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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既给阶层固化提供了空间，也给政府和全社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时间。
这个时代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前方并不是一片迷雾。站在2010年的终点上往后回眸，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严重。
媒体措词谨慎地频频预警：这样下去，中国将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阶层同化和“二代世袭”在一片批评声中依然故我。整个社会在拜金和赚钱的吆喝声中，看上去相对还显得平静。
世袭运动的突进
12月5日，“国考”开始。报考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超过140万大关。竞争最激烈的同家能源局职位竞争比例达到了4961：1，远远超过了2010年“国考”最大竞争比例4224：1和2009年最大竞争比例4723：1。
这一神奇现象再次说明，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特权地位，使其拥有了莫大的诱惑力，谁都想挤进去分沾它的阳光雨露。
但在权力把很多人席卷而去，某些权力阶层也加紧进行“代际传递”的运动中，发生在福建屏南县的一件事情，其堕落的程度和性质，绝对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2010年10月下旬，屏南县财政局招聘，在该县人事局《关于县收费票据管理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里，赫然有这样的条件限定：“招聘名额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结果，只有一个叫陈晨的女青年报名应聘。她“经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和体检”，于11月初被聘用。
这一“雷人”招聘被网友置诸网络，迅速引发围观和议论，指控该职位的这个条件限定，就是为某官员女儿量身定做的。随即，媒体对此事进行聚焦，确证被聘用的女青年乃是原屏南县主要领导陈某之女。在舆情汹涌中，当事人进行了“危机公关”——陈某表示道歉，人事局官员一问三不知，而财政局长表示辞职。
毫无疑问，和我们已经熟悉了的那种“官二代”世袭公务员职位的模式相比，屏南现象很不一样，无论在世袭设计还是在心理特征上，都最得相当另类。
尽管或许在某些权力者那儿，子女应像继承私有财产一样地世袭公务员职位这一公共资源已经形成共识，但毕竟，一方面忌惮于被惩治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对付社会监督，“官二代”在竞争公务员职位和其它公共资源时，并没有撕开“竞争”这一帷幕。某些权力阶层子弟同然具有分配的优先权，但这一优先权并不是通过公开授予，而是通过加分等不公平但却看起来“合法”的手段，以及幕后操作来兑现。
但屏南现象则在世袭运动中突进，把这一优先权升级成垄断权。它不耐烦于任何平民子女来作为陪衬，干脆一步到位地使公共资源的分配在制度上专门为某一个权力者的子女而设计。
认为在“网络问政”，以及“媒治”具有一定魅惑色彩的时代，屏南现象显得较为愚蠢，居然意识不到要把戏演得像一些，可能只流于表象。事实上，它在招聘条件中的毫无技术含量，集中地折射了某些权力阶层进行“代际传递”中的一种焦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年来某些权力、资本、知识阶层的“精英联盟”正不断地尝到他们所建构的、在机会和资源上对于弱势群体的排斥体制的甜头，他们具有加剧这一排斥体制的先验渴望。但另一方面，这一排斥体制正日益遭到整个社會的质疑和怨恨，不安全感笼罩着他们。情况越是如此，他们就越有“末日心态”——而封闭阶层结构、早日进行阶层的“代际传递”正是他们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的灵丹妙药。假如一种东西抓在手里，非常害怕自己哪一天突然失去，那么，一个人就会选择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它。
身份社会在逻辑上自毁
屏南现象强化了这一常识：公共资源进行封闭性的“代际传递”，机会和资源的分配被人为地设置了身份壁垒，只有平民阶层中的极少数优秀人物才能逾越。
但假如社会就是一场竞逐机会和资源的游戏，那么，就必须让人愿赌服输。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逻辑来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否认人生而平等，那么，就有道德义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平民子弟在“官二代”、“富二代”面前，被限制了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为什么要认为这场游戏可以忍受?
在市场经济下，一个平民子女如果在向上流动中失败，理论上还是会感觉到自己有成功的那一天；并且，自己的失败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怪不了别人。
人们仍然记得，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总理的话逻辑地蕴涵着：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中，构筑身份壁垒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通过人们心理上合理性的检验。
一种由权力和资本制订或影响，并让它们做庄的游戏规则，毫无疑问只能让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输掉。“官二代”、“富二代”在“拼爹游戏”中轻易就把“穷二代”给推到一边，所产生的只能是后者的心理挫折和怨恨。
社会冲突的迟滞效应
假如一个农家子弟为了改变命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后仍然陷于社会底层，而且向上流动的机会是那么渺茫，那么，肯定是很难情绪稳定的。
利益受损者会带着羡慕和敌视相交织的眼光看着既得利益者，这一点无需回避。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
很显然，贫富差距既给阶层固化提供了空间，也给政府和全社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时间。
作为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下的症状，在存在很大风险的时候，社会冲突不会表现为阶层的直接对抗，而是以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网络声讨或谩骂等“症候群”的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利益受损者并不必然马上要表现为与既得利益者的直接对立冲突，他们其实可以有其它的“表达方式”。至少有两种可能类型：对作为挫折源的个人或群体直接表示敌意；可以提供满足感的释放紧张状态的活动本身，并不需要对象或替代对象。
制造和解决问题的悖论
尽管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认为阶层固化已经失去了刹车装置，但毫无疑问，由于社会冲突的迟滞效应，中国仍有机会通过制度性和政策性努力，阻遏社会撕裂的进程，破解排斥性体制的逻辑，熄灭那些在地底下运行的烈火。
2010年10月18日，“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执政党的中央全会上获得通过。其中一个亮点，就是确认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一严峻事实，强调要“注重公平”，“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但难度是不容回避的。整个社会分配不公已存在多年，在2010年“两会”期间也呼声剧烈，此后媒体还一直保持深度追问，但到现在为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没有正式出台。
出现这种现象，倒不全是因为制度和政策必然和社会问题有一个时间差，因为制度和政策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必须谨慎制订。
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王鹏，在甘肃兰州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警方的理由是，该男子涉嫌“诽谤罪”，被指“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事件极具象征性。它一方面说明，世袭运动已遭到强烈抵制。据新华社消息，12月2日零时许，宁夏吴忠市市委、市政府通报，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跨省刑事拘留王鹏，是一起错案，立即解除对王鹏的刑事拘留，并处理有关责任人，吴忠市公安局副局长、利通区分局局长何泽祥被免职。另一方面，它最示某些权力阶层对于任何敢于阻挠这一世袭运动的人，都具有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击的“意志”和能耐。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它表明有些地方的基层权力者，对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理念，已敢公然挑衅。
要让公平正义的光辉照耀中国，恐怕必须拿出非凡的勇气。只有深化改革，从而破除由权力主导的排斥性安排，打蛇才算是打准了七寸。
这个时代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中国社会的前方并不是一片迷雾。站在2010年的终点上往后回眸，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严重。
媒体措词谨慎地频频预警：这样下去，中国将遭遇严峻的“挑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阶层同化和“二代世袭”在一片批评声中依然故我。整个社会在拜金和赚钱的吆喝声中，看上去相对还显得平静。
世袭运动的突进
12月5日，“国考”开始。报考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超过140万大关。竞争最激烈的同家能源局职位竞争比例达到了4961：1，远远超过了2010年“国考”最大竞争比例4224：1和2009年最大竞争比例4723：1。
这一神奇现象再次说明，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特权地位，使其拥有了莫大的诱惑力，谁都想挤进去分沾它的阳光雨露。
但在权力把很多人席卷而去，某些权力阶层也加紧进行“代际传递”的运动中，发生在福建屏南县的一件事情，其堕落的程度和性质，绝对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2010年10月下旬，屏南县财政局招聘，在该县人事局《关于县收费票据管理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通知》里，赫然有这样的条件限定：“招聘名额1名。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获得国外学士学位，国际会计专业，大学英语四级，屏南户籍，女，年龄25周岁以下。”结果，只有一个叫陈晨的女青年报名应聘。她“经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和体检”，于11月初被聘用。
这一“雷人”招聘被网友置诸网络，迅速引发围观和议论，指控该职位的这个条件限定，就是为某官员女儿量身定做的。随即，媒体对此事进行聚焦，确证被聘用的女青年乃是原屏南县主要领导陈某之女。在舆情汹涌中，当事人进行了“危机公关”——陈某表示道歉，人事局官员一问三不知，而财政局长表示辞职。
毫无疑问，和我们已经熟悉了的那种“官二代”世袭公务员职位的模式相比，屏南现象很不一样，无论在世袭设计还是在心理特征上，都最得相当另类。
尽管或许在某些权力者那儿，子女应像继承私有财产一样地世袭公务员职位这一公共资源已经形成共识，但毕竟，一方面忌惮于被惩治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对付社会监督，“官二代”在竞争公务员职位和其它公共资源时，并没有撕开“竞争”这一帷幕。某些权力阶层子弟同然具有分配的优先权，但这一优先权并不是通过公开授予，而是通过加分等不公平但却看起来“合法”的手段，以及幕后操作来兑现。
但屏南现象则在世袭运动中突进，把这一优先权升级成垄断权。它不耐烦于任何平民子女来作为陪衬，干脆一步到位地使公共资源的分配在制度上专门为某一个权力者的子女而设计。
认为在“网络问政”，以及“媒治”具有一定魅惑色彩的时代，屏南现象显得较为愚蠢，居然意识不到要把戏演得像一些，可能只流于表象。事实上，它在招聘条件中的毫无技术含量，集中地折射了某些权力阶层进行“代际传递”中的一种焦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年来某些权力、资本、知识阶层的“精英联盟”正不断地尝到他们所建构的、在机会和资源上对于弱势群体的排斥体制的甜头，他们具有加剧这一排斥体制的先验渴望。但另一方面，这一排斥体制正日益遭到整个社會的质疑和怨恨，不安全感笼罩着他们。情况越是如此，他们就越有“末日心态”——而封闭阶层结构、早日进行阶层的“代际传递”正是他们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的灵丹妙药。假如一种东西抓在手里，非常害怕自己哪一天突然失去，那么，一个人就会选择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它。
身份社会在逻辑上自毁
屏南现象强化了这一常识：公共资源进行封闭性的“代际传递”，机会和资源的分配被人为地设置了身份壁垒，只有平民阶层中的极少数优秀人物才能逾越。
但假如社会就是一场竞逐机会和资源的游戏，那么，就必须让人愿赌服输。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逻辑来说，如果我们不打算否认人生而平等，那么，就有道德义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平民子弟在“官二代”、“富二代”面前，被限制了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为什么要认为这场游戏可以忍受?
在市场经济下，一个平民子女如果在向上流动中失败，理论上还是会感觉到自己有成功的那一天；并且，自己的失败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怪不了别人。
人们仍然记得，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总理的话逻辑地蕴涵着：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中，构筑身份壁垒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通过人们心理上合理性的检验。
一种由权力和资本制订或影响，并让它们做庄的游戏规则，毫无疑问只能让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输掉。“官二代”、“富二代”在“拼爹游戏”中轻易就把“穷二代”给推到一边，所产生的只能是后者的心理挫折和怨恨。
社会冲突的迟滞效应
假如一个农家子弟为了改变命运，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后仍然陷于社会底层，而且向上流动的机会是那么渺茫，那么，肯定是很难情绪稳定的。
利益受损者会带着羡慕和敌视相交织的眼光看着既得利益者，这一点无需回避。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
很显然，贫富差距既给阶层固化提供了空间，也给政府和全社会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时间。
作为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下的症状，在存在很大风险的时候，社会冲突不会表现为阶层的直接对抗，而是以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网络声讨或谩骂等“症候群”的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利益受损者并不必然马上要表现为与既得利益者的直接对立冲突，他们其实可以有其它的“表达方式”。至少有两种可能类型：对作为挫折源的个人或群体直接表示敌意；可以提供满足感的释放紧张状态的活动本身，并不需要对象或替代对象。
制造和解决问题的悖论
尽管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认为阶层固化已经失去了刹车装置，但毫无疑问，由于社会冲突的迟滞效应，中国仍有机会通过制度性和政策性努力，阻遏社会撕裂的进程，破解排斥性体制的逻辑，熄灭那些在地底下运行的烈火。
2010年10月18日，“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执政党的中央全会上获得通过。其中一个亮点，就是确认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一严峻事实，强调要“注重公平”，“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但难度是不容回避的。整个社会分配不公已存在多年，在2010年“两会”期间也呼声剧烈，此后媒体还一直保持深度追问，但到现在为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没有正式出台。
出现这种现象，倒不全是因为制度和政策必然和社会问题有一个时间差，因为制度和政策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必须谨慎制订。
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王鹏，在甘肃兰州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警方的理由是，该男子涉嫌“诽谤罪”，被指“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事件极具象征性。它一方面说明，世袭运动已遭到强烈抵制。据新华社消息，12月2日零时许，宁夏吴忠市市委、市政府通报，吴忠市利通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跨省刑事拘留王鹏，是一起错案，立即解除对王鹏的刑事拘留，并处理有关责任人，吴忠市公安局副局长、利通区分局局长何泽祥被免职。另一方面，它最示某些权力阶层对于任何敢于阻挠这一世袭运动的人，都具有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击的“意志”和能耐。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它表明有些地方的基层权力者，对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理念，已敢公然挑衅。
要让公平正义的光辉照耀中国，恐怕必须拿出非凡的勇气。只有深化改革，从而破除由权力主导的排斥性安排，打蛇才算是打准了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