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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家购物中心里的早教中心，颜言的母亲带着还不满一岁的外孙女在游戏区玩耍，颜言和三岁的老大在教室内上早教课。在这家全国有两百多家分店的连锁早教中心，60个课时的售价为1.9万元，每节课一小时。颜言说，老二很快也要上早教课，再加上老大的游泳课，这个家庭每年花在两个尚未入学的孩子身上的教育费用很快就要超过5万元了。
在这个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颜言和丈夫共40万的年收入虽不窘迫，但也不宽裕，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
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和2017年中国都迎来了超过1700万的新生儿，其中有约一半是二孩。多了一个孩子，在喜悦之余也掺杂着焦虑、抑郁，还有高龄产妇这一独特群体所投射出的社会的集体焦虑。与此同时育儿、母婴知识付费、早教等项目也成为了投资洼地，造就了一桩桩蓬勃的生意。
育儿嫂需求爆发
今年30岁的姗姗还在说服老公同意生二孩，并悄悄做起了准备。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老公是绊脚石，母亲是催化剂。这次决定备孕二孩也是姗姗爸妈极力主张的结果，他们愿意每个月补贴3500元的奶粉钱和两个人的全部精力替她养二孩。
即便父母提供经济助力，姗姗老公仍然不愿意，因为他们一个月有7500元的房贷和车贷，算上老大一年1万元的学费和3～4万元的各类兴趣班，再加上少量的家庭日常支出，一个月开销平均在1～1.5万元，这几乎占到了整个家庭收入的70%。如果再添上老二，不仅增添了经济压力，他们目前的两居室也将会拥挤不堪，孩子被父母带回家也有可能。之前老大被带回去半年，回来的时候对姗姗和老公产生了疏离感，很久不愿意喊爸爸妈妈，这让他们夫妻愧疚了很长时间，由于姗姗的老公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那种无奈他不想在孩子身上再来一遍。
“换房子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比较好的学校附近购买。”姗姗所在的太原市这两年房价涨得很快，如今的住所是生老大之前双方父母凑了大部分的首付所购，这次换房只能靠自己，但又不能牺牲孩子的教育费用或者再次遭遇分离之痛。
“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拦在多数夫妻生二孩面前的关键因素便是房子，这也是为什么二孩更多出生在住房压力不大的低线城市。
姗姗位于三四线城市的表兄弟姐妹大部分在结婚时就有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有的还靠父母之力早早拥有了两套住房，所以在生二孩时基本不怎么考虑房产因素。
尽管如此，但姗姗觉得生二孩的关键条件并不是房子，而是钱和人，二孩出生需要有钱养并且有人照看，她父母和公婆的年龄均在55～65岁之间且身体健康，老大几乎是妈妈和婆婆轮流帮忙带大的。她仔细算了一笔账，父母和公婆在这几年为他们省掉了一大笔带孩子的费用，她从周围打听了一下，太原市场的育儿嫂价格并不低，稍有点经验的就得3000～4000元，父母帮忙带孩子，三年至少省掉12万元。
然而北京的幼儿园老师张帆就没有姗姗这么幸运了。他的丈夫是军人，这样的家庭性质几乎决定了妈妈团带娃的日常。老大降生之前，张帆的妈妈就陪女儿住在部队分给他们的一间30平方米小屋，后来妈妈为了给张帆的弟弟带孩子，帮张帆在家政公司请了一个育儿嫂，育儿嫂每月5000元的工资，而张帆的工资只有4000元。
三年过去了，孩子上了幼儿园，育儿嫂的工资也涨到了6000元，本打算辞掉育儿嫂，不料张帆又怀了老二。
但问题来了，育儿嫂有了想法，因为6000元带一个孩子和带两个孩子是两回事。但张帆工资还停留在4500元的档位上，育儿嫂大姐也不指望在这家撑到春节了。
据《北京青年报》今年10月报道，整个北京市对于二孩月嫂的需求快速增长，在价格普遍上涨的前提下，一些家政公司二孩月嫂的排期已经到了明年5月。
近年来，包括月嫂在内的整个家政劳务市场都在激增。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称，中国家政服务业产业规模连续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7年全国家政服务行业营业收入达到4400亿元，同比增长26%，从业人员达2800万人左右，预计2025年将达到5000万人。
这种市场前景客观上给了在张帆家有3年带娃经验的育儿嫂大姐更多自信，她已经开始和张帆邻家的一位奶奶“眉来眼去”了，对方承诺给她出更高的工资带孙子。
迎来二孩，也迎来了身心疲惫
同样来自北京的王博宇倒是具备了房子、人、钱这些生二孩必备的条件，但她称“完全没有想到女儿才上一年级功课就这么多。”
她自以为做好了生二孩的计划，但现实还是快把40岁的她击倒了。王博宇生弟弟的时候姐姐还在读大班，除了课外写写画画、暑假学学游泳之外几乎没有学业压力。但今年9月上了一年级后，按照之前的计划，女儿的生活和学习由住在小学附近的外公承包，自己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弟弟，但她所谓的更多时间也只是早上6点上班之前和晚上8点下班回来之后仅有的10个小时，在白天弟弟由育儿嫂看护，而育儿嫂则表示无暇顾及每天下午3点半就放学的姐姐。因此，王博宇不得不每天晚上对女儿进行一个多小時的作业辅导，这对于已经40岁的王博宇来说身心疲惫，她更不能指望今年已50岁的老公，毕竟在生弟弟之前老公曾是最激烈的反对者。
对王博宇来说，家里能帮得上忙的老人只有自己65岁的父亲，母亲离世，婆婆年届80且远在南方老家，所以在生二孩这件事上王博宇可以说是一意孤行。
“我生孩子的时候，同病房的产妇大多是40岁以上的。”今年34岁的成鑫说，这让她惊讶于70后妈妈对于二孩的执着，她和老公都来自多子女家庭，所以从一胎开始就期盼着全面二孩的政策，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放不久她就怀孕并在去年生了二孩。
但按照老公的理论，二孩宝宝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不是“1 1=2”的叠加效应，而是“1 1
在这个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颜言和丈夫共40万的年收入虽不窘迫，但也不宽裕，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
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和2017年中国都迎来了超过1700万的新生儿，其中有约一半是二孩。多了一个孩子，在喜悦之余也掺杂着焦虑、抑郁，还有高龄产妇这一独特群体所投射出的社会的集体焦虑。与此同时育儿、母婴知识付费、早教等项目也成为了投资洼地，造就了一桩桩蓬勃的生意。
育儿嫂需求爆发
今年30岁的姗姗还在说服老公同意生二孩，并悄悄做起了准备。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老公是绊脚石，母亲是催化剂。这次决定备孕二孩也是姗姗爸妈极力主张的结果，他们愿意每个月补贴3500元的奶粉钱和两个人的全部精力替她养二孩。
即便父母提供经济助力，姗姗老公仍然不愿意，因为他们一个月有7500元的房贷和车贷，算上老大一年1万元的学费和3～4万元的各类兴趣班，再加上少量的家庭日常支出，一个月开销平均在1～1.5万元，这几乎占到了整个家庭收入的70%。如果再添上老二，不仅增添了经济压力，他们目前的两居室也将会拥挤不堪，孩子被父母带回家也有可能。之前老大被带回去半年，回来的时候对姗姗和老公产生了疏离感，很久不愿意喊爸爸妈妈，这让他们夫妻愧疚了很长时间，由于姗姗的老公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那种无奈他不想在孩子身上再来一遍。
“换房子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比较好的学校附近购买。”姗姗所在的太原市这两年房价涨得很快，如今的住所是生老大之前双方父母凑了大部分的首付所购，这次换房只能靠自己，但又不能牺牲孩子的教育费用或者再次遭遇分离之痛。
“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拦在多数夫妻生二孩面前的关键因素便是房子，这也是为什么二孩更多出生在住房压力不大的低线城市。
姗姗位于三四线城市的表兄弟姐妹大部分在结婚时就有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有的还靠父母之力早早拥有了两套住房，所以在生二孩时基本不怎么考虑房产因素。
尽管如此，但姗姗觉得生二孩的关键条件并不是房子，而是钱和人，二孩出生需要有钱养并且有人照看，她父母和公婆的年龄均在55～65岁之间且身体健康，老大几乎是妈妈和婆婆轮流帮忙带大的。她仔细算了一笔账，父母和公婆在这几年为他们省掉了一大笔带孩子的费用，她从周围打听了一下，太原市场的育儿嫂价格并不低，稍有点经验的就得3000～4000元，父母帮忙带孩子，三年至少省掉12万元。
然而北京的幼儿园老师张帆就没有姗姗这么幸运了。他的丈夫是军人，这样的家庭性质几乎决定了妈妈团带娃的日常。老大降生之前，张帆的妈妈就陪女儿住在部队分给他们的一间30平方米小屋，后来妈妈为了给张帆的弟弟带孩子，帮张帆在家政公司请了一个育儿嫂，育儿嫂每月5000元的工资，而张帆的工资只有4000元。
三年过去了，孩子上了幼儿园，育儿嫂的工资也涨到了6000元，本打算辞掉育儿嫂，不料张帆又怀了老二。
但问题来了，育儿嫂有了想法，因为6000元带一个孩子和带两个孩子是两回事。但张帆工资还停留在4500元的档位上，育儿嫂大姐也不指望在这家撑到春节了。
据《北京青年报》今年10月报道，整个北京市对于二孩月嫂的需求快速增长，在价格普遍上涨的前提下，一些家政公司二孩月嫂的排期已经到了明年5月。
近年来，包括月嫂在内的整个家政劳务市场都在激增。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称，中国家政服务业产业规模连续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7年全国家政服务行业营业收入达到4400亿元，同比增长26%，从业人员达2800万人左右，预计2025年将达到5000万人。
这种市场前景客观上给了在张帆家有3年带娃经验的育儿嫂大姐更多自信，她已经开始和张帆邻家的一位奶奶“眉来眼去”了，对方承诺给她出更高的工资带孙子。
迎来二孩，也迎来了身心疲惫
同样来自北京的王博宇倒是具备了房子、人、钱这些生二孩必备的条件，但她称“完全没有想到女儿才上一年级功课就这么多。”
她自以为做好了生二孩的计划，但现实还是快把40岁的她击倒了。王博宇生弟弟的时候姐姐还在读大班，除了课外写写画画、暑假学学游泳之外几乎没有学业压力。但今年9月上了一年级后，按照之前的计划，女儿的生活和学习由住在小学附近的外公承包，自己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弟弟，但她所谓的更多时间也只是早上6点上班之前和晚上8点下班回来之后仅有的10个小时，在白天弟弟由育儿嫂看护，而育儿嫂则表示无暇顾及每天下午3点半就放学的姐姐。因此，王博宇不得不每天晚上对女儿进行一个多小時的作业辅导，这对于已经40岁的王博宇来说身心疲惫，她更不能指望今年已50岁的老公，毕竟在生弟弟之前老公曾是最激烈的反对者。
对王博宇来说，家里能帮得上忙的老人只有自己65岁的父亲，母亲离世，婆婆年届80且远在南方老家，所以在生二孩这件事上王博宇可以说是一意孤行。
“我生孩子的时候，同病房的产妇大多是40岁以上的。”今年34岁的成鑫说，这让她惊讶于70后妈妈对于二孩的执着，她和老公都来自多子女家庭，所以从一胎开始就期盼着全面二孩的政策，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放不久她就怀孕并在去年生了二孩。
但按照老公的理论，二孩宝宝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不是“1 1=2”的叠加效应，而是“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