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湿婆神军党已经通过掌控贫民窟，进而掌控了孟买。这一时期，湿婆神军党在孟买各地尤其是贫民窟里，设置了两百个地方党部、一千多个办事处，还有各种各样的据点。他们从事的活动纷繁复杂，住宅援助与敲诈勒索并行不悖，一边从事社会工作一边收取保护费，暴力攻击非印度教徒更是常见，这些却都没有影响他们参加竞选。
上世纪90年代，湿婆神军党与印度人民党结盟，开始主流政治游戏。两党在1995年赢得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组成邦政府。在1995年到1999年邦联合政府期间，萨克雷得到了“远程控制器”的绰号，被认为在幕后影响邦政府的决策。标志性的事件是：1995年湿婆神军党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为贯彻其更改殖民制度遗留的历史名称的政策，将孟买的名称由Bombay更名为Mum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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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的穆斯林数百年来与印度教徒和平相处，湿婆神军党为了获得支持，将贫民窟里印度教徒对生活的不满导向对穆斯林邻居的仇恨。1982年的罢工，导致孟买许多大纺织厂倒闭，许多工人失去工作和宿舍，只能迁往贫民窟。恰在此时，湿婆神军党民族主义的宣传论调，填补了人们空虚而焦灼的内心。为了吸引纺织女工，湿婆神军党特意成立了妇女支会阿嘉迪。
社会学家阿特雷伊·森卧底一年，发现了温柔的妇女为何会加入“湿婆神军党凶暴的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原因是这种组织为她们提供了庇护的作用，让她们不至于遭受孟买的都市化、工业化与迁徙活动等现象所造成的‘焦灼效果’……‘阿嘉迪’为贫民窟的妇女提供了融入新的社会与政治网络的机会，让她们在这样的网络中得以消除都市生活中的不安与疏离感。”
20世纪90年代，在孟买站稳脚跟之后，湿婆神军党开始向外扩展势力，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许多村庄设立政党办公室，桑杰·索卡的村庄就有一处，正是湿婆神军促成了他迁居孟买。通过乡村办公室与贫民窟里地方党部的密切联系，湿婆神军党为乡村移民提供一条龙服务，也为自己培养忠诚的支持者。
上百万的乡村移民成就了湿婆神军党的崛起，把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的政党推向印度最大城市的执政地位，并造成整个城市巨大的族群、宗教裂痕。而极端势力有“好运”，是因为在孟买城市化、人口迁徙过程中，印度各级政府漠视了乡村移民的基本生活诉求。道格·桑德斯提醒，“非洲、南美与东亚各国都应当仔细研究”。
2012年11月18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数百万人为巴尔·萨克雷送葬，有英国媒体这样评价当天的场面：“18日的孟买不再是印度商业中心。”
86岁的萨克雷去世，消息一出，孟买全城的时间都停止了。没有人下命令，但几乎每个商店的店主都自发地关上了大门，人力车与出租车全部停运，甚至连药店等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商店都关门歇业。18日，成千上万的民众填满了孟买街头，以浩大而拥挤的队列护送萨克雷走完最后一程。印度媒体估计，送葬的哀悼者约有250万。数万警察被派出去维持秩序，甚至总理辛格都出面呼吁孟买民众保持“冷静和清醒”。
萨克雷何许人也？萨克雷，1926年出生在距孟买140公里的浦那，人生的前半段平淡无奇，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崇拜希特勒。和他的偶像经历相似，萨克雷早年是一名漫画家，供职于一家媒体。人生转折点是1966年，这年萨克雷创立湿婆神军党，从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深刻嵌入孟买的历史。
萨克雷被支持者称为“印度教徒心中的国王”。湿婆神军党信仰印度教民族主义。他们以孟买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居民为敌，多次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但萨克雷本人一直安然无恙，并长期掌控孟买这座印度的“商业首都”，2002年和2008年，他还两度呼吁印度教徒组成敢死队攻击穆斯林。
但萨克雷赢得孟买数百万底层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并不仅仅是靠鼓吹种族主义，更多人是从萨克雷和湿婆神军党手里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其中许多人是（或曾经是）居住在孟买贫民窟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从乡下来到大城市孟买谋生，贫无立锥之地，本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长期缺位，萨克雷和湿婆神军党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和人身安全，他们则回报以忠诚、选票及“同仇敌忾”的暴力。印度“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桑杰·索卡，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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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杰·索卡的故事，来自加拿大作者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一书，这是一部全球性描述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著作。桑杰·索卡20来岁，平常住在孟买北部一家邻近火车站的茶店里，房间仅有4平米，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地板上。每年六月水稻收割季节，他都和其他几十万年轻人一样，搭上吱吱呀呀的火车，回到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一个叫做寇赫瓦迪的小村庄，参加劳动，顺带相亲。
桑杰·索卡的爷爷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避免挨饿，就曾去孟买打工，挣钱在家乡盖了陶瓦房，然后娶了老婆。桑杰·索卡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族中注定要“进城”的人。他从11岁开始就每年抽几个月去孟买打工，直到16岁从学校毕业后，在孟买一家茶叶店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他每月将薪水的四分之三寄回家，供养两个妹妹念书，每年回家一到两次。
寇赫瓦迪还有其他年轻人在孟买工作，在休息日桑杰·索卡会去探访这些老乡。但真正能带给他温暖和安全感的，是茶店隔壁的一栋低调而狭小的建筑——濕婆神军党的地方党部。
这个挂着旗帜和横幅的地方，既是社交俱乐部，又是就业中心，还是福利办公室。如果没钱回老家，桑杰·索卡还可以在这里申请一笔小额贷款买火车票。将来某一天，桑杰·索卡一家要搬到孟买，党部可以帮他在贫民窟找到房子，“同志”们还会和他一起为捍卫家园而战斗。
当然，党的帮助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桑杰·索卡日后发达了，他必须给组织捐款，参加抗议活动。如果党与穆斯林或其他邦的人冲突，他也要拿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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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神军党声称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它创立时正赶上孟买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以及大片贫民窟的随之涌现。到1965年，孟买已经拥有了三千座以上的贫民窟，贫民窟的居民和街上的游民超过一百万。贫民窟被视为威胁，但在民主体制下，这里也成为“票仓”。20世纪70年代初，湿婆神军党开始进军贫民窟，从乡下移民里招募地方党部领导人，派他们去占领公共用地。这些土地一部分给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地区的移民落脚，一部分则囤起来卖给开发商，给中产阶级建造住房。
当时执政的国大党，由于推行生育控制和贫民窟拆除政策，得罪了孟买贫民窟里的居民。更重要的，国大党几乎只关注乡下的发展，基本不注意城市，遑论肮脏混乱的城市贫民窟。主流政治对贫民窟的漠视，给了湿婆神军党机会。如社会学家帕特尔研究指出：“典型的乡下移民已然断绝了与乡村社群的连接，却尚未融入都市工业文化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仍然需要相当于‘乡村社群’的人际网络……湿婆神军党采取在居民住处组织群众的策略，相当有助于动员这群贫困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男性移民。”
帕特尔说，对于工作不稳定的贫民窟男性移民来说，湿婆神军党代表了家庭，党的地方领袖则成了“父亲”或“大哥哥”。“湿婆神军党给予了他们认同感，在他们‘闲晃’于街角的帕安幸商店之际，为他们安排了各项文化活动。湿婆神军党汲取了他们烦躁不安的精力，也帮他们表达了不受都市承认的愤怒。”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湿婆神军党已经通过掌控贫民窟，进而掌控了孟买。这一时期，湿婆神军党在孟买各地尤其是贫民窟里，设置了两百个地方党部、一千多个办事处，还有各种各样的据点。他们从事的活动纷繁复杂，住宅援助与敲诈勒索并行不悖，一边从事社会工作一边收取保护费，暴力攻击非印度教徒更是常见，这些却都没有影响他们参加竞选。
上世纪90年代，湿婆神军党与印度人民党结盟，开始主流政治游戏。两党在1995年赢得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组成邦政府。在1995年到1999年邦联合政府期间，萨克雷得到了“远程控制器”的绰号，被认为在幕后影响邦政府的决策。标志性的事件是：1995年湿婆神军党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为贯彻其更改殖民制度遗留的历史名称的政策，将孟买的名称由Bombay更名为Mum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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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的穆斯林数百年来与印度教徒和平相处，湿婆神军党为了获得支持，将贫民窟里印度教徒对生活的不满导向对穆斯林邻居的仇恨。1982年的罢工，导致孟买许多大纺织厂倒闭，许多工人失去工作和宿舍，只能迁往贫民窟。恰在此时，湿婆神军党民族主义的宣传论调，填补了人们空虚而焦灼的内心。为了吸引纺织女工，湿婆神军党特意成立了妇女支会阿嘉迪。
社会学家阿特雷伊·森卧底一年，发现了温柔的妇女为何会加入“湿婆神军党凶暴的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原因是这种组织为她们提供了庇护的作用，让她们不至于遭受孟买的都市化、工业化与迁徙活动等现象所造成的‘焦灼效果’……‘阿嘉迪’为贫民窟的妇女提供了融入新的社会与政治网络的机会，让她们在这样的网络中得以消除都市生活中的不安与疏离感。”
20世纪90年代，在孟买站稳脚跟之后，湿婆神军党开始向外扩展势力，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许多村庄设立政党办公室，桑杰·索卡的村庄就有一处，正是湿婆神军促成了他迁居孟买。通过乡村办公室与贫民窟里地方党部的密切联系，湿婆神军党为乡村移民提供一条龙服务，也为自己培养忠诚的支持者。
上百万的乡村移民成就了湿婆神军党的崛起，把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的政党推向印度最大城市的执政地位，并造成整个城市巨大的族群、宗教裂痕。而极端势力有“好运”，是因为在孟买城市化、人口迁徙过程中，印度各级政府漠视了乡村移民的基本生活诉求。道格·桑德斯提醒，“非洲、南美与东亚各国都应当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