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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元性”和“灵活性”特点的理论分析，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年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实际，探讨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点及具体措施。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元性；灵活性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10-07
“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九个方面的“趋势性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进行了铺垫性分析。2015年，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新的阐述，并提出了“深入推进”的具体要求。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理念既有“一贯性”的坚守，也有“创新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回答三个问题，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哪些新的变化？怎样深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將“老内容”和“新提法”融会贯通，化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具体矛盾？从而挖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元性”和“灵活性”特点，进一步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科学内涵和政策外延，以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中国经济发展难题。
一、供给管理的理论基础
对于供给管理现有文献主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展开相关研究。短期供给理论主要针对如何维持短时期经济稳定问题基于供给侧视角展开讨论。萨伊（J.M.Keynes，1803）提出，“卖就是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并维持供给和需求间平衡关系，这就是“萨伊定理”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1]。“萨伊定理”成为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放任自由”与“不干预”为特征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萧条，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指引下的供给管理受到质疑，而基于“凯恩斯定律”的需求管理成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的政策手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滞胀”现象，为解决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的“双高”难题，以拉弗（A.Laffer）、吉尔德（G.Gilder）和万尼斯基（J.Wanniski）为代表的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重新得到重视，其后以此为理论依据的“里根经济学”经济政策在调控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长期供给管理看，尽管相关文献很少有长期供给管理的明确提法，但其中关于长期经济增长源泉的论述无疑应当归属于供给学派[2]。关于长期经济增长源泉即供给侧因素包括：劳动分工和物质资本（Smith，1776）[3]；创新（Schumpeter，1912）[4]；物质资本积累以及体现在物质资本上的技术进步（Harrod，1939）[5]；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Solow，1956）[6]；人力资本（Schultz，1961）[7]和经济制度（Gruchy，1985[8]；Gregory，1988[9]）等。供给管理理论认为，由于价格机制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所以短期内的供给和需求可能失衡，从长期看二者却能够实现动态平衡。进一步地，长期供给管理更适用于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而短期供给管理不管在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则同样适用。
综上所述，我们从短、长期供给管理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时间上的“双维性”。供给管理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其管理和政策手段的侧重点各有所长，短期力在“稳”，长期重在“进”，供给管理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稳中有进”，实现持续性经济增长。所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短期计划，又要制定长期战略，既要打好“持久战”，又要做到“有的放矢”、“重点歼灭”。
二是要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活性。从短期维度视角出发，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还是供给学派理论，无论是“里根经济学”政策范例还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供给学派有着类似的理论重点（从供给方维持经济稳定）和政策目标（解决供给和需求短期内失衡问题），但是也不难看出，它们赖以存在的环境和拟解决的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和国别烙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实际，也不是完美和万能的灵丹妙药，所以全盘照搬已有理论来指导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拿来主义”做法必不可取，有时要“摸着石头过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灵活性特性。
三是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元性。从长期维度视角看，长期供给管理理论所提及的经济增长源泉，即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制度等无一不是我们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所在，从而体现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元性特性。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结合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之间不存在一方必然取代另一方的变化趋势，问题的关键是哪种管理可以更好地解决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因此，政府应当从“新常态”实际出发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政府不论是采取需求管理的手段还是供给管理的手段，都不能只关注这些手段对目前的需求和供给的影响，还要评估这个手段对将来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以确定它是否有助于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不会在未来导致新的经济问题。
二、为什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问题导向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分析思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是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失衡、体制结构失衡和治理结构失衡。 （一）内需不足与经济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平均值）从80年代的9.3%、90年代的10.4%，直到2001-2007年间的10.8%。然而，自2008年后呈不断下降趋势（2008-2011年平均9.6%，2012和2013年7.7%， 2014年7.3%，2015年6.9%）。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出口放缓，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内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消费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数据可见，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落循环。但是特别突出的是2000-2010年十年间，消费率从62%下降到48%，大幅度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更是从46%以上降到35%以下。两个比率都达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最低点，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2.储蓄率、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与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相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呈现出超常、持续增长态势。以资本形成率为例，2000-2011年从35.3%升至48.3%，提高了1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2010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扩张性投资计划，导致这一时期的货币供应极度宽松、投资规模急速扩张，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不可否认，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的高储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高储蓄和高投资无疑是这期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并不是越高越好，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保持两个平衡：一是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如果消费与投资不是同步增长，总需求结构就会发生明显倾斜。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如果对国内投资和国外市场需求依赖过度，那么必然造成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最终结果。特别是受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出口增长显著放慢，政府采用大力度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试图依靠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越来越高的投资率，却并没有带动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加速，出现了增长的连续减速。二是投资率和资本效率的平衡。前几年的高投资率和低增长率的事实，表明了资本效率的实质性降低。从短期看投资属于需求端，从长期看却属于供给侧[10]。资本效率是高储蓄率转化为高增长率以及一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
3.高度的出口依赖。2000-2008年期间，我国出口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24.4%（按美元计价），贸易顺差不断攀升。这既是我国竞争力上升和加入WTO以后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也暴露出内需相对不足、国内结构失衡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出口增长放缓，内需不足的矛盾就立刻凸显出来。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综上所述，经济结构失衡最主要的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并过低（显著低于国际一般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过高。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持续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如果不改变这种结构失衡状况，经济增长将因为需求不足而逐渐失去动力，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衰退。同时，与高投入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资源和环境破坏，也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二）体制结构失衡与治理结构失衡
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是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果，而收入分配失衡又与一系列体制问题紧密相关。所以，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
面对现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难，一味“死挺硬熬”是迈不过去的，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的多元性和灵活性，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近期的最终消费率小幅度回升、收入分配改善迹象初现，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改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以及政府惠农政策实施的成效。但是仅仅根据目前情况，就断定消费率回升趋势已然形成还为时过早，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新挑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一年以来，处于L型探底阶段的中国经济逐渐由“稳中有进，稳中有好”过渡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尽管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但已逐渐放缓，稳增长的效果和企稳、触底的迹象开始显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GDP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91%的高速增长。2013年以来，GDP实际增长率从7.7%一路下降至2014年的7.3%及2015年的6.9%。2016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速均为6.7%，全年实际增速6.7%（预测值），比2015年将回落0.2%（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PPI增速四年多来首次由负转正以及生产者价格通缩得到迅速缓解，2016年第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速已由2015年同期的6.0%提升至7.8%。从行业GDP增速看，2016年三季度除了房地产业及其他行业增长了8.8%，批发与零售行业增长了7%外，其他六大核心行业均低于6.7% 。房地产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9.1%、8.8%和8.8%。
（二）企业效益向好态势进一步得到稳固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2014年下降2.3%，为多年来首次下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由于各类成本的挤压，特别是劳动力、税收和财务三大成本；二是因为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下降。2016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567.7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1-9月加快0.2個百分点（见图2）。从主要行业利润来看，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2%（利润总额47262.3亿元），而采矿业则同比下降48.5%（利润总额1138亿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6.2%（实现利润总额4167.4亿元）。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另外12个行业减少。增幅较快的行业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增长1.1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35.9%）、汽车制造业（增长13.9%）、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3.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2.2%），计算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9.8%），减幅较大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8.1%。表明2016年企业效益向好态势进一步稳固，煤炭等行业拉动明显；而且企业库存、杠杆率和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持续显现。 （三）PPI五年来首次转正
2015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2014年相比下降5.2%，降幅同比扩大了3.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不仅影响企业利润，而且影响投资。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一路下跌，并于2016年一季度降至最低（43.7%）。随之开始出现回暖，2016年二季度重回50%以上，三季度回升至51.2% ，2016年9月PPI的正增长结束了长达54个月的工业通缩（见图3）。PPI通缩的缓解得益于需求和供给的双重贡献和供需矛盾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尽管总需求增长还仅仅是企稳而非回升，但是在稳增长、去产能、去库存政策作用下，建筑等相关行业的GDP占比提升、煤炭和钢铁等行业的去库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2015年的低基数都加速了PPI由负为正的转变。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的显现”，也源于“稳增长政策带动了需求回暖”。
2016年 11月CPI同比上涨2.3% ，CPI上涨主要由医疗保健品（同比上涨4.4% ）、其他用品和服务品（同比上涨4.2% ）和食品烟酒（同比上涨3.2% ）价格大幅上涨所拉动，经济企稳信号增强（见图4）。
（四）实施减税政策背景下，财政运行较为平稳
2016年1至11月，随着营改增等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增长稳健，凸显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增效加力。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148250亿元，实现了年初预算的94.3%），其中的税收收入同比下降2.5%（8554亿元），剔除不可比退税因素后增长3.3%（见图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0.2%（同期累计165839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6%（23645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0.9%（142194亿元）。在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的基础上，民生领域成为其中的重点，如教育（增长13.3%）、科学技术（增长15.3%）、文化体育与传媒（增长3.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增长18.9%）、社会保障和就业（增长16%）、住房保障（增长11%）、农林水（增长7%）、城乡社区（增长29.6%）。
（五）潜在经济风险点增多
2016年，我国经济潜在风险点增多，经济脆弱性凸显，这些风险点能否得到适当处置，将直接影响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进程。值得关注的有：
1.通货膨胀风险。随着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行，2016年底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出现逐渐攀升的局面（2016年11 月，我国同比PPI与CPI分别达到3.3%和2.3%）。2017 年，由于中、美全球两大经济体同时发力推动基建投资，必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实体经济未见实质性好转的背景下，有可能导致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
2.债券市场流动性风险。由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升温和“稳汇率”“去杠杆”等货币政策的执行，2016年底的中国债券市场出现了一波快速调整，导致资金赎回压力加大。这不仅负面影响了以依赖理财产品进行资产扩张的中小银行，而且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局面进一步严重，甚至會牵连到其他金融资产价格。
3.资本流出风险。人民币持续增加的贬值压力使得境内资本自2014年起不断快速流出，2016年7-11月我国外汇储备更是连续5个月净流出，且流出幅度不断加大。随着年初换汇时点临近，这种现象可能更加严峻。
4.实体经济内生融资需求不足。2016年11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7946亿元）中新增居民房贷（5692亿元）所占比重高达71.63%。同时，企业中长期贷款环比增加额（1290亿元）则继续与地方置换债少增额（1072亿元）呈“跷跷板”效应。由于企业中长期贷款主要对接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与基建投资存在较强相关性，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和基建投资是当前信贷资金主要流入的领域，相比之下的实体经济产生内生融资需求不足问题。
三、如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总书记将“新常态”特征高度概括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科学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一年来的形势变化和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如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显得尤其重要，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把握稳中求进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要突出重点地优化结构转化动力。
（一）稳中求进更加明确和深刻
虽然“稳中求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但是2016年更是在高度、深度和广度上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活力。从高度上说，“稳中求进”从原来的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是贯穿2017年全年工作的方向性原则，从而具有战略性意义；从深度上说，稳中求进，“稳”是大局、是前提和基础，“进”是目的，没有“稳”的“进”属于空中楼阁，没有“进”的“稳”是原地踏步。在“稳”的前提下在关键领域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稳”的核心是稳政策、稳预期，只有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加强法制建设和产权保护，大局才能稳，市场才能稳，企业信心和人心才能稳；从广度上说，“稳中求进”以“民生稳”为底线，以 “三去一降一补”和“一带一路”为着力点，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实实在在加以推动，才能实现“社会稳”和“国家稳”的最终目的。
从“辩证法”和“两点论”出发，要实现“稳”和“进”的平衡关系：我们强调“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间的辩证统一，应采取果断措施化解各种经济风险；既要充满信心，又要坚持问题导向；既要有“奋发有为”的改革，又要有度把握；“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宏观政策稳定才能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环境稳定才能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形成“缓中趋稳”、“稳中向好”、“行稳致远”的经济形势。 （二）结构优化重点突出
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以下六个方面成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1.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活性，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实现五大任务“实质性”进展。以“去产能”为例，2016年的“去产能”尚在布局阶段，却出现了钢铁、煤炭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扩大生产、价格上涨；火电、建材行业投资过热；以及各地同时新建、扩建新能源汽车行业创业园等现象，产生了新的能源过剩风险。所以，2017年的“去产能”政策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将继续推行，以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主要措施包括：（1）抓紧处置牛鼻子“僵尸企业”；（2）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3）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4）妥善处置企业债务等措施。
2.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农业生产结束“十二连增”，面临结构质量发展压力的局面，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措施有：（1）推进农业现代化；（2）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3）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等。
3.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近年来，从“马桶盖”到“化妆品”，消费外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破解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突出矛盾，只有发扬“工匠精神”、培育“百年老店”，“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才是主动适应消费升级、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根本出路。
4.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6年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尚未开始，一、二线的某些热点城市却出现了楼市一哄而上的泡沫风险。如果听之任之，受到影响的将会是宏观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坚持房子的“居住”属性和定位、遏制炒作十分关键。房地产市场调控要从金融、税收、财政、投资、立法和土地等方面措施展开，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5.防控金融风险更加重要。虽然2016年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是我们应认识到，股市、债市和汇市波动以及非法集资等风险因素均不容忽视。2017年，有关部门要转变监管理念，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并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加强对各类交易行为的监管，并通过深入开展相关社会行为的治理，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6.将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向深水区迈进，即国企改革已经初步完成顶层设计，进入了亟待具体推进的局面。此时，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是2017年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有效路径。
此外，在区域结构优化方面，一是可以把促进人口城镇化和“去库存”结合起来；二是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三是把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和服务同时跟进、合理配置，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在排放结构优化方面，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三）动力转化要做好加减乘除
要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培育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机器人等新一代新兴产业，不断汇聚新的增长点以形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发挥创新拉动乘数效应，加大研发强度，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保护好企业家精神。营造创业、创新、创智的良好环境，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构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到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的双重增长；作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強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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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7-22.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元性；灵活性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10-07
“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九个方面的“趋势性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进行了铺垫性分析。2015年，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新的阐述，并提出了“深入推进”的具体要求。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理念既有“一贯性”的坚守，也有“创新性”的突破。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回答三个问题，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哪些新的变化？怎样深入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將“老内容”和“新提法”融会贯通，化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具体矛盾？从而挖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元性”和“灵活性”特点，进一步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科学内涵和政策外延，以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中国经济发展难题。
一、供给管理的理论基础
对于供给管理现有文献主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展开相关研究。短期供给理论主要针对如何维持短时期经济稳定问题基于供给侧视角展开讨论。萨伊（J.M.Keynes，1803）提出，“卖就是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并维持供给和需求间平衡关系，这就是“萨伊定理”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1]。“萨伊定理”成为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放任自由”与“不干预”为特征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萧条，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指引下的供给管理受到质疑，而基于“凯恩斯定律”的需求管理成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的政策手段。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滞胀”现象，为解决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的“双高”难题，以拉弗（A.Laffer）、吉尔德（G.Gilder）和万尼斯基（J.Wanniski）为代表的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重新得到重视，其后以此为理论依据的“里根经济学”经济政策在调控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从长期供给管理看，尽管相关文献很少有长期供给管理的明确提法，但其中关于长期经济增长源泉的论述无疑应当归属于供给学派[2]。关于长期经济增长源泉即供给侧因素包括：劳动分工和物质资本（Smith，1776）[3]；创新（Schumpeter，1912）[4]；物质资本积累以及体现在物质资本上的技术进步（Harrod，1939）[5]；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Solow，1956）[6]；人力资本（Schultz，1961）[7]和经济制度（Gruchy，1985[8]；Gregory，1988[9]）等。供给管理理论认为，由于价格机制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所以短期内的供给和需求可能失衡，从长期看二者却能够实现动态平衡。进一步地，长期供给管理更适用于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而短期供给管理不管在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则同样适用。
综上所述，我们从短、长期供给管理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时间上的“双维性”。供给管理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其管理和政策手段的侧重点各有所长，短期力在“稳”，长期重在“进”，供给管理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稳中有进”，实现持续性经济增长。所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短期计划，又要制定长期战略，既要打好“持久战”，又要做到“有的放矢”、“重点歼灭”。
二是要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活性。从短期维度视角出发，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还是供给学派理论，无论是“里根经济学”政策范例还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供给学派有着类似的理论重点（从供给方维持经济稳定）和政策目标（解决供给和需求短期内失衡问题），但是也不难看出，它们赖以存在的环境和拟解决的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和国别烙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实际，也不是完美和万能的灵丹妙药，所以全盘照搬已有理论来指导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拿来主义”做法必不可取，有时要“摸着石头过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灵活性特性。
三是要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元性。从长期维度视角看，长期供给管理理论所提及的经济增长源泉，即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制度等无一不是我们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所在，从而体现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元性特性。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结合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之间不存在一方必然取代另一方的变化趋势，问题的关键是哪种管理可以更好地解决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因此，政府应当从“新常态”实际出发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政府不论是采取需求管理的手段还是供给管理的手段，都不能只关注这些手段对目前的需求和供给的影响，还要评估这个手段对将来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以确定它是否有助于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不会在未来导致新的经济问题。
二、为什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问题导向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分析思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是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失衡、体制结构失衡和治理结构失衡。 （一）内需不足与经济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平均值）从80年代的9.3%、90年代的10.4%，直到2001-2007年间的10.8%。然而，自2008年后呈不断下降趋势（2008-2011年平均9.6%，2012和2013年7.7%， 2014年7.3%，2015年6.9%）。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出口放缓，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内需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消费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数据可见，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落循环。但是特别突出的是2000-2010年十年间，消费率从62%下降到48%，大幅度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更是从46%以上降到35%以下。两个比率都达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最低点，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2.储蓄率、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与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相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呈现出超常、持续增长态势。以资本形成率为例，2000-2011年从35.3%升至48.3%，提高了1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2010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扩张性投资计划，导致这一时期的货币供应极度宽松、投资规模急速扩张，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不可否认，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的高储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高储蓄和高投资无疑是这期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并不是越高越好，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保持两个平衡：一是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如果消费与投资不是同步增长，总需求结构就会发生明显倾斜。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如果对国内投资和国外市场需求依赖过度，那么必然造成内需不足、结构失衡的最终结果。特别是受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出口增长显著放慢，政府采用大力度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试图依靠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越来越高的投资率，却并没有带动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加速，出现了增长的连续减速。二是投资率和资本效率的平衡。前几年的高投资率和低增长率的事实，表明了资本效率的实质性降低。从短期看投资属于需求端，从长期看却属于供给侧[10]。资本效率是高储蓄率转化为高增长率以及一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
3.高度的出口依赖。2000-2008年期间，我国出口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24.4%（按美元计价），贸易顺差不断攀升。这既是我国竞争力上升和加入WTO以后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也暴露出内需相对不足、国内结构失衡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出口增长放缓，内需不足的矛盾就立刻凸显出来。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综上所述，经济结构失衡最主要的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并过低（显著低于国际一般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过高。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持续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如果不改变这种结构失衡状况，经济增长将因为需求不足而逐渐失去动力，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衰退。同时，与高投入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资源和环境破坏，也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二）体制结构失衡与治理结构失衡
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是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果，而收入分配失衡又与一系列体制问题紧密相关。所以，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制结构上的“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和治理结构上的“中央决议和地方（部门）执行落差”。
面对现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难，一味“死挺硬熬”是迈不过去的，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的多元性和灵活性，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近期的最终消费率小幅度回升、收入分配改善迹象初现，也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改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以及政府惠农政策实施的成效。但是仅仅根据目前情况，就断定消费率回升趋势已然形成还为时过早，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新挑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一年以来，处于L型探底阶段的中国经济逐渐由“稳中有进，稳中有好”过渡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尽管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但已逐渐放缓，稳增长的效果和企稳、触底的迹象开始显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GDP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91%的高速增长。2013年以来，GDP实际增长率从7.7%一路下降至2014年的7.3%及2015年的6.9%。2016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速均为6.7%，全年实际增速6.7%（预测值），比2015年将回落0.2%（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由于PPI增速四年多来首次由负转正以及生产者价格通缩得到迅速缓解，2016年第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速已由2015年同期的6.0%提升至7.8%。从行业GDP增速看，2016年三季度除了房地产业及其他行业增长了8.8%，批发与零售行业增长了7%外，其他六大核心行业均低于6.7% 。房地产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9.1%、8.8%和8.8%。
（二）企业效益向好态势进一步得到稳固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2014年下降2.3%，为多年来首次下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由于各类成本的挤压，特别是劳动力、税收和财务三大成本；二是因为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下降。2016年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567.7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1-9月加快0.2個百分点（见图2）。从主要行业利润来看，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2%（利润总额47262.3亿元），而采矿业则同比下降48.5%（利润总额1138亿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6.2%（实现利润总额4167.4亿元）。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另外12个行业减少。增幅较快的行业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增长1.1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35.9%）、汽车制造业（增长13.9%）、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3.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2.2%），计算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9.8%），减幅较大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8.1%。表明2016年企业效益向好态势进一步稳固，煤炭等行业拉动明显；而且企业库存、杠杆率和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持续显现。 （三）PPI五年来首次转正
2015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2014年相比下降5.2%，降幅同比扩大了3.3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不仅影响企业利润，而且影响投资。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中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一路下跌，并于2016年一季度降至最低（43.7%）。随之开始出现回暖，2016年二季度重回50%以上，三季度回升至51.2% ，2016年9月PPI的正增长结束了长达54个月的工业通缩（见图3）。PPI通缩的缓解得益于需求和供给的双重贡献和供需矛盾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尽管总需求增长还仅仅是企稳而非回升，但是在稳增长、去产能、去库存政策作用下，建筑等相关行业的GDP占比提升、煤炭和钢铁等行业的去库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2015年的低基数都加速了PPI由负为正的转变。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的显现”，也源于“稳增长政策带动了需求回暖”。
2016年 11月CPI同比上涨2.3% ，CPI上涨主要由医疗保健品（同比上涨4.4% ）、其他用品和服务品（同比上涨4.2% ）和食品烟酒（同比上涨3.2% ）价格大幅上涨所拉动，经济企稳信号增强（见图4）。
（四）实施减税政策背景下，财政运行较为平稳
2016年1至11月，随着营改增等减税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支出增长稳健，凸显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增效加力。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148250亿元，实现了年初预算的94.3%），其中的税收收入同比下降2.5%（8554亿元），剔除不可比退税因素后增长3.3%（见图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0.2%（同期累计165839亿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长6%（23645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0.9%（142194亿元）。在全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的基础上，民生领域成为其中的重点，如教育（增长13.3%）、科学技术（增长15.3%）、文化体育与传媒（增长3.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增长18.9%）、社会保障和就业（增长16%）、住房保障（增长11%）、农林水（增长7%）、城乡社区（增长29.6%）。
（五）潜在经济风险点增多
2016年，我国经济潜在风险点增多，经济脆弱性凸显，这些风险点能否得到适当处置，将直接影响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进程。值得关注的有：
1.通货膨胀风险。随着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行，2016年底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出现逐渐攀升的局面（2016年11 月，我国同比PPI与CPI分别达到3.3%和2.3%）。2017 年，由于中、美全球两大经济体同时发力推动基建投资，必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实体经济未见实质性好转的背景下，有可能导致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
2.债券市场流动性风险。由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升温和“稳汇率”“去杠杆”等货币政策的执行，2016年底的中国债券市场出现了一波快速调整，导致资金赎回压力加大。这不仅负面影响了以依赖理财产品进行资产扩张的中小银行，而且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局面进一步严重，甚至會牵连到其他金融资产价格。
3.资本流出风险。人民币持续增加的贬值压力使得境内资本自2014年起不断快速流出，2016年7-11月我国外汇储备更是连续5个月净流出，且流出幅度不断加大。随着年初换汇时点临近，这种现象可能更加严峻。
4.实体经济内生融资需求不足。2016年11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7946亿元）中新增居民房贷（5692亿元）所占比重高达71.63%。同时，企业中长期贷款环比增加额（1290亿元）则继续与地方置换债少增额（1072亿元）呈“跷跷板”效应。由于企业中长期贷款主要对接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与基建投资存在较强相关性，所以说房地产市场和基建投资是当前信贷资金主要流入的领域，相比之下的实体经济产生内生融资需求不足问题。
三、如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总书记将“新常态”特征高度概括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科学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一年来的形势变化和改革成效的基础上，如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显得尤其重要，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把握稳中求进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要突出重点地优化结构转化动力。
（一）稳中求进更加明确和深刻
虽然“稳中求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但是2016年更是在高度、深度和广度上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和活力。从高度上说，“稳中求进”从原来的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是贯穿2017年全年工作的方向性原则，从而具有战略性意义；从深度上说，稳中求进，“稳”是大局、是前提和基础，“进”是目的，没有“稳”的“进”属于空中楼阁，没有“进”的“稳”是原地踏步。在“稳”的前提下在关键领域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稳”的核心是稳政策、稳预期，只有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加强法制建设和产权保护，大局才能稳，市场才能稳，企业信心和人心才能稳；从广度上说，“稳中求进”以“民生稳”为底线，以 “三去一降一补”和“一带一路”为着力点，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实实在在加以推动，才能实现“社会稳”和“国家稳”的最终目的。
从“辩证法”和“两点论”出发，要实现“稳”和“进”的平衡关系：我们强调“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间的辩证统一，应采取果断措施化解各种经济风险；既要充满信心，又要坚持问题导向；既要有“奋发有为”的改革，又要有度把握；“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宏观政策稳定才能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环境稳定才能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形成“缓中趋稳”、“稳中向好”、“行稳致远”的经济形势。 （二）结构优化重点突出
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以下六个方面成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1.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活性，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实现五大任务“实质性”进展。以“去产能”为例，2016年的“去产能”尚在布局阶段，却出现了钢铁、煤炭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扩大生产、价格上涨；火电、建材行业投资过热；以及各地同时新建、扩建新能源汽车行业创业园等现象，产生了新的能源过剩风险。所以，2017年的“去产能”政策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将继续推行，以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主要措施包括：（1）抓紧处置牛鼻子“僵尸企业”；（2）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3）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4）妥善处置企业债务等措施。
2.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农业生产结束“十二连增”，面临结构质量发展压力的局面，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措施有：（1）推进农业现代化；（2）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3）切实解决农民卖粮难等。
3.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近年来，从“马桶盖”到“化妆品”，消费外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破解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突出矛盾，只有发扬“工匠精神”、培育“百年老店”，“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才是主动适应消费升级、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根本出路。
4.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16年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尚未开始，一、二线的某些热点城市却出现了楼市一哄而上的泡沫风险。如果听之任之，受到影响的将会是宏观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坚持房子的“居住”属性和定位、遏制炒作十分关键。房地产市场调控要从金融、税收、财政、投资、立法和土地等方面措施展开，既要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5.防控金融风险更加重要。虽然2016年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是我们应认识到，股市、债市和汇市波动以及非法集资等风险因素均不容忽视。2017年，有关部门要转变监管理念，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并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加强对各类交易行为的监管，并通过深入开展相关社会行为的治理，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6.将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放在重要位置。当前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向深水区迈进，即国企改革已经初步完成顶层设计，进入了亟待具体推进的局面。此时，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是2017年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有效路径。
此外，在区域结构优化方面，一是可以把促进人口城镇化和“去库存”结合起来；二是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三是把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和服务同时跟进、合理配置，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在排放结构优化方面，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三）动力转化要做好加减乘除
要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培育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机器人等新一代新兴产业，不断汇聚新的增长点以形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发挥创新拉动乘数效应，加大研发强度，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保护好企业家精神。营造创业、创新、创智的良好环境，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构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到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的双重增长；作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強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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