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韩国自由派仍将1980年光州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哀悼为民主烈士，但有些保守人士认为，时任军政府领袖全斗焕将起义视为朝鲜阴谋自有其道理。目前，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在推动立法，以“歪曲历史”的罪名对上述观点实施禁令。
　　韩国此类立法的支持者指出，若干欧洲国家也制定了法律，禁止否認屠杀犹太人。反对者则视该法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并提出不应允许政府来判断历史辩论中的对与错。
　　当然存在历史事实：奥斯维辛曾真实存在，原子弹被掷下，光州学生的丧生。当然，也有很多对这些历史的解释是开放的。错误的论点和谬误必须用更好的论点和更准确的论点来反驳。无论如何，这都是言论自由的理想状况。在现实中，法律和社会约束无处不在。在欧盟，以种族、信仰或性取向煽动仇恨和歧视被视为非法。尽管美国宪法限制较少，但仍禁止指挥和煽动“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言论。同样，美国法院不将言论自由保护适用于儿童色情或诽谤。
　　我信仰言论自由，并不热衷于反对否认大屠杀和其他可恶意见的各项法律。但这种立场必须经受考验，因为一些最有害的观点显然有可能传播开来。许多人认为，“二战”后允许纳粹思想在德国传播可能会立即威胁到德国脆弱的自由民主制度。这种担心绝对是合理的。禁止这样的宣传在当时是有道理的。
　　反对取缔狂热理论的一个常见论点曾认为，这些理论是边缘的，因此相对无害。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之前，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治·索罗斯经营着一个嗜食同类的恋童癖全球网络的想法，仅限于极端分子。但现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包括美国多达50%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邪教是不允许争论的，让信徒面对事实是没有意义的。
　　一些欧洲国家和欧盟正在制定法律来规范互联网平台。但要求政府或社交媒体平台审查非理性和有害理念，却不大可能取得效果。真正的信徒只会更加坚定信仰，认为自己正受到邪恶势力的围攻。
　　即使审查制度可以遏制邪恶的思想，这样做是否恰当？著名的斯科基案仍然值得引用。1977年，美国国家社会党想在芝加哥郊区举行示威，那里住着许多犹太人，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在当地居民的投诉下，市政官员试图阻止这场游行。纳粹声称其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包括挥舞万字旗。这项权利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捍卫。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维护了言论自由。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们提出的论点很简单：如果你允许国家禁止你反对的观点，你就会让国家更容易禁止你赞同的观点。这些律师中有一些本身就是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对纳粹有任何同情。保护纳粹分子的示威权被视为保护他人信仰不同观点权利的一种方式。即使在数字时代，这个论点依然成立。
　　但即便是在比大多数国家更为宽容的美国，这一原则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煽动迫在眉睫的暴力绝不允许。唐纳德·特朗普在1月6日的演讲中敦促暴徒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无疑几乎越过了这一界限。这清楚地表明语言是非常危险的。互联网媒体提高了风险;“战争性言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快更广。这需要高度警惕，保护我们表达自己的自由，同时遵守社会和法律的界限，防止言论变成实际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