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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牧家书屋建设的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每年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和安排，并提出具体的指导和实施意见，不断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崛起，从而使和谐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其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牧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满足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改变农村牧区文化产品非常匮乏的现状，解决农牧民群众买书难、看书难的实际问题，国家每年投入相当资金支持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大力实施农家书屋、牧家书屋、寺院书屋，以此推动民族地区的和谐与进步。农牧家书屋建设既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一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农牧家书屋成为牧民群众获取知识和致富信息的重要途径，广大牧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牧民和城里人的文化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从中可以感知到农牧家书屋、寺院书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青海藏族地区的文化现状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村牧区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加大农牧区文化建设力度，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一系列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其目的是培育农村牧区文化市场，丰富农村牧区群众文化生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农村牧区的经济文化与城市相比较，发展状况显得缓慢和滞后，城乡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重点和难点是农村、牧区和农牧民问题。所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农村牧区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此避开经济社会问题，单就文化而言，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种：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不健全、农村的文化生活单调等。与整个农村相比较，青海藏族集聚区即牧区文化建设的滞后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调查，我国农民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一年只有0.1册，即10个农民一年拥有一本书。与此相比较，青海广大牧区藏族群众的人均图书拥有量远远会低于这个数字。这与其生存环境、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成熟度等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农牧区文化生活单调、文化建设滞后等主要社会原因不无关系。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地区，全省583万人口，其中藏族人口达137万，约占全省人口的24%。全国10个藏族自治州中，青海占了6个，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8%。从人口学理论分析，青海藏族集聚区的人口承载量为每平方千米约1.96人。面对如此地广人稀、高寒缺氧的一个生存环境，加上游牧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固有的精神信仰以及视野等的局限，青海牧区牧民的文盲率可能高达60-70%，甚至还要高于这个数字。不管从人文环境或是从地域特征考量，青藏高原即藏族集聚区有其独特的区域性、分散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如果简单地将广大牧区和农村地区等而同之，用一种简单的模式套用或者说完全按农村文化建设的方式实施牧区文化建设，恐怕因地域的差异性而导致结果差强人意。相反，由于这一区域文化的薄弱和全民的宗教信仰以及信息流通方式的特殊性，往往成为国外藏独势力和不法分子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灾区，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疲于应对的第一要务。
三、农牧家书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农牧家书屋建设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任何一个行业，涉及到产业的推进和升级，无不牵涉到资金问题。面对农牧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更是捉襟见肘，每年将仅有的资金弄成了调味品，无法从根本上或者是总体上解决实际问题。“2004年我国对农村的文化经费投入为30.11亿元，仅占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的26.5%，低于城市文化经费投入47个百分点，导致许多基层文化站无法正常运转，出现空壳化现象，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2004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公共图书馆总数的26.4%”。这种投入的乏力，使得农牧区文化市场处于病态，尤其是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农牧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农牧民无法得到健康文化的熏陶，从而也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封建迷信、腐朽落后文化蔓延，严重影响到农牧区现代化的建设。农牧区由于基础设施差，生活条件艰苦，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寒缺氧地带，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很难留住人才，人才队伍建设基本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有的乡镇撤销了文化站等，没有从事文化工作的专职人员，工作处于涣散状态；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在文化建设和管理上，大多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手段，为了完成工作目标，采用指令性、行政性手段弥补或掩盖资金缺口，缺失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文化部门的职能处于“虚化”状态；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有些基层政府部门将文化建设工作边缘化，文化工作未能成为抓手，文化建设的地位没有得到重视，一些地方的管理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资金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文化工作就失去了开展的根基。
农牧区文化建设的滞后导致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单一，很多地方的农牧民一年看不到一本书、一张报纸，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信息进不了农牧区，农牧民缺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渠道，落后愚昧的思想代替了先进的科学文化，从而导致一些农牧区不良社会风气盛行，封建迷信、赌博活动成蔓延之势，严重腐蚀着农牧民的精神思想；有些牧业区甚至成为国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灾区，不法分子通过非常规渠道造谣惑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设置障碍，也成为广大牧区全面科学发展的桎梏。
2、牧家书屋建设规模不合理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新闻出版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入手，促进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部署，国家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随着农村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家从政府层面延伸和倾斜政策，将牧家书屋、寺院书屋也纳入规划，以便能够更加切合实际地建设适应于广大牧民群众的文化活动场所，使农牧家书屋真正成为“知识角”、“智力库”，牧民群众通过这一窗口了解和学习更多实用技术，从而达到增收增产的目的，还让广大牧民足不出户学习到经济、法律、农牧业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提高牧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劳动能力和就业及市场适应能力。 单从政策层面来解析，农牧区文化建设以及农牧家书屋、寺院书屋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不容置疑。但从青海广大牧区的实际来评判，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是建设规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书屋建设没有科学规划，一些地方政府将文化建设仅仅当成一项政治任务，而其最终的实现目标只是能够应付检查。2013年到青南地区调研，一个县的文化活动中心大都建在公路沿线，理由是运输方便，可降低成本。但这些文化活动中心和农牧家书屋离最近的牧民居住点少之也有六七公里，很难想象面对一个没有读书习惯的群体，如何吸引他们用业余时间到这么远的地方看书学习或参加文化活动。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将建设资金拿来盖了一栋几层的房子，在辽远的大草原上显得格外醒目，但屋内空无一物。因房子长期无人管护，窗户、门板已开始破损，文化活动室成了路边的摆设。更尴尬的是，政府为开展文化活动配送的一些基础设备，因活动室无人看管，长年搁置于村长或书记家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因建设资金的不足，农牧家书屋总量与牧民的居住环境不匹配。本文在前面的第二板块文化现状中已有论及，青海124万藏族群众分布在近7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在如此广大且高寒缺氧、交通不便、文化基础设施相当落后的土地上，牧家书屋的总量为1100余家，也就是说，约600多平方千米才有一家牧家书屋。也许这种简单的推算缺乏科学性，但我们不能忽视牧民的居无定所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拉远与牧家书屋的距离，因其衣食住行的第一要求必定不能因为远离了活动室或牧家书屋而有所改变。所以，在牧区不仅要加大政府的投入，而且应增加牧家书屋的总量，使其区域性分布结构与牧民的居住环境匹配，甚至可以采取流动式农牧家书屋，使牧民在游牧过程中随处可以得到文化的熏陶。
3、牧家书屋出版物市场发育不良
综观我国农牧区出版物市场的发展状况，形势不容乐观。2002-2005年，我国农村图书销售额一直在80亿至90亿元之间，城乡图书零售额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1的水平，2005年接近4：1，这个数字明显有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三的比例形成鲜明反差。不难想象，在广大牧区，这个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又是相去甚远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出版物市场或者说从牧家书屋建设状况考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出版物总量形不成规模。就全国而言，藏文出版单位只有8家，且由于编辑队伍人数的限制、发行成本的居高不下、购买力造成定价的难以提升、图书发行网点的不断萎缩等原因，造成藏文出版物的总量难以形成规模。据初步统计，每年全国藏文图书的新品种维持在700种左右，且其中大部分为古籍整理和大部头典籍类图书，适合于广大牧民群众的社科类、生产生活类等图书少之又少，难以满足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配送图书品种单一。我国的出版工作一直要求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但由于农牧区经济总量不高，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图书的定价难以按市场变动提升，而运输成本又居高不下，出版单位又不得不面对生存和发展，所以将农牧区出版物市场忽略或排后，农牧区出版物市场一直不景气。每当向牧家书屋配送图书时，出版单位尽力将积压的过时图书和滞销图书配送出去，而这类图书不能满足农牧区广大读者对科技信息、法律援助等急需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化需求。
三是农牧区图书市场混乱。一是有些出版单位为了争取国家项目，即使没有出版民文图书的资质和编辑力量，也安排出版民文类图书，造成民文图书市场良莠不齐，图书的质量难以保证，读者对此怨声载道；二是由于没有专项资金，边缘地区的文化市场监管缺失，大量的盗印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充斥市场，不仅对民文出版单位利益造成侵害，也为敌对势力进行文化渗透创造了条件。
四、牧家书屋建设中应重新定位的几个方面
1、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使农牧家书屋真正发挥文化阵地作用
农牧家书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牧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充分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为丰富农牧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可能。农牧家书屋工程建设是一项长期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但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自身的造血功能失常，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少之又少，不能满足农牧家书屋建设以及管理人员的培养、文化产品的更新等需要。“文化观念是文化的灵魂”。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的文化观念和农牧家书屋走走过场、做做样子的现状，使每一个农牧家书屋基础设施健全、文化活动丰富、管理人员到位，国家需要从政府层面统筹考虑，对贫困地区和文化基础设施薄弱的牧业区进行重点支持和政策倾斜，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社会赞助等各种形式，形成投资主体的持续性和多元化格局，使每一个农牧家书屋能够真正成为“改变命运的知识库，学习致富的黄金屋”。（柳斌杰：《开创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新局面》，《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9月29日）
2、推进政策引导机制，使牧家书屋选配出版物具有指向性
农牧家书屋是农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保证农牧民居民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的文化服务。”（李英：《农家书屋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步伐》，《发展》2009年第3期）出版工作者应以国家利益和社会担当为己任，从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每年都有目的、有指向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农牧民群众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选题，上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审核。确定为农牧家书屋配送图书后，政府对列选选题予以补助，一是解决出版单位出版农牧家书屋出版物的亏损，二是杜绝将积压或滞销的过时图书配送到农牧家书屋，使农牧家书屋配送的出版物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让广大农牧民群众了解到、学习到更多的实用技术，不断提高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农牧区与发达地区文化上明显失衡的现状。
3、实施数字化建设，使公共文化领域成为精神高地
我国牧区大多处在偏远地区，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封建迷信等落后习俗的影响大，严重影响着牧民的文明进步和牧区的发展变化。为了将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宗教感情、族群性格等旧的文化观念加以改变，解决因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购买力薄弱等造成农牧家书屋建设的困境，国家应充分运用互联网的优势和手机等阅读终端的优越性和普及性，设计和研发针对农牧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领域，即区域性公共电子图书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由政府指导和采集，由出版单位将适合农牧家书屋的文化产品进行数字化转换和电子化设计，然后由政府采购投放于区域性公共电子图书馆，使得每一个农牧民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读到自己需要的文化知识。数字化公共电子图书馆的建设，可以将有限的资金加以充分利用，并从根本上解决管理缺失、图书配送单一、覆盖度不够等现实问题，从而使公共文化领域成为农牧民群众的精神高地。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出版社）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每年就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进行统筹考虑和安排，并提出具体的指导和实施意见，不断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崛起，从而使和谐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其实，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牧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满足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改变农村牧区文化产品非常匮乏的现状，解决农牧民群众买书难、看书难的实际问题，国家每年投入相当资金支持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大力实施农家书屋、牧家书屋、寺院书屋，以此推动民族地区的和谐与进步。农牧家书屋建设既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一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农牧家书屋成为牧民群众获取知识和致富信息的重要途径，广大牧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牧民和城里人的文化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从中可以感知到农牧家书屋、寺院书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青海藏族地区的文化现状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村牧区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加大农牧区文化建设力度，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一系列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其目的是培育农村牧区文化市场，丰富农村牧区群众文化生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农村牧区的经济文化与城市相比较，发展状况显得缓慢和滞后，城乡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重点和难点是农村、牧区和农牧民问题。所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农村牧区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此避开经济社会问题，单就文化而言，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种：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不健全、农村的文化生活单调等。与整个农村相比较，青海藏族集聚区即牧区文化建设的滞后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调查，我国农民人均拥有图书数量一年只有0.1册，即10个农民一年拥有一本书。与此相比较，青海广大牧区藏族群众的人均图书拥有量远远会低于这个数字。这与其生存环境、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成熟度等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农牧区文化生活单调、文化建设滞后等主要社会原因不无关系。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集聚地区，全省583万人口，其中藏族人口达137万，约占全省人口的24%。全国10个藏族自治州中，青海占了6个，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8%。从人口学理论分析，青海藏族集聚区的人口承载量为每平方千米约1.96人。面对如此地广人稀、高寒缺氧的一个生存环境，加上游牧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固有的精神信仰以及视野等的局限，青海牧区牧民的文盲率可能高达60-70%，甚至还要高于这个数字。不管从人文环境或是从地域特征考量，青藏高原即藏族集聚区有其独特的区域性、分散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如果简单地将广大牧区和农村地区等而同之，用一种简单的模式套用或者说完全按农村文化建设的方式实施牧区文化建设，恐怕因地域的差异性而导致结果差强人意。相反，由于这一区域文化的薄弱和全民的宗教信仰以及信息流通方式的特殊性，往往成为国外藏独势力和不法分子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灾区，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疲于应对的第一要务。
三、农牧家书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农牧家书屋建设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任何一个行业，涉及到产业的推进和升级，无不牵涉到资金问题。面对农牧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更是捉襟见肘，每年将仅有的资金弄成了调味品，无法从根本上或者是总体上解决实际问题。“2004年我国对农村的文化经费投入为30.11亿元，仅占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的26.5%，低于城市文化经费投入47个百分点，导致许多基层文化站无法正常运转，出现空壳化现象，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2004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公共图书馆总数的26.4%”。这种投入的乏力，使得农牧区文化市场处于病态，尤其是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农牧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农牧民无法得到健康文化的熏陶，从而也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封建迷信、腐朽落后文化蔓延，严重影响到农牧区现代化的建设。农牧区由于基础设施差，生活条件艰苦，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寒缺氧地带，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很难留住人才，人才队伍建设基本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有的乡镇撤销了文化站等，没有从事文化工作的专职人员，工作处于涣散状态；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在文化建设和管理上，大多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手段，为了完成工作目标，采用指令性、行政性手段弥补或掩盖资金缺口，缺失了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文化部门的职能处于“虚化”状态；由于没有连续性的资金投入，有些基层政府部门将文化建设工作边缘化，文化工作未能成为抓手，文化建设的地位没有得到重视，一些地方的管理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资金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文化工作就失去了开展的根基。
农牧区文化建设的滞后导致农牧民精神文化生活单一，很多地方的农牧民一年看不到一本书、一张报纸，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信息进不了农牧区，农牧民缺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渠道，落后愚昧的思想代替了先进的科学文化，从而导致一些农牧区不良社会风气盛行，封建迷信、赌博活动成蔓延之势，严重腐蚀着农牧民的精神思想；有些牧业区甚至成为国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灾区，不法分子通过非常规渠道造谣惑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设置障碍，也成为广大牧区全面科学发展的桎梏。
2、牧家书屋建设规模不合理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新闻出版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入手，促进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部署，国家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随着农村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家从政府层面延伸和倾斜政策，将牧家书屋、寺院书屋也纳入规划，以便能够更加切合实际地建设适应于广大牧民群众的文化活动场所，使农牧家书屋真正成为“知识角”、“智力库”，牧民群众通过这一窗口了解和学习更多实用技术，从而达到增收增产的目的，还让广大牧民足不出户学习到经济、法律、农牧业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提高牧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劳动能力和就业及市场适应能力。 单从政策层面来解析，农牧区文化建设以及农牧家书屋、寺院书屋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不容置疑。但从青海广大牧区的实际来评判，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是建设规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书屋建设没有科学规划，一些地方政府将文化建设仅仅当成一项政治任务，而其最终的实现目标只是能够应付检查。2013年到青南地区调研，一个县的文化活动中心大都建在公路沿线，理由是运输方便，可降低成本。但这些文化活动中心和农牧家书屋离最近的牧民居住点少之也有六七公里，很难想象面对一个没有读书习惯的群体，如何吸引他们用业余时间到这么远的地方看书学习或参加文化活动。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将建设资金拿来盖了一栋几层的房子，在辽远的大草原上显得格外醒目，但屋内空无一物。因房子长期无人管护，窗户、门板已开始破损，文化活动室成了路边的摆设。更尴尬的是，政府为开展文化活动配送的一些基础设备，因活动室无人看管，长年搁置于村长或书记家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因建设资金的不足，农牧家书屋总量与牧民的居住环境不匹配。本文在前面的第二板块文化现状中已有论及，青海124万藏族群众分布在近7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在如此广大且高寒缺氧、交通不便、文化基础设施相当落后的土地上，牧家书屋的总量为1100余家，也就是说，约600多平方千米才有一家牧家书屋。也许这种简单的推算缺乏科学性，但我们不能忽视牧民的居无定所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一定会拉远与牧家书屋的距离，因其衣食住行的第一要求必定不能因为远离了活动室或牧家书屋而有所改变。所以，在牧区不仅要加大政府的投入，而且应增加牧家书屋的总量，使其区域性分布结构与牧民的居住环境匹配，甚至可以采取流动式农牧家书屋，使牧民在游牧过程中随处可以得到文化的熏陶。
3、牧家书屋出版物市场发育不良
综观我国农牧区出版物市场的发展状况，形势不容乐观。2002-2005年，我国农村图书销售额一直在80亿至90亿元之间，城乡图书零售额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1的水平，2005年接近4：1，这个数字明显有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三的比例形成鲜明反差。不难想象，在广大牧区，这个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又是相去甚远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出版物市场或者说从牧家书屋建设状况考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出版物总量形不成规模。就全国而言，藏文出版单位只有8家，且由于编辑队伍人数的限制、发行成本的居高不下、购买力造成定价的难以提升、图书发行网点的不断萎缩等原因，造成藏文出版物的总量难以形成规模。据初步统计，每年全国藏文图书的新品种维持在700种左右，且其中大部分为古籍整理和大部头典籍类图书，适合于广大牧民群众的社科类、生产生活类等图书少之又少，难以满足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是配送图书品种单一。我国的出版工作一直要求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但由于农牧区经济总量不高，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图书的定价难以按市场变动提升，而运输成本又居高不下，出版单位又不得不面对生存和发展，所以将农牧区出版物市场忽略或排后，农牧区出版物市场一直不景气。每当向牧家书屋配送图书时，出版单位尽力将积压的过时图书和滞销图书配送出去，而这类图书不能满足农牧区广大读者对科技信息、法律援助等急需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化需求。
三是农牧区图书市场混乱。一是有些出版单位为了争取国家项目，即使没有出版民文图书的资质和编辑力量，也安排出版民文类图书，造成民文图书市场良莠不齐，图书的质量难以保证，读者对此怨声载道；二是由于没有专项资金，边缘地区的文化市场监管缺失，大量的盗印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充斥市场，不仅对民文出版单位利益造成侵害，也为敌对势力进行文化渗透创造了条件。
四、牧家书屋建设中应重新定位的几个方面
1、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使农牧家书屋真正发挥文化阵地作用
农牧家书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牧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充分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为丰富农牧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可能。农牧家书屋工程建设是一项长期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但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自身的造血功能失常，对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少之又少，不能满足农牧家书屋建设以及管理人员的培养、文化产品的更新等需要。“文化观念是文化的灵魂”。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的文化观念和农牧家书屋走走过场、做做样子的现状，使每一个农牧家书屋基础设施健全、文化活动丰富、管理人员到位，国家需要从政府层面统筹考虑，对贫困地区和文化基础设施薄弱的牧业区进行重点支持和政策倾斜，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社会赞助等各种形式，形成投资主体的持续性和多元化格局，使每一个农牧家书屋能够真正成为“改变命运的知识库，学习致富的黄金屋”。（柳斌杰：《开创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新局面》，《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9月29日）
2、推进政策引导机制，使牧家书屋选配出版物具有指向性
农牧家书屋是农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保证农牧民居民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的文化服务。”（李英：《农家书屋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步伐》，《发展》2009年第3期）出版工作者应以国家利益和社会担当为己任，从满足广大农牧民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每年都有目的、有指向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农牧民群众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选题，上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审核。确定为农牧家书屋配送图书后，政府对列选选题予以补助，一是解决出版单位出版农牧家书屋出版物的亏损，二是杜绝将积压或滞销的过时图书配送到农牧家书屋，使农牧家书屋配送的出版物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让广大农牧民群众了解到、学习到更多的实用技术，不断提高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农牧区与发达地区文化上明显失衡的现状。
3、实施数字化建设，使公共文化领域成为精神高地
我国牧区大多处在偏远地区，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封建迷信等落后习俗的影响大，严重影响着牧民的文明进步和牧区的发展变化。为了将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宗教感情、族群性格等旧的文化观念加以改变，解决因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购买力薄弱等造成农牧家书屋建设的困境，国家应充分运用互联网的优势和手机等阅读终端的优越性和普及性，设计和研发针对农牧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领域，即区域性公共电子图书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由政府指导和采集，由出版单位将适合农牧家书屋的文化产品进行数字化转换和电子化设计，然后由政府采购投放于区域性公共电子图书馆，使得每一个农牧民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读到自己需要的文化知识。数字化公共电子图书馆的建设，可以将有限的资金加以充分利用，并从根本上解决管理缺失、图书配送单一、覆盖度不够等现实问题，从而使公共文化领域成为农牧民群众的精神高地。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