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国文学史教学要注重探索的规律性问题有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及其成因;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基本规律;挖掘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 规律性问题
“规律”亦称“法则”,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国文学史也有其发展规律,我们在进行中国文学史教学中必须树立“以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指导中国文学史教学,要用相互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注重探索规律性问题。这样做有利于中国文学史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够适应新世纪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对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的同行也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中国文学史中包含哪些应着重探讨的规律性问题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尽管有发展变化,但自始至终有相因相承的一面,通过一代代的积淀,形成我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我们应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依据,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在比较鉴别中找出这种特色,进而探讨产生这种特色的社会文化原因。如我国古代文学强调“美善相兼”,主要追求社会功利,而西方文学则强调“美真统一”,追求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我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学术文化杂糅,是杂文学的体制,而西方文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纯文学的观念和体制。再比如,中国古代诗歌表面上重“表现”——“言志”、“吟咏情性”,而其实质是重“再现”,较多作品体现了诗人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和干预,较少表现纯个人的情感、愿望和追求,而成为透视社会人生的一面略带感情变形的“镜子”,历代诗论家往往以“诗史”称许诗人,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些特点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古代文化属于政治伦理型文化,人的一切活动都从属于政治道德,以伦理为本位,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这就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美”从属于“善”,与政教伦理密切相关的“美善相兼”的本质,也导致了文、史、哲、政、教混杂在一起的杂文学体制,以及古代诗歌表面重“表现”,实质上重“再现”的特点。
二、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如果把中國古代文学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它自身就体现出发生、发展、变化、解体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描述,我们认为陈伯海先生的意见值得借鉴。[2]他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成期——先秦两汉。从没有文学或不独立的文学逐渐成长、分化为独立的文学,其演进线索是文学从混合于其它意识形态中逐渐分化出来。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期——魏晋六朝隋唐。以诗文为代表的文人文学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文质兼备,风骨与声律合一,体式完备,全面开花。其作家群体以寒士阶层为主。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上升期。
(三)中国古代文学的蜕变期——宋元明清。文学中一些旧质素开始解体,新的质素开始产生,新旧质素处于相互对立、排斥之中,如情与理的对立,雅与俗的对立,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对立,等等。市民化文人在作家群体中的地位上升,俗文学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文学向着异己的、对立的方向转化,并向近、现代文学过渡。理清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为科学评价中国古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的成就和文学史地位提供了前提和依据。
三、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
中国文学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索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基本规律,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一)以复古为通变的文学发展道路。中国古代文学的改革有不少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如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以反对受六朝绮靡纤弱诗风影响的初唐诗风,韩柳、欧苏打出秦汉古文的旗帜,以创造新的散文文体和语言。明代前、后七子干脆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他们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变化。和西方文学以“新变”为主流的发展道路有明显不同。这与中国封建社会渐进式的改良维新、新陈纠葛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有着密切关系。
(二)雅与俗的相互对立、渗透和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重要规律。就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逐渐由雅到俗,由诗文赋的雅文学到雅俗共赏的词,再发展到通俗本色的戏曲、小说。就某一文体的发展演变而言,则往往是由俗到雅。比如,词在产生阶段本是通俗的民间物,市民化文人柳永等人的染指,使词在意境、语言、音律、技巧上逐渐讲究,艺术水平有所提高,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而士大夫文人的染指,片面讲究雅趣和音律、技巧,使词成为贵族文化沙龙中的雅文学,从而失去了大众这一广阔的文学市场而走向衰落。戏曲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俗变雅的发展过程。在俗和雅之间,“主要是俗对雅的影响和推动,以及由俗到雅的转变”。[3]俗与雅之间的互动,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它的长清。
(三)“尊体”和“破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途径。每种文体在表现对象、文体功能、体制结构、语言风格与审美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形成各自的文体特性和规范。而文体的独特性和文体间的互补性正是文学繁荣的标志。中国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小说兼备众体等,都是“破体为文”的尝试。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4]既承认文体“艺术换位”的合理性,又审慎掌握其“临界点”,防止破体过“度”的负面影响,在“尊体”和“破体”的矛盾运动中,开拓出一条文学发展演变的道路。另如动荡变革的时代往往出现文学高潮、外来文化的影响引起文学的新变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
四、挖掘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之一,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应有意识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同时,利用这种优秀文化精神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培育他们的理想人格,达到古为今用、教书育人的目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体现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追求生命永恒的文化精神。《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出了“三不朽”之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自强不息、追求生命永恒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屈原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追求和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而德被千秋,所以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这是“立德”不朽的典型。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其四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人已意识到人与万物生命的短暂,而以丰富人生内涵、积极建功立业来超越生命短暂的局限,追求生命的永恒和功业的不朽,这可谓是“立功”不朽的典型。司马迁身受宫刑,发愤著书,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渊薮,这可说是“立言”不朽的典型。这种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发展、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二)“仁及万物”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强化同情心、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精神的丰富营养。比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把天下苍生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而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他久别还乡看到幼子饿死的惨状,并没有沉浸在一己的不幸中,而是推想到比自己更为不幸的“远戍卒”和“失业徒”,推想到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大乱将会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写下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诗句。杜甫的感情真诚而丰富,他与家人、友人、邻人、万众、国家息息相通,哀乐与共。他在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大通透中,找到了永恒的生命之源和人生价值。另外,如中国古代文学表现的热爱祖国、奉献社会、造福苍生的奉献精神,弘扬个性解放、批判社会黑暗的社会批判精神,都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精神,是培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有益思想营养。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探索上述规律性问题,能使学生由表及里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由浅入深,从整体上把握其博大精深的深层内涵和内在本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同时还实现了知识与能力并重、教书与育人相融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163.
[2]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鸟瞰[J].文学遗产,1986,(5):1-12.
[3]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7,(5):57-68.
[4]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889.
关键词: 中国文学史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 规律性问题
“规律”亦称“法则”,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中国文学史也有其发展规律,我们在进行中国文学史教学中必须树立“以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论指导中国文学史教学,要用相互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注重探索规律性问题。这样做有利于中国文学史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够适应新世纪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对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的同行也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中国文学史中包含哪些应着重探讨的规律性问题呢?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尽管有发展变化,但自始至终有相因相承的一面,通过一代代的积淀,形成我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我们应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依据,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在比较鉴别中找出这种特色,进而探讨产生这种特色的社会文化原因。如我国古代文学强调“美善相兼”,主要追求社会功利,而西方文学则强调“美真统一”,追求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我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学术文化杂糅,是杂文学的体制,而西方文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纯文学的观念和体制。再比如,中国古代诗歌表面上重“表现”——“言志”、“吟咏情性”,而其实质是重“再现”,较多作品体现了诗人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和干预,较少表现纯个人的情感、愿望和追求,而成为透视社会人生的一面略带感情变形的“镜子”,历代诗论家往往以“诗史”称许诗人,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些特点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古代文化属于政治伦理型文化,人的一切活动都从属于政治道德,以伦理为本位,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这就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美”从属于“善”,与政教伦理密切相关的“美善相兼”的本质,也导致了文、史、哲、政、教混杂在一起的杂文学体制,以及古代诗歌表面重“表现”,实质上重“再现”的特点。
二、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如果把中國古代文学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它自身就体现出发生、发展、变化、解体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描述,我们认为陈伯海先生的意见值得借鉴。[2]他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成期——先秦两汉。从没有文学或不独立的文学逐渐成长、分化为独立的文学,其演进线索是文学从混合于其它意识形态中逐渐分化出来。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期——魏晋六朝隋唐。以诗文为代表的文人文学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文质兼备,风骨与声律合一,体式完备,全面开花。其作家群体以寒士阶层为主。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上升期。
(三)中国古代文学的蜕变期——宋元明清。文学中一些旧质素开始解体,新的质素开始产生,新旧质素处于相互对立、排斥之中,如情与理的对立,雅与俗的对立,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对立,等等。市民化文人在作家群体中的地位上升,俗文学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文学向着异己的、对立的方向转化,并向近、现代文学过渡。理清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为科学评价中国古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的成就和文学史地位提供了前提和依据。
三、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规律
中国文学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索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些基本规律,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一)以复古为通变的文学发展道路。中国古代文学的改革有不少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如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以反对受六朝绮靡纤弱诗风影响的初唐诗风,韩柳、欧苏打出秦汉古文的旗帜,以创造新的散文文体和语言。明代前、后七子干脆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他们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变化。和西方文学以“新变”为主流的发展道路有明显不同。这与中国封建社会渐进式的改良维新、新陈纠葛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有着密切关系。
(二)雅与俗的相互对立、渗透和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重要规律。就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逐渐由雅到俗,由诗文赋的雅文学到雅俗共赏的词,再发展到通俗本色的戏曲、小说。就某一文体的发展演变而言,则往往是由俗到雅。比如,词在产生阶段本是通俗的民间物,市民化文人柳永等人的染指,使词在意境、语言、音律、技巧上逐渐讲究,艺术水平有所提高,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而士大夫文人的染指,片面讲究雅趣和音律、技巧,使词成为贵族文化沙龙中的雅文学,从而失去了大众这一广阔的文学市场而走向衰落。戏曲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俗变雅的发展过程。在俗和雅之间,“主要是俗对雅的影响和推动,以及由俗到雅的转变”。[3]俗与雅之间的互动,使文学的长河陆续得到新水的补充和激荡,而保持着它的长清。
(三)“尊体”和“破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途径。每种文体在表现对象、文体功能、体制结构、语言风格与审美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形成各自的文体特性和规范。而文体的独特性和文体间的互补性正是文学繁荣的标志。中国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小说兼备众体等,都是“破体为文”的尝试。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4]既承认文体“艺术换位”的合理性,又审慎掌握其“临界点”,防止破体过“度”的负面影响,在“尊体”和“破体”的矛盾运动中,开拓出一条文学发展演变的道路。另如动荡变革的时代往往出现文学高潮、外来文化的影响引起文学的新变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
四、挖掘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之一,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应有意识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同时,利用这种优秀文化精神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培育他们的理想人格,达到古为今用、教书育人的目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体现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追求生命永恒的文化精神。《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出了“三不朽”之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种自强不息、追求生命永恒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屈原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追求和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而德被千秋,所以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这是“立德”不朽的典型。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其四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人已意识到人与万物生命的短暂,而以丰富人生内涵、积极建功立业来超越生命短暂的局限,追求生命的永恒和功业的不朽,这可谓是“立功”不朽的典型。司马迁身受宫刑,发愤著书,写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渊薮,这可说是“立言”不朽的典型。这种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发展、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二)“仁及万物”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强化同情心、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精神的丰富营养。比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把天下苍生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而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他久别还乡看到幼子饿死的惨状,并没有沉浸在一己的不幸中,而是推想到比自己更为不幸的“远戍卒”和“失业徒”,推想到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大乱将会给国家、民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写下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诗句。杜甫的感情真诚而丰富,他与家人、友人、邻人、万众、国家息息相通,哀乐与共。他在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大通透中,找到了永恒的生命之源和人生价值。另外,如中国古代文学表现的热爱祖国、奉献社会、造福苍生的奉献精神,弘扬个性解放、批判社会黑暗的社会批判精神,都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精神,是培养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有益思想营养。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探索上述规律性问题,能使学生由表及里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由浅入深,从整体上把握其博大精深的深层内涵和内在本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同时还实现了知识与能力并重、教书与育人相融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163.
[2]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鸟瞰[J].文学遗产,1986,(5):1-12.
[3]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7,(5):57-68.
[4]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