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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教育政策学为主题，获得的1978—2012年发表的56篇论文，目的是通过对所获得文献的总结，划分教育政策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以促进教育政策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教育政策学 学科 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2-0016-01
党的十八大强调教育优先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面临的教育问题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严重，这就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中介学科——教育政策学的出现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教育政策学是研究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1]，是连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中间环节，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关于什么是教育政策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教育政策学是一门以执政党和国家及其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战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2] “教育政策学是研究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1]
我国关于教育政策学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起步，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不断完善。根据对论文的整理，将我国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94-2000）系统化阶段；第三阶段：（2001-2012）丛林向整合过渡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初创阶段
在研究范围内，这一时期以教育政策学为主题的论文有2篇。主要对教育政策学的重要性；什么是教育政策学；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是教育大国，需要制定大量教育政策，若缺少对教育政策本质和规律进行的研究，会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使我国的教育政策缺乏法律的保证，许多政策带有主观色彩。“构建教育政策学有助于我们对教育政策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3]这一阶段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政策学是以教育政策和教育政策活动为研究对象，揭示其规律的新兴学科。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一时期的文章都提到制定教育政策过程中，应避免受到个人经验、个人情感的左右，教育政策应该遵循科学化。这一时期，对构建教育政策学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教育政策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论述，并初步探讨了教育政策学的理论框架，但对具体内容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阶段（1994-2000）系统化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96年，1997年袁振国先生和孙绵涛先生的《教育政策学》相继出版，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以肖远军，苟国旗“教育政策学构想”为例，这篇文章中给教育政策学下了这样的定义，认为“教育政策学是研究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并分别对教育政策现象和教育政策规律进行了阐述。认为：“教育政策现象是指教育政策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和联系，表现为教育政策过程、教育政策内容、教育政策组织等多种形式和功能。”“教育政策规律是指教育政策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教育政策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1]可见，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学的框架界定较之前的研究更为系统化，基本概念的定义更加清晰。
第三阶段：（2001-2012）“丛林”向“整合”过渡阶段
在研究范围内，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论文进行整理，发现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经历了由丛林走向整合的过程。
之所以称为“丛林”，是因为期间，学者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教育政策学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其中，以教育政策过程，教育政策学研究方法和教育政策学的运用三方面的论文为主。教育政策过程方面的论文中，有关教育政策执行的论文有4篇，教育政策分析，教育决策机制，教育政策评价和监控的相关论文各1篇。这一时期的论文中，也对教育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了探讨。关于方法类的论文有4篇，针对政策分析的方法研究，本土化研究方法的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教育政策学教学中的应用和博约相济方法在教育政策学中的应用。在教育过程，方法和运用三个方面，运用占了主要部分。有8篇相关论文，分别运用教育政策学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区域问题，师范生教育，中小学乱收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之所以称为“整合”，是因为通过近年有关教育政策学为主题出版的书目发现，2010年-2012年，又掀起了对教育政策学整体进行研究的高潮。2010年9月1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遵民先生的《教育政策学入门》；2011年5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绵涛先生的《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2011年11月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褚宏启先生的《教育政策学》；同年，同月，同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忠敬先生的《教育政策导论》2010年以来的出版成果证明教育政策学的研究再次迈向系统化，整体化。由对教育政策学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走向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逐步深入，由初创阶段，走向整合阶段，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政策影响力度比较有限。”[4]因此，进一步对教育政策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肖远军，苟国旗：“教育政策学构想”，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7月 第4期，59页。
[2]胡尔钢：“关于教育政策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教育评论1987年第3期，15页。
[3]于国芳 杨道武：“教育政策学——一门亟待构建的新学科”，孝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二期。
[4]蔡连玉主编：《教育政策与法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16页。
【关键词】教育政策学 学科 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2-0016-01
党的十八大强调教育优先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面临的教育问题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严重，这就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中介学科——教育政策学的出现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教育政策学是研究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1]，是连接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中间环节，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关于什么是教育政策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教育政策学是一门以执政党和国家及其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教育战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2] “教育政策学是研究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1]
我国关于教育政策学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起步，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不断完善。根据对论文的整理，将我国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94-2000）系统化阶段；第三阶段：（2001-2012）丛林向整合过渡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初创阶段
在研究范围内，这一时期以教育政策学为主题的论文有2篇。主要对教育政策学的重要性；什么是教育政策学；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具有什么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是教育大国，需要制定大量教育政策，若缺少对教育政策本质和规律进行的研究，会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使我国的教育政策缺乏法律的保证，许多政策带有主观色彩。“构建教育政策学有助于我们对教育政策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3]这一阶段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教育政策学是以教育政策和教育政策活动为研究对象，揭示其规律的新兴学科。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一时期的文章都提到制定教育政策过程中，应避免受到个人经验、个人情感的左右，教育政策应该遵循科学化。这一时期，对构建教育政策学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教育政策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论述，并初步探讨了教育政策学的理论框架，但对具体内容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阶段（1994-2000）系统化阶段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96年，1997年袁振国先生和孙绵涛先生的《教育政策学》相继出版，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以肖远军，苟国旗“教育政策学构想”为例，这篇文章中给教育政策学下了这样的定义，认为“教育政策学是研究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并分别对教育政策现象和教育政策规律进行了阐述。认为：“教育政策现象是指教育政策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和联系，表现为教育政策过程、教育政策内容、教育政策组织等多种形式和功能。”“教育政策规律是指教育政策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教育政策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1]可见，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学的框架界定较之前的研究更为系统化，基本概念的定义更加清晰。
第三阶段：（2001-2012）“丛林”向“整合”过渡阶段
在研究范围内，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论文进行整理，发现这一时期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经历了由丛林走向整合的过程。
之所以称为“丛林”，是因为期间，学者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教育政策学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其中，以教育政策过程，教育政策学研究方法和教育政策学的运用三方面的论文为主。教育政策过程方面的论文中，有关教育政策执行的论文有4篇，教育政策分析，教育决策机制，教育政策评价和监控的相关论文各1篇。这一时期的论文中，也对教育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了探讨。关于方法类的论文有4篇，针对政策分析的方法研究，本土化研究方法的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教育政策学教学中的应用和博约相济方法在教育政策学中的应用。在教育过程，方法和运用三个方面，运用占了主要部分。有8篇相关论文，分别运用教育政策学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区域问题，师范生教育，中小学乱收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之所以称为“整合”，是因为通过近年有关教育政策学为主题出版的书目发现，2010年-2012年，又掀起了对教育政策学整体进行研究的高潮。2010年9月1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遵民先生的《教育政策学入门》；2011年5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绵涛先生的《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2011年11月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褚宏启先生的《教育政策学》；同年，同月，同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忠敬先生的《教育政策导论》2010年以来的出版成果证明教育政策学的研究再次迈向系统化，整体化。由对教育政策学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走向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教育政策学的研究逐步深入，由初创阶段，走向整合阶段，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政策影响力度比较有限。”[4]因此，进一步对教育政策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肖远军，苟国旗：“教育政策学构想”，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7月 第4期，59页。
[2]胡尔钢：“关于教育政策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教育评论1987年第3期，15页。
[3]于国芳 杨道武：“教育政策学——一门亟待构建的新学科”，孝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二期。
[4]蔡连玉主编：《教育政策与法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