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都有保护文化名人、建立名人纪念馆的惯例。在中国，就会搞出中国特色。在莫言的故乡，它叫“莫言品牌的旅游项目”。它的第一个特色，是“不差钱”。花6.7亿“打造旅游带”，在莫言旧居的周围兴建“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等等。
　　我猜想，政府以一个仍然活在世上的文学家的名义花那么多钱，可能是创了世界之最吧。但在官方看来，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一位干部说到“万亩红高粱”，那是“亏本也要种”。这种境界，当今世界很少政府能达得到。
　　然而，钱是钱，文化是文化。其实，中国的文化项目，钱多钱少搞出来的都是那么一回事。比如，你不想亏一千万，可以只种“百亩红高粱”，器局小一点而已。到时候，无非把“我爷爷，我奶奶”塞进高粱地体验一把“莫言文化”，诸如此类。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天堂蒜薹之歌》或《蛙》里涉及当今官方行政方式的故事，就不要“体验”了。因为这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现实”部分，有时还是相当尖锐，甚至是相当残酷的，官方承受不起这样的批评。
　　其实，莫言家乡的干部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要文学和莫言给旅游业站台。虽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话各地领导都不太好意思说了，但实际上还是很难有官员把文化当文化，认为它本身就有戏的。当然，不能排除操办这事的官员有很尊重莫言的文学的。但他也只能尊重官方办事的逻辑。
　　还有一个情节是，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当天，莫言于北京回答记者时，表示他不太了解这些“说法”。具体情况我们不清楚，但莫言的话是说得比较冷。但一般说来，官方有官方的逻辑，问了你莫言，事情还得这么办。
　　除了“亏本也要种”，莫言家乡干部还有一句话，也能代表中国特色。那便是干部去动员莫言的老爸改建“莫言旧居”的说辞：“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房子也不是你的房子了。”这话听起来新鲜，但逻辑却也是普遍的。
　　在中国，一个人获得了荣誉，他应该正确地表示，这是因为领导的关心，这荣誉属于集体。在很多情况下，这样讲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个荣誉可能出于大家的牺牲，还有领导的“协调”。在奥运奖台上，说荣誉是党和国家给的也不对，因为，你受训练的费用是国家给的，给你还是给他，是领导决定的。但是，作家稍有不同。虽然莫言也是相当级别的国家干部，享受了一份国家待遇，但文学创造仍然是一种个人活动，文学的荣誉首先应该属于个人。
　　简单地说，一个人无论获得了什么荣誉，他都应该是他自己，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而诺贝尔文学奖也不管你的国家给予了你什么待遇，否则，当年的苏联体制内作家都有获奖，岂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在奖励这种体制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中国人已经不太习惯把国内的荣誉，尤其是体制外的荣誉归单位，归集体了。但却仍然把公民的国际荣誉划归国有，如果国家觉得这个荣誉可以接受的话。你是国际文化名人，国家领导人也表扬你了，你就是国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你就听政府支配，你就只管光荣去，不用你有自己的主张。你老爸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把你hold住了。甚至要溯及既往，你的旧居都成了国家的，政府才是你的旧居的主人，何况是政府花钱，给你建一个更漂亮的，还需要尊重你的意愿吗？
　　当那位干部在莫言的老爹面前说出那句名言的时候，老人家对自己建造的、居住大半生的房子的感情，莫言儿时留在“真正的旧居”里的记忆，通通不在考虑之列。这难道还不是一种“强拆”么。它以国家主义的面目出现，体现的是官员个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