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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正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之际，台湾“国史馆”将戴笠数字档案等情报尽数公开，其中包含西安事变时，戴笠的书信和资料。
“过往，两岸学界对民国史有三大争执，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最后就是抗战领导权。前两者慢慢讨论，大概有个方向，最后一点也在讨论中。”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材料给学者研究，唯有开放足够多的资料，才能让学者重新书写。
其实早在去年10月，台湾“国史馆”就和台湾“军情局”合作推出《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丛书，公开源文件和手令，试图还原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工作和决策，这无疑是提供了民国史研究最珍贵、难得的情报档案资料。在吕芳上看来，这是戴笠研究的开始。
在此之前，有关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而没有足够的历史档案来正视戴笠这个曾令共产党侧目的人物。因此，吕芳上表示：“中国大陆并没有可以运用的史料档案，只能凭借着过去军统人员的回忆录，许多真相都被扭曲。”
这次与台湾“国史馆”的合作，是“军情局”首次公开情报档案，但这并非“军情局”原意。“军情局”原先因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戴笠传，多半扭曲不实，希望“国史馆”为戴笠出版简传，以此来纪念这位“军情局”的创始人，并给戴笠一个历史表述。
“不过，我们认为应该先整理相关档案，从基础做起，再来谈研究案甚至传记。”专责戴笠项目的“国史馆”编修吴淑凤指出，原本“军情局”针对戴笠批示的军统档案，整理了59卷《戴公遗墨》，但这些资料都被保存在“军情局”内，外人难以窥之，为了筹备策划这个出版案，吴淑凤等人先到“军情局”阅览资料，这才发觉这些档案都受潮发霉，转而要求先将这些档案除霉、数字化。
“这些都是珍贵的档案数据，必须好好保存。我们对‘军情局’说，就算是合作案破局，我们也愿意花工夫整理这些档案。”吴淑凤笑着说，或许是因为展现了诚意，“军情局”答应公开这些档案，而且为它解密。
原本59卷的档案数据都是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十五个类别，共计22382页，但原本档案并未标清楚时间，如此分类也缺乏脉络，档案属性也不清，“国史馆”研究人员必须诸多比对数据，才确认发文和收件时间，甚至厘清该文件的用意和脉络。
“例如，很多戴笠的信都在大溪档案中看到，或者有些在宋子文档案中，对照这些档案，才会清楚戴笠批文的时间缘由。”吕芳上表示，除此之外，戴笠照片也相当少，必须从蒋介石档案中，才能找到他的照片。
自去年以来，《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已分别出版完成：《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四卷，以及《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业务》、《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统局隶属组织机构》两本电子书。
以“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为例，其间汇集了对日抗战期间中美合作相关事宜，除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缘起和内容外，还呈现了一些重要任务，包含运用各种手段协助美国海、空军，确保在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其密布在敌后地区的情报组织网，在地面情报、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工作上，充分掌握日军情报和机、舰动态。
吴淑凤指出，当年军统局人员与美国海军讨论合作计划时，中方坚持美籍人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而非听命于美军司令。
基于台湾“军情局”与“国史馆”订的保密条款，必须等到2012年4月1日这一天才能正式解密发表，这让相关史料在浮出水面后再次沉潜，直到今年4月1日“国史馆”才将数字档案尽数公开。
“历史不是靠回忆及传说，而是靠真实材料来讲话。”吕芳上这样对媒体说。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在为史料汇编写序时强调，大陆坊间近年出了许多国共时期情报工作及戴笠的书册，大部分是以作者单方面的立场阐述，许多扭曲与不实，应适时公布相关资料，以完善“军情局”史。吴淑凤表示，一个情报机关愿意主动开放档案，象征民主观念向前了一步。
南都周刊×吕芳上、吴淑凤
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南都周刊：能否跟我们谈谈此次和“军情局”合作的缘起？
吴淑凤：2010年3月的时候，前“军情局”局长张戡平打电话到“国史馆”，希望我们能对戴笠传记有所表述，让大众对他们机关创办人有历史上的了解。
他们不晓得自己局内典藏的档案才是宝贝，想把坊间戴笠相关书籍提供给“国史馆”，让“国史馆”写简传。我们告诉他们，如果只是二手材料的话很难真实表达戴笠，而且依据也很薄弱，这样他们才告诉我们有一批59卷的《戴公遗墨》，我们那时也才知道有这批档案。
这是过去军统局戴笠批示的档案中整理出来，有15大类，59卷。我们翻阅时，想了解有没可能成立一个研究案，其中的材料充不充足，档案完不完整，后来发现抗战之前资料留存比较少，也发现因为过去戴笠档案没公开，现在的书籍有许多误传。
因此我们希望先从基础做起，档案出版，然后再做研究。我们的研究先锁定在抗战时期，军统局和戴笠作为，这样逐步架构才有呈现戴笠面貌的机会。张戡平同意我们的看法，所以两个机关开始谈各种细节，到当年的9月份才签约执行。
于是我们选了一些档案，让他们解密，再由“国史馆”做数字化。今年的4月1日提供所有的数字档案，原本的两册电子书要出成纸本，今年7月份出版。
南都周刊：戴笠档案本来都放在哪里，档案室吗？
吴淑凤：档案室不会让我们进去，是放在忠义堂。59卷放在玻璃柜中，那里不是防霉防潮的环境，并不适合存放档案。因此我们向“军情局”建议，希望他们将档案给“国史馆”数字化保存，甚至除霉。因为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我们跟“军情局”说，就算合作破局，也请让我们完成数字化和除霉。或许因为这种善意，所以“军情局”慨然同意出版源文件。
过去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南都周刊：刚公布的档案有西安事变的资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吴淑凤：59卷档案中有单独的西安事变卷。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带到南京来，戴笠私下调查他，还写了行为报告。其中有一段提到张学良喝醉酒，对自己的处境有抱怨。但遗憾的是，这些移交的档案都没照片，“军情局”方面的照片也很少。
吕芳上：不能够只依靠单一档案，要在档案间互相比对，相互印证。
吴淑凤：有些资料在戴笠档案中没有，但在蒋介石档案中。例如戴笠写给蒋介石的信，就在大溪档案中。
吕芳上：戴笠写给宋子文的，就在胡佛的宋子文档案中。
南都周刊：你们看完这些档案后，觉得戴笠是一个怎样的人？
吕芳上：说实话，他做事非常认真。第一，他绝对是老蒋一个忠心的追随者，在他心中，蒋绝对是第一；第二，他对国家也没话讲，对交付的任务都很认真在做，做事也小心。我看到的档案中他说，不可以学克格勃也不可以学德国纳粹，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想他受美国影响很大，和美国比较接近。但他和美国合作后仍不失国格，你看那中美合作协定，地位是平等的，主任是他，副主任是梅勒斯，这是基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些档案出现，对戴笠过去的评价是会改变的。过去太负面了，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吴淑凤：补充一点，戴笠曾经生重病，咳嗽咳到会吐血。蒋先生给他一个月病假，但他不敢休假，因为有太多事做不完。他便改用中医治疗，并回复蒋先生说，他痰中有血的情况比较好了。接着说他和部属有哪些往来，上海的纱布如何抢运过来，或如何得到战时所用纱布。即使生病，他也不敢懈怠工作。
将戴笠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南都周刊：既然“军情局”同意公开档案，也已出版，以后是否能够得到有开放更多档案的机会，甚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戴笠的项目，好发展“戴学”？
吕芳上：民国史研究有很多困难，主要因为很多档案资料都没有公开，没有原始材料补足缺块。“国史馆”手上掌握最多的是总统和副总统材料。但说句老实话，我们是在吃老本。现在各机关的档案都受到《档案法》限制，如果其他机关没有和我们合作，就没有档案来源。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交给我们数字化，甚至公布更多档案。
先别说戴学，军事史、抗战史过去向来就缺少源文件，所以根本没办法展开研究。现在因为“军情局”愿意提供这些档案出来，并且解密、开放给大家，我们才能开始。我们和大家期望一样，都希望“军情局”和其他机关能够陆续开放档案、公开史料，不但让这机构有历史纪录，也能给予这个机构和历史人物历史定位。
情报一直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缺了这块会很遗憾。2010年，“军情局”把档案交给我们，加上几个年轻学者参与进来，才能让充满神秘色彩的戴笠得到一个历史定位的机会。大陆那些著作，大多是负面的，缺少正面的描述，他们不讨论公，只讨论私，这是很不公平的。档案公开，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角色。这对民国史研究是好事。
我们希望戴笠研究不是神秘人物研究，而是对国军和情报能有看法和说法。例如，经济作战这一卷，就说明经济作战是战争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从金融到财政，都和抗战有关。另一卷是中美合作所，可以看得出中美合作是相当平等的，但中国大陆的书说戴笠仰赖美国鼻息，没有这一回事！档案可以提供公正的看法，让戴笠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位子上。
我想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都对戴笠研究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只要把数据公开绝对有助益。
南都周刊：“国史馆”有可能邀集两岸学者一起来研究吗？
吕芳上：我们很希望。过去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法开始。“军情局”愿意公布资料后，台湾几个年轻学者已经开始做了，大陆有些学者也对戴笠有兴趣。
但我觉得两岸合作的绝对不只这一块，抗战史缺乏互相沟通了解，因为海峡两岸学者有三个地方争执得很厉害，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三是抗日领导权的问题。最近几年辛亥革命，大陆那边也在慢慢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三大政策也开始辩证孙先生时代根本没有三大政策；抗战的问题大陆在慢慢承认正面战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进步。所以，两岸是有点拉近，若进一步交流讨论是有帮助的。但目前有相当差距。
站在“国史馆”的立场，是希望公布越多材料越好，用材料来说明一切。我们乐于开放后，让大家来研究，重新书写。学术自由和公开，是我们的优势。
解密内容（部分）
军战情报
1938年10月，戴笠用电报文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
1942年9月11日，在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戴笠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
1942年9月，戴笠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
1943年4月，中美双方在中美合作所协议写明，“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1943年7月12日，戴笠向中美合作所美方代表梅勒斯交涉，称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
与梅勒斯交涉之后，戴笠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忠义救国军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立下的遗嘱，“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
1945年日降前夕，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过往，两岸学界对民国史有三大争执，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最后就是抗战领导权。前两者慢慢讨论，大概有个方向，最后一点也在讨论中。”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材料给学者研究，唯有开放足够多的资料，才能让学者重新书写。
其实早在去年10月，台湾“国史馆”就和台湾“军情局”合作推出《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丛书，公开源文件和手令，试图还原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工作和决策，这无疑是提供了民国史研究最珍贵、难得的情报档案资料。在吕芳上看来，这是戴笠研究的开始。
在此之前，有关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而没有足够的历史档案来正视戴笠这个曾令共产党侧目的人物。因此，吕芳上表示：“中国大陆并没有可以运用的史料档案，只能凭借着过去军统人员的回忆录，许多真相都被扭曲。”
这次与台湾“国史馆”的合作，是“军情局”首次公开情报档案，但这并非“军情局”原意。“军情局”原先因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戴笠传，多半扭曲不实，希望“国史馆”为戴笠出版简传，以此来纪念这位“军情局”的创始人，并给戴笠一个历史表述。
“不过，我们认为应该先整理相关档案，从基础做起，再来谈研究案甚至传记。”专责戴笠项目的“国史馆”编修吴淑凤指出，原本“军情局”针对戴笠批示的军统档案，整理了59卷《戴公遗墨》，但这些资料都被保存在“军情局”内，外人难以窥之，为了筹备策划这个出版案，吴淑凤等人先到“军情局”阅览资料，这才发觉这些档案都受潮发霉，转而要求先将这些档案除霉、数字化。
“这些都是珍贵的档案数据，必须好好保存。我们对‘军情局’说，就算是合作案破局，我们也愿意花工夫整理这些档案。”吴淑凤笑着说，或许是因为展现了诚意，“军情局”答应公开这些档案，而且为它解密。
原本59卷的档案数据都是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十五个类别，共计22382页，但原本档案并未标清楚时间，如此分类也缺乏脉络，档案属性也不清，“国史馆”研究人员必须诸多比对数据，才确认发文和收件时间，甚至厘清该文件的用意和脉络。
“例如，很多戴笠的信都在大溪档案中看到，或者有些在宋子文档案中，对照这些档案，才会清楚戴笠批文的时间缘由。”吕芳上表示，除此之外，戴笠照片也相当少，必须从蒋介石档案中，才能找到他的照片。
自去年以来，《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已分别出版完成：《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四卷，以及《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业务》、《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统局隶属组织机构》两本电子书。
以“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为例，其间汇集了对日抗战期间中美合作相关事宜，除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缘起和内容外，还呈现了一些重要任务，包含运用各种手段协助美国海、空军，确保在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其密布在敌后地区的情报组织网，在地面情报、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工作上，充分掌握日军情报和机、舰动态。
吴淑凤指出，当年军统局人员与美国海军讨论合作计划时，中方坚持美籍人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而非听命于美军司令。
基于台湾“军情局”与“国史馆”订的保密条款，必须等到2012年4月1日这一天才能正式解密发表，这让相关史料在浮出水面后再次沉潜，直到今年4月1日“国史馆”才将数字档案尽数公开。
“历史不是靠回忆及传说，而是靠真实材料来讲话。”吕芳上这样对媒体说。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在为史料汇编写序时强调，大陆坊间近年出了许多国共时期情报工作及戴笠的书册，大部分是以作者单方面的立场阐述，许多扭曲与不实，应适时公布相关资料，以完善“军情局”史。吴淑凤表示，一个情报机关愿意主动开放档案，象征民主观念向前了一步。
南都周刊×吕芳上、吴淑凤
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南都周刊：能否跟我们谈谈此次和“军情局”合作的缘起？
吴淑凤：2010年3月的时候，前“军情局”局长张戡平打电话到“国史馆”，希望我们能对戴笠传记有所表述，让大众对他们机关创办人有历史上的了解。
他们不晓得自己局内典藏的档案才是宝贝，想把坊间戴笠相关书籍提供给“国史馆”，让“国史馆”写简传。我们告诉他们，如果只是二手材料的话很难真实表达戴笠，而且依据也很薄弱，这样他们才告诉我们有一批59卷的《戴公遗墨》，我们那时也才知道有这批档案。
这是过去军统局戴笠批示的档案中整理出来，有15大类，59卷。我们翻阅时，想了解有没可能成立一个研究案，其中的材料充不充足，档案完不完整，后来发现抗战之前资料留存比较少，也发现因为过去戴笠档案没公开，现在的书籍有许多误传。
因此我们希望先从基础做起，档案出版，然后再做研究。我们的研究先锁定在抗战时期，军统局和戴笠作为，这样逐步架构才有呈现戴笠面貌的机会。张戡平同意我们的看法，所以两个机关开始谈各种细节，到当年的9月份才签约执行。
于是我们选了一些档案，让他们解密，再由“国史馆”做数字化。今年的4月1日提供所有的数字档案，原本的两册电子书要出成纸本，今年7月份出版。
南都周刊：戴笠档案本来都放在哪里，档案室吗？
吴淑凤：档案室不会让我们进去，是放在忠义堂。59卷放在玻璃柜中，那里不是防霉防潮的环境，并不适合存放档案。因此我们向“军情局”建议，希望他们将档案给“国史馆”数字化保存，甚至除霉。因为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我们跟“军情局”说，就算合作破局，也请让我们完成数字化和除霉。或许因为这种善意，所以“军情局”慨然同意出版源文件。
过去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南都周刊：刚公布的档案有西安事变的资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吴淑凤：59卷档案中有单独的西安事变卷。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带到南京来，戴笠私下调查他，还写了行为报告。其中有一段提到张学良喝醉酒，对自己的处境有抱怨。但遗憾的是，这些移交的档案都没照片，“军情局”方面的照片也很少。
吕芳上：不能够只依靠单一档案，要在档案间互相比对，相互印证。
吴淑凤：有些资料在戴笠档案中没有，但在蒋介石档案中。例如戴笠写给蒋介石的信，就在大溪档案中。
吕芳上：戴笠写给宋子文的，就在胡佛的宋子文档案中。
南都周刊：你们看完这些档案后，觉得戴笠是一个怎样的人？
吕芳上：说实话，他做事非常认真。第一，他绝对是老蒋一个忠心的追随者，在他心中，蒋绝对是第一；第二，他对国家也没话讲，对交付的任务都很认真在做，做事也小心。我看到的档案中他说，不可以学克格勃也不可以学德国纳粹，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想他受美国影响很大，和美国比较接近。但他和美国合作后仍不失国格，你看那中美合作协定，地位是平等的，主任是他，副主任是梅勒斯，这是基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些档案出现，对戴笠过去的评价是会改变的。过去太负面了，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吴淑凤：补充一点，戴笠曾经生重病，咳嗽咳到会吐血。蒋先生给他一个月病假，但他不敢休假，因为有太多事做不完。他便改用中医治疗，并回复蒋先生说，他痰中有血的情况比较好了。接着说他和部属有哪些往来，上海的纱布如何抢运过来，或如何得到战时所用纱布。即使生病，他也不敢懈怠工作。
将戴笠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南都周刊：既然“军情局”同意公开档案，也已出版，以后是否能够得到有开放更多档案的机会，甚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戴笠的项目，好发展“戴学”？
吕芳上：民国史研究有很多困难，主要因为很多档案资料都没有公开，没有原始材料补足缺块。“国史馆”手上掌握最多的是总统和副总统材料。但说句老实话，我们是在吃老本。现在各机关的档案都受到《档案法》限制，如果其他机关没有和我们合作，就没有档案来源。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交给我们数字化，甚至公布更多档案。
先别说戴学，军事史、抗战史过去向来就缺少源文件，所以根本没办法展开研究。现在因为“军情局”愿意提供这些档案出来，并且解密、开放给大家，我们才能开始。我们和大家期望一样，都希望“军情局”和其他机关能够陆续开放档案、公开史料，不但让这机构有历史纪录，也能给予这个机构和历史人物历史定位。
情报一直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缺了这块会很遗憾。2010年，“军情局”把档案交给我们，加上几个年轻学者参与进来，才能让充满神秘色彩的戴笠得到一个历史定位的机会。大陆那些著作，大多是负面的，缺少正面的描述，他们不讨论公，只讨论私，这是很不公平的。档案公开，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角色。这对民国史研究是好事。
我们希望戴笠研究不是神秘人物研究，而是对国军和情报能有看法和说法。例如，经济作战这一卷，就说明经济作战是战争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从金融到财政，都和抗战有关。另一卷是中美合作所，可以看得出中美合作是相当平等的，但中国大陆的书说戴笠仰赖美国鼻息，没有这一回事！档案可以提供公正的看法，让戴笠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位子上。
我想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都对戴笠研究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只要把数据公开绝对有助益。
南都周刊：“国史馆”有可能邀集两岸学者一起来研究吗？
吕芳上：我们很希望。过去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法开始。“军情局”愿意公布资料后，台湾几个年轻学者已经开始做了，大陆有些学者也对戴笠有兴趣。
但我觉得两岸合作的绝对不只这一块，抗战史缺乏互相沟通了解，因为海峡两岸学者有三个地方争执得很厉害，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三是抗日领导权的问题。最近几年辛亥革命，大陆那边也在慢慢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三大政策也开始辩证孙先生时代根本没有三大政策；抗战的问题大陆在慢慢承认正面战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进步。所以，两岸是有点拉近，若进一步交流讨论是有帮助的。但目前有相当差距。
站在“国史馆”的立场，是希望公布越多材料越好，用材料来说明一切。我们乐于开放后，让大家来研究，重新书写。学术自由和公开，是我们的优势。
解密内容（部分）
军战情报
1938年10月，戴笠用电报文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
1942年9月11日，在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戴笠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
1942年9月，戴笠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
1943年4月，中美双方在中美合作所协议写明，“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1943年7月12日，戴笠向中美合作所美方代表梅勒斯交涉，称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
与梅勒斯交涉之后，戴笠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忠义救国军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立下的遗嘱，“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
1945年日降前夕，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