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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因为与孙中山的婚姻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国母”，及至成为中国史海中一个扬名千古的传奇女性。孙、宋结合，无论对孙中山或是对宋庆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孙中山来讲，宋庆龄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助手、继承者。而对于宋庆龄来说，孙中山是丈夫，还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也是她的革命导师。在她的意念中，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
与孙中山的10年婚姻里，宋庆龄大多数时候过着动荡惊险的家庭生活，这段非凡婚姻也决定了她必将不平凡地走过一生。作为“宋氏王朝”及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作为一个一生都秉持正义、追求真理的革命战士，宋庆龄绝不仅仅因为孙中山而永远为人们怀念，她的传奇人生自然也难以复制。
“我不是神，我是人。”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是在她幼年的某个时期。孙中山早年去上海时常会住到宋家，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驱是宋家的家庭密友。在宋家孩子眼中——留着小胡子的“孙叔叔”和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年纪相仿，内心一样充满激情，同样爱孩子。孙中山抱过年幼时的宋庆龄，并曾亲吻她的小脸颊。宋庆龄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孙中山曾是宋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饶有风趣而富有寓意的故事。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革命志向，有时难免向家人透露有关孙中山的点滴信息。从父亲谈及孙中山的三言两语中，宋庆龄逐渐了解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事业正是为了推翻专制腐朽的清王朝。因此，小时候的宋庆龄就对中山非常仰慕，把他看作救国民出水火的英雄。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流亡的革命党人意志消沉，离开了革命；留在国内的部分革命党人甚至投靠袁世凯卖身求荣，成为镇压昔日革命同志的帮凶。尽管困难重重，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仍积极工作，筹划以反袁为目标的“三次革命”，开展讨袁的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这种情势之下，宋庆龄向孙中山表达了愿意献身革命，帮助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
1914年9月开始，因为宋蔼龄要同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开始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十分能干，她承担了孙中山的日常事务——帮助他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还有他的秘密通信。宋庆龄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外文根底深厚，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大大减轻了孙中山的日常工作量。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宋庆龄还学会了进行地下政治活动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在保持自己开朗、坦率的本性同时，机警、严谨成为宋庆龄性格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工作时间以外，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也融洽愉快。据孙宋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夫妇的养女梅子回忆：有一次，宋庆龄随孙中山来访与梅屋夫妇和女儿聊天，他们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英文，有时还说几句日语，关系十分融洽。晚餐后，大家聚集在客厅，开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宋庆龄和梅子先后表演了钢琴独奏，梅屋夫人演奏小提琴，宋庆龄还唱了一首歌，她的嗓音很好，歌声优美，非常动人。
在宋庆龄看来，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也象征着她所希望的中国之未来。1914年11月，宋庆龄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两个志同道合、互相倾慕的异性，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很容易产生别样的情愫。何况，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宋庆龄又是绝世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的感情逐渐成熟起来。
孙宋的爱情刚刚浮出水面便遭遇重重阻挠。大多数党员对孙中山决定与宋庆龄缔结婚姻表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伙伴胡汉民曾劝他“悬崖勒马”。面对种种反对言辞，革命者孙中山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不是神，我是人。”
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孙中山已有原配夫人卢慕贞，不能停妻再娶。但是，由于孙、卢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旧式婚姻，再加上长年聚少离多，又兼理想、知识、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两个人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善良大义的卢慕贞于1915年6月亲自来到日本，与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
更大的阻力来自宋庆龄的家庭，她和孙中山的恋爱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可是，宋庆龄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烈的爱情火焰，它不会那么轻易熄灭。1915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宋庆龄通过一个一向关爱她的女佣的帮助，从窗户里跳出，连夜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神户。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时年49岁，宋庆龄时年22岁。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用日文起草，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庆龄坚决地抛弃上海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以风华正茂的如花妙龄嫁给年纪比自己大过两倍、结过婚，并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对不是一时冲动，她和孙中山的纯真爱情建立在牢固的共同革命信念、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
“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
尽管处于动荡不定的革命形势之下，但宋庆龄与孙中山认为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她婚后不久给美国同学安德逊的一封信中说：“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而孙中山在1918年10月17日致他的英国老师詹姆斯·康德黎函中则说：“从你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为了归国亲自主持讨袁事宜，孙中山与宋庆龄于1916年4月27日离开日本，5月1日秘密回到上海。在莫里哀路寓所，有了宋庆龄的大力协助，孙中山静心埋首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完成了《建国方略》这一部巨著，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典范。 那时，他们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每天晚上，孙中山紧张写作之闲隙，他们一起读书、看报和聊天。偶尔，宋庆龄在家里放一部电影，调剂生活。白天，孙中山偶尔忙中抽闲会和宋庆龄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草地上打门球，他们边打球边说着玩笑话。有时，孙中山随意挥槌将球打到草地边上，宋庆龄便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有时，她就对旁边看球的人大声喊：“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
1920年11月，粤军军阀许崇智邀请孙中山到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一向倚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并突然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住所粤秀楼。总统府遭到炮轰之前，孙中山接到电话，知道陈炯明即将来犯，他马上叫醒尚在睡梦之中的宋庆龄。宋庆龄考虑自己留下不致有何危险，如果跟随同行会引人注意，反而会加大孙中山逃脱的难度。她恳求丈夫快点离开，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一句令后世广为流传的话：“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
宋庆龄为保卫孙中山、挽救革命而不顾个人性命安危，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以前，一些国民党中的保守派因为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故意称宋庆龄为“宋小姐”。现在，他们纷纷改口，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宋庆龄经常和孙中山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为此以前也曾有人非议，但此后再没这种声音。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再度离沪赴穗。此次返穗，孙中山在广州组成了自1917年以来在穗的第3个政府，被推举为陆海空大元帅。这段时间以来，在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时常鼓励与帮助下，更兼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顺利进行。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出台背后，宋庆龄的大力襄助功不可没。首先，作为孙中山的外文机要秘书，宋庆龄直接处理孙中山与外国的函电来往。特别是苏俄的函电和文件，她更加细致以对。她还参加了孙中山与马林、李大钊、越飞等一系列的重要会谈，参与谋议。并且，她和孙中山一起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英文著作，并把其中许多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供孙中山决策时以作参考。
更重要的是，在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创建革命军队和在支持工农运动等重大决策制定过程中，孙中山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宋庆龄始终追随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鼓励、推动、慰藉更起到了别人所难以起到的作用。虽然当时宋庆龄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从她后来坚定明确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看来，她一开始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
事实上，宋庆龄称得上是世界上首位履行政治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她不仅早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伊莉诺·罗斯福成为“第一夫人”，而且她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在曾出席过的那些重要集会中，宋庆龄几乎是其中惟一的女性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女性还受着封建礼教的多重束缚，鲜有女子能迈出家门在公众场合露面，更遑论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宋庆龄的那些活动在当时的社会里显得非常前卫。作为一个文弱女子，担着“第一夫人”的重责，宋庆龄的行动对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起了很大作用，她也得到人们普遍的敬重。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为谋求祖国统一，冯玉祥等几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也先后假意表示欢迎孙中山来北京，企图利用孙中山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缓和正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同时也想软化和收买孙中山，瓦解革命阵营。
孙中山决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犯难北上。宋庆龄对于孙中山北上一事却有她自己的担忧——北方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再者孙中山体力日衰，近来又身体欠佳，肝部常痛，北上路途遥远，恐怕加重病情。
孙中山北上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他在途中所经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完全因为他治国救民的革命立场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然而，经过一路颠簸，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更加严重。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眼球出现黄晕，德国医生克礼诊断为肝脏之脓渐侵入他部，便与中、美、德各医共议手术方案。经过手术割治后确认无治：肝癌。
面对狰狞的病魔，宋庆龄心急如焚，可孙中山仍不失伟大人物本色，他顽强地与之博斗，还安慰妻子：“过去我不完全依靠医生，所靠的是我自身之勇气。我今相信自己的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在接受镭锭放射治疗仍无实效后，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搬进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
孙中山病危，宋庆龄既在病床前精心侍候，又接待各方重要来客，处理必要的公务，没有一时空闲。尽管如此，她仍挤出时间亲自函复各界群众的慰问函电。如此日夜煎熬，宋庆龄明显地消瘦下来。
24日，孙中山的病情进入危险阶段，医生提示可能已到最后时间。众人请孙中山立下遗嘱。为避免刺激宋庆龄，请她暂离病房。
在病床上，孙中山口授，汪精卫记录，并综合孙中山以前曾口授的内容及其著作，汪精卫在孙中山病床前拟就政治遗嘱——这就是日后被人们长久传诵的《总理遗嘱》。接着汪精卫又草拟了一张家事遗嘱，大家本想请孙中山立即在遗嘱上签字，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外面哭声哀绝，便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好活的。”同一日，孙中山以英文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了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聪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致苏联遗书》。
3月11日，孙中山已处于濒危状态。也许是意识到决别时候马上要到，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病床前，作最后告别，并特别嘱咐要“善待孙夫人”。在何香凝进入病房时，孙中山表示将宋庆龄托付给她，希望在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便舌头变硬，半天说不出来话。
何香凝察觉孙中山此时情形凶险，担心再不签字就来不及了。宋子文与何香凝一起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忍痛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但不愿阻止，还要帮助你们了。”于是汪精卫召集大家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边，呈上遗嘱，孙科递上钢笔，泪流满面的宋庆龄用手托着孙中山的手腕让其在两份遗嘱及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享年59岁。在弥留之际，孙中山最后断断续续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直到最后一息，伟人孙中山想到的依然是国家的命运。
3月15日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施行防腐手术完毕入殓时，宋庆龄在遗体边号啕大哭，悲痛无以复加。在近1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唱妇随从事革命工作，牵手走过政治风浪，也拥有温馨的共同记忆。以前，孙中山曾特意赠与宋庆龄一副对联“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现在，斯人永去，音容笑貌已留在往昔永不复见，宋庆龄失去了至爱的丈夫、导师。
自从孙中山病倒至病逝的数月间，宋庆龄昼夜不分在病床前侍奉丈夫，极度劳累，精神上又极度悲伤，孙中山出殡之后，她也病倒了。4月10日，宋庆龄抱病到南京，亲自到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次日，她又出席了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此后一段时间，宋庆龄曾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孙中山逝世，给宋庆龄带来沉重打击和压力，身体状态也因而欠佳。但是，国内政坛风云变幻，宋庆龄不能置身事外，纪念孙中山的最好方式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她勇敢地踏上了没有孙中山指引的革命征程……
与孙中山的10年婚姻里，宋庆龄大多数时候过着动荡惊险的家庭生活，这段非凡婚姻也决定了她必将不平凡地走过一生。作为“宋氏王朝”及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作为一个一生都秉持正义、追求真理的革命战士，宋庆龄绝不仅仅因为孙中山而永远为人们怀念，她的传奇人生自然也难以复制。
“我不是神，我是人。”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是在她幼年的某个时期。孙中山早年去上海时常会住到宋家，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驱是宋家的家庭密友。在宋家孩子眼中——留着小胡子的“孙叔叔”和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年纪相仿，内心一样充满激情，同样爱孩子。孙中山抱过年幼时的宋庆龄，并曾亲吻她的小脸颊。宋庆龄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孙中山曾是宋家的常客，他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饶有风趣而富有寓意的故事。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非常钦佩孙中山的革命志向，有时难免向家人透露有关孙中山的点滴信息。从父亲谈及孙中山的三言两语中，宋庆龄逐渐了解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事业正是为了推翻专制腐朽的清王朝。因此，小时候的宋庆龄就对中山非常仰慕，把他看作救国民出水火的英雄。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流亡的革命党人意志消沉，离开了革命；留在国内的部分革命党人甚至投靠袁世凯卖身求荣，成为镇压昔日革命同志的帮凶。尽管困难重重，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仍积极工作，筹划以反袁为目标的“三次革命”，开展讨袁的护国运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这种情势之下，宋庆龄向孙中山表达了愿意献身革命，帮助他从事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
1914年9月开始，因为宋蔼龄要同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开始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十分能干，她承担了孙中山的日常事务——帮助他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还有他的秘密通信。宋庆龄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外文根底深厚，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大大减轻了孙中山的日常工作量。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宋庆龄还学会了进行地下政治活动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在保持自己开朗、坦率的本性同时，机警、严谨成为宋庆龄性格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工作时间以外，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一起相处的时光也融洽愉快。据孙宋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夫妇的养女梅子回忆：有一次，宋庆龄随孙中山来访与梅屋夫妇和女儿聊天，他们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英文，有时还说几句日语，关系十分融洽。晚餐后，大家聚集在客厅，开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宋庆龄和梅子先后表演了钢琴独奏，梅屋夫人演奏小提琴，宋庆龄还唱了一首歌，她的嗓音很好，歌声优美，非常动人。
在宋庆龄看来，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也象征着她所希望的中国之未来。1914年11月，宋庆龄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信道：“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她接着写道：“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两个志同道合、互相倾慕的异性，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很容易产生别样的情愫。何况，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宋庆龄又是绝世佳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的感情逐渐成熟起来。
孙宋的爱情刚刚浮出水面便遭遇重重阻挠。大多数党员对孙中山决定与宋庆龄缔结婚姻表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伙伴胡汉民曾劝他“悬崖勒马”。面对种种反对言辞，革命者孙中山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不是神，我是人。”
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孙中山已有原配夫人卢慕贞，不能停妻再娶。但是，由于孙、卢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旧式婚姻，再加上长年聚少离多，又兼理想、知识、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两个人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善良大义的卢慕贞于1915年6月亲自来到日本，与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
更大的阻力来自宋庆龄的家庭，她和孙中山的恋爱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可是，宋庆龄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烈的爱情火焰，它不会那么轻易熄灭。1915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宋庆龄通过一个一向关爱她的女佣的帮助，从窗户里跳出，连夜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神户。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孙中山时年49岁，宋庆龄时年22岁。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誓约书用日文起草，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庆龄坚决地抛弃上海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以风华正茂的如花妙龄嫁给年纪比自己大过两倍、结过婚，并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对不是一时冲动，她和孙中山的纯真爱情建立在牢固的共同革命信念、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
“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
尽管处于动荡不定的革命形势之下，但宋庆龄与孙中山认为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她婚后不久给美国同学安德逊的一封信中说：“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而孙中山在1918年10月17日致他的英国老师詹姆斯·康德黎函中则说：“从你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为了归国亲自主持讨袁事宜，孙中山与宋庆龄于1916年4月27日离开日本，5月1日秘密回到上海。在莫里哀路寓所，有了宋庆龄的大力协助，孙中山静心埋首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完成了《建国方略》这一部巨著，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典范。 那时，他们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每天晚上，孙中山紧张写作之闲隙，他们一起读书、看报和聊天。偶尔，宋庆龄在家里放一部电影，调剂生活。白天，孙中山偶尔忙中抽闲会和宋庆龄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草地上打门球，他们边打球边说着玩笑话。有时，孙中山随意挥槌将球打到草地边上，宋庆龄便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有时，她就对旁边看球的人大声喊：“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
1920年11月，粤军军阀许崇智邀请孙中山到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一向倚重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并突然围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住所粤秀楼。总统府遭到炮轰之前，孙中山接到电话，知道陈炯明即将来犯，他马上叫醒尚在睡梦之中的宋庆龄。宋庆龄考虑自己留下不致有何危险，如果跟随同行会引人注意，反而会加大孙中山逃脱的难度。她恳求丈夫快点离开，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一句令后世广为流传的话：“中国可以没有我，而不可以没有你！”
宋庆龄为保卫孙中山、挽救革命而不顾个人性命安危，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以前，一些国民党中的保守派因为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故意称宋庆龄为“宋小姐”。现在，他们纷纷改口，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宋庆龄经常和孙中山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为此以前也曾有人非议，但此后再没这种声音。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再度离沪赴穗。此次返穗，孙中山在广州组成了自1917年以来在穗的第3个政府，被推举为陆海空大元帅。这段时间以来，在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时常鼓励与帮助下，更兼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顺利进行。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出台背后，宋庆龄的大力襄助功不可没。首先，作为孙中山的外文机要秘书，宋庆龄直接处理孙中山与外国的函电来往。特别是苏俄的函电和文件，她更加细致以对。她还参加了孙中山与马林、李大钊、越飞等一系列的重要会谈，参与谋议。并且，她和孙中山一起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英文著作，并把其中许多重要的部分摘录下来，供孙中山决策时以作参考。
更重要的是，在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创建革命军队和在支持工农运动等重大决策制定过程中，孙中山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宋庆龄始终追随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鼓励、推动、慰藉更起到了别人所难以起到的作用。虽然当时宋庆龄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从她后来坚定明确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看来，她一开始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
事实上，宋庆龄称得上是世界上首位履行政治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她不仅早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伊莉诺·罗斯福成为“第一夫人”，而且她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在曾出席过的那些重要集会中，宋庆龄几乎是其中惟一的女性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女性还受着封建礼教的多重束缚，鲜有女子能迈出家门在公众场合露面，更遑论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因此，宋庆龄的那些活动在当时的社会里显得非常前卫。作为一个文弱女子，担着“第一夫人”的重责，宋庆龄的行动对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起了很大作用，她也得到人们普遍的敬重。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为谋求祖国统一，冯玉祥等几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也先后假意表示欢迎孙中山来北京，企图利用孙中山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缓和正在各地蓬勃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同时也想软化和收买孙中山，瓦解革命阵营。
孙中山决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犯难北上。宋庆龄对于孙中山北上一事却有她自己的担忧——北方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再者孙中山体力日衰，近来又身体欠佳，肝部常痛，北上路途遥远，恐怕加重病情。
孙中山北上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他在途中所经之处无不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完全因为他治国救民的革命立场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然而，经过一路颠簸，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更加严重。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眼球出现黄晕，德国医生克礼诊断为肝脏之脓渐侵入他部，便与中、美、德各医共议手术方案。经过手术割治后确认无治：肝癌。
面对狰狞的病魔，宋庆龄心急如焚，可孙中山仍不失伟大人物本色，他顽强地与之博斗，还安慰妻子：“过去我不完全依靠医生，所靠的是我自身之勇气。我今相信自己的勇气必终战胜此病，决无危险。”在接受镭锭放射治疗仍无实效后，孙中山离开协和医院，搬进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
孙中山病危，宋庆龄既在病床前精心侍候，又接待各方重要来客，处理必要的公务，没有一时空闲。尽管如此，她仍挤出时间亲自函复各界群众的慰问函电。如此日夜煎熬，宋庆龄明显地消瘦下来。
24日，孙中山的病情进入危险阶段，医生提示可能已到最后时间。众人请孙中山立下遗嘱。为避免刺激宋庆龄，请她暂离病房。
在病床上，孙中山口授，汪精卫记录，并综合孙中山以前曾口授的内容及其著作，汪精卫在孙中山病床前拟就政治遗嘱——这就是日后被人们长久传诵的《总理遗嘱》。接着汪精卫又草拟了一张家事遗嘱，大家本想请孙中山立即在遗嘱上签字，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外面哭声哀绝，便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好活的。”同一日，孙中山以英文口授，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了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聪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致苏联遗书》。
3月11日，孙中山已处于濒危状态。也许是意识到决别时候马上要到，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病床前，作最后告别，并特别嘱咐要“善待孙夫人”。在何香凝进入病房时，孙中山表示将宋庆龄托付给她，希望在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便舌头变硬，半天说不出来话。
何香凝察觉孙中山此时情形凶险，担心再不签字就来不及了。宋子文与何香凝一起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忍痛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但不愿阻止，还要帮助你们了。”于是汪精卫召集大家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边，呈上遗嘱，孙科递上钢笔，泪流满面的宋庆龄用手托着孙中山的手腕让其在两份遗嘱及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享年59岁。在弥留之际，孙中山最后断断续续地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直到最后一息，伟人孙中山想到的依然是国家的命运。
3月15日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施行防腐手术完毕入殓时，宋庆龄在遗体边号啕大哭，悲痛无以复加。在近1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唱妇随从事革命工作，牵手走过政治风浪，也拥有温馨的共同记忆。以前，孙中山曾特意赠与宋庆龄一副对联“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现在，斯人永去，音容笑貌已留在往昔永不复见，宋庆龄失去了至爱的丈夫、导师。
自从孙中山病倒至病逝的数月间，宋庆龄昼夜不分在病床前侍奉丈夫，极度劳累，精神上又极度悲伤，孙中山出殡之后，她也病倒了。4月10日，宋庆龄抱病到南京，亲自到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次日，她又出席了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大会。此后一段时间，宋庆龄曾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孙中山逝世，给宋庆龄带来沉重打击和压力，身体状态也因而欠佳。但是，国内政坛风云变幻，宋庆龄不能置身事外，纪念孙中山的最好方式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她勇敢地踏上了没有孙中山指引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