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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窗》一文是选自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的一篇散文，本文欲从《窗》这一篇小散文中去窥视钱先生之大人生。本文认为：钱先生的人生是边缘化的，他远离名利场，以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真性情的生活，导致这种人生状态的是他对人生的态度，人生态度决定人生状态，而《窗》一文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钱先生人生态度的窗口，从这一窗口我们约略能知道成就钱先生边缘人生的原因。
关键词：边缘化 真性情 淡薄 成就 快乐
《窗》一文选自《写在人生边上》一书，距今已有将近七十年。对于此书，钱先生在1982年重印本序中说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几十年后，钱先生的著作被称为“天下奇书”，国内学者称其为“当代中国文坛的昆仑高峰之一”。然而钱先生却有了“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为何？在《写在人生边上—序》中，钱先生曾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就让我们从这人生边上的散文《窗》中，去约略窥探原因一二吧。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开窗却有条件，那就是要等到春天；等到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如此繁荣的景象诱惑得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出去”。人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充分享受着春天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满足了对繁荣占有的欲望。也有人能经受住这诱惑，甚至认为这不是诱惑，不必占有，只需立于窗前欣赏便足矣，这人就是钱先生。钱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那让人趋之若鹜的繁华在他看来，是“太贱了”，为什么贱呢？“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钱先生所欣赏的是阴深中的一缕阳光、沉闷中的一丝空气，是雪中送炭，而世人更愿意锦上添花，因为这样才能满足欲望。所以当人们匆忙从门出去追逐名利之时，钱先生却愿独自留在屋里享受这如画的风景，不受世俗名利之累，细细品尝人生滋味，成就了他的边缘人生。
在《窗》一文中独自留在窗里的好处是在和屋外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既比较，就要比出不同、比出是非，这其中必是要体现出作者的好恶来的。钱先生之喜欢窗内而恶屋外，不在于屋外的风景本身；在于看风景的角度；在于一种心态。“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不必出去。”为什么不必出去？因为：“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如陶渊明所说：“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朱自清所说：“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小屋内是最好的，不必出去呢？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小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名无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能静坐小屋，看窗外繁华热闹而不为所动，这该是何等胸襟。冬天好办，屋外冷，也没什么可诱惑人的，不出去倒也罢了。若是春天还肯不出去的，便是少了，不出去也不抱怨，还觉得是享受的，怕就剩下钱先生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外国到中国；从旧文化到新文化，在世事变迁中一路走来的钱钟书先生依然泰然处之而宠辱不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性情。
“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窗为我们打开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这个“天”字展现的是一片天空，一种境界，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通过窗，我们实现了“天人合一”，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所以“从窗进屋者，大凡两种人：小偷和情人”。这两种人，前者违反了人制定的典章制度，后者违反了道德规范，而恰恰是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小偷和情人所做的，正好是打破了这些人为的枷锁，使人恢复了本性，这正是钱先生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的境界。身外之物从来都是心灵自由的枷锁，绝大多数的人一生不停变换枷锁，背负至死仍不能醒悟。钱先生是少有的清醒着，也因其少，而成为孤独者，从而成为难以入世的边缘人。边缘化是钱先生遵循自己本性作出的自然选择。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钱钟书：
“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的退让。”
“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事故的人同样也遭非议。——我们——很脱离群众。”
“钱钟书乃是兼具‘国学’修养、古文功底、旧诗造诣与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现代学人，从这个意义上，他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接续者，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传人。”［１］他有如此才华却隐忍，退让，远离是非，但他并不因此而痛苦，他找到了心灵的出路，那就是“窗”，躲进小屋成一统，让自己的真性情由窗出入。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和他的家庭快乐的生活，“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世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２］
钱钟书先生以他的睿智在人生的边缘处找到了自己的一方乐土，于窗内看透这纷扰的世界，“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索性将窗关上，绝无半点留念、犹疑，“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探胜，安静地默想”，决不愿为了身外之“名、权、利”一类所累，只求内心深处真情的满足，“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他名震中外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只愿挂个虚名而不要实权；他和夫人一起将稿费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一年七十万。以其才华、学识、见解，当可济世却安于一隅，为的是活出真性情来。“窗子许里面的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的人看进来。”试问世间能有几人敢让人这样看进来的？有几人能活得像钱先生一样通透？那些在春天要跑出门的人真是去欣赏美景吗？怕是各怀鬼胎吧？真正的欣赏者在窗内，是钱钟书先生。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钱先生这样一种边缘化的、洁身自好的处事方法，一些人颇有微词，对于钱先生在文革中的做法激烈地责问：“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若真如此，那部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结晶的鸿篇巨制《管锥篇》又怎能得以问世？文革中的钱先生白天挨批斗，晚上写文章，以其超强的人格和智慧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这是何等胸襟？还有什么值得“抗争”呢？以钱先生之胸襟，海纳百川，何事可争？这世间之景他从窗内看了个清楚明白，开窗还是关窗？看还是不看？全在自己性情所至。“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和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当世人还在讨论争还是不争、怎样争时，钱先生早已置之度外、潜心学问了。
“门是人的进出口”，这里有着许多欲望；“窗是天的进出口”，在这里实现了天人合一；在这里已无欲可求；在这里有的是对世界的宽容。这里虽居闹市，却自成田园，田园中人自得其乐，其乐融融。这是钱先生的人生选择，他是一个如庄子、陶渊明的隐者，准确地说，是一个“隐于市”的隐者，他是快乐的。因为他找到了这一扇通向快乐的窗，“窗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而“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３］，人这一生所追求的不正是精神的快乐吗？
参考文献：
［１］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北京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
［２］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月.
［３］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４］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选自《写在人生边上——窗》.
关键词：边缘化 真性情 淡薄 成就 快乐
《窗》一文选自《写在人生边上》一书，距今已有将近七十年。对于此书，钱先生在1982年重印本序中说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几十年后，钱先生的著作被称为“天下奇书”，国内学者称其为“当代中国文坛的昆仑高峰之一”。然而钱先生却有了“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为何？在《写在人生边上—序》中，钱先生曾说：“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就让我们从这人生边上的散文《窗》中，去约略窥探原因一二吧。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开窗却有条件，那就是要等到春天；等到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如此繁荣的景象诱惑得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出去”。人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充分享受着春天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满足了对繁荣占有的欲望。也有人能经受住这诱惑，甚至认为这不是诱惑，不必占有，只需立于窗前欣赏便足矣，这人就是钱先生。钱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那让人趋之若鹜的繁华在他看来，是“太贱了”，为什么贱呢？“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钱先生所欣赏的是阴深中的一缕阳光、沉闷中的一丝空气，是雪中送炭，而世人更愿意锦上添花，因为这样才能满足欲望。所以当人们匆忙从门出去追逐名利之时，钱先生却愿独自留在屋里享受这如画的风景，不受世俗名利之累，细细品尝人生滋味，成就了他的边缘人生。
在《窗》一文中独自留在窗里的好处是在和屋外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既比较，就要比出不同、比出是非，这其中必是要体现出作者的好恶来的。钱先生之喜欢窗内而恶屋外，不在于屋外的风景本身；在于看风景的角度；在于一种心态。“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不必出去。”为什么不必出去？因为：“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如陶渊明所说：“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朱自清所说：“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小屋内是最好的，不必出去呢？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小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名无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能静坐小屋，看窗外繁华热闹而不为所动，这该是何等胸襟。冬天好办，屋外冷，也没什么可诱惑人的，不出去倒也罢了。若是春天还肯不出去的，便是少了，不出去也不抱怨，还觉得是享受的，怕就剩下钱先生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外国到中国；从旧文化到新文化，在世事变迁中一路走来的钱钟书先生依然泰然处之而宠辱不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性情。
“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窗为我们打开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这个“天”字展现的是一片天空，一种境界，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通过窗，我们实现了“天人合一”，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所以“从窗进屋者，大凡两种人：小偷和情人”。这两种人，前者违反了人制定的典章制度，后者违反了道德规范，而恰恰是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小偷和情人所做的，正好是打破了这些人为的枷锁，使人恢复了本性，这正是钱先生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的境界。身外之物从来都是心灵自由的枷锁，绝大多数的人一生不停变换枷锁，背负至死仍不能醒悟。钱先生是少有的清醒着，也因其少，而成为孤独者，从而成为难以入世的边缘人。边缘化是钱先生遵循自己本性作出的自然选择。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钱钟书：
“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的退让。”
“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事故的人同样也遭非议。——我们——很脱离群众。”
“钱钟书乃是兼具‘国学’修养、古文功底、旧诗造诣与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现代学人，从这个意义上，他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接续者，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传人。”［１］他有如此才华却隐忍，退让，远离是非，但他并不因此而痛苦，他找到了心灵的出路，那就是“窗”，躲进小屋成一统，让自己的真性情由窗出入。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和他的家庭快乐的生活，“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世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２］
钱钟书先生以他的睿智在人生的边缘处找到了自己的一方乐土，于窗内看透这纷扰的世界，“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索性将窗关上，绝无半点留念、犹疑，“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探胜，安静地默想”，决不愿为了身外之“名、权、利”一类所累，只求内心深处真情的满足，“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他名震中外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只愿挂个虚名而不要实权；他和夫人一起将稿费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一年七十万。以其才华、学识、见解，当可济世却安于一隅，为的是活出真性情来。“窗子许里面的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的人看进来。”试问世间能有几人敢让人这样看进来的？有几人能活得像钱先生一样通透？那些在春天要跑出门的人真是去欣赏美景吗？怕是各怀鬼胎吧？真正的欣赏者在窗内，是钱钟书先生。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钱先生这样一种边缘化的、洁身自好的处事方法，一些人颇有微词，对于钱先生在文革中的做法激烈地责问：“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若真如此，那部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结晶的鸿篇巨制《管锥篇》又怎能得以问世？文革中的钱先生白天挨批斗，晚上写文章，以其超强的人格和智慧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这是何等胸襟？还有什么值得“抗争”呢？以钱先生之胸襟，海纳百川，何事可争？这世间之景他从窗内看了个清楚明白，开窗还是关窗？看还是不看？全在自己性情所至。“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和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当世人还在讨论争还是不争、怎样争时，钱先生早已置之度外、潜心学问了。
“门是人的进出口”，这里有着许多欲望；“窗是天的进出口”，在这里实现了天人合一；在这里已无欲可求；在这里有的是对世界的宽容。这里虽居闹市，却自成田园，田园中人自得其乐，其乐融融。这是钱先生的人生选择，他是一个如庄子、陶渊明的隐者，准确地说，是一个“隐于市”的隐者，他是快乐的。因为他找到了这一扇通向快乐的窗，“窗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而“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３］，人这一生所追求的不正是精神的快乐吗？
参考文献：
［１］龚刚.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北京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
［２］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7月.
［３］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４］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选自《写在人生边上——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