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肉分携岁屡经，团圆佳节倍关情。今秋大地新更化，天际水轮分外明。”这首七绝是启功先生198O年中秋节为怀念在台湾的师友所作。那时，启功先生认识的在台湾的师友有三位，他们是台静农、郑骞和王静芝。后来，启功先生就想能有机会去台湾看看他们。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留给老人的是终生遗憾。
　　他想見到的第一位就是台静农（1902—1990）。台静农和牟润孙，是启功1933年在辅仁附中任国文教员时最早相识的老朋友。台静农时任陈垣校长的秘书，长启功十岁；牟润孙任高中国文教员，长启功四岁。这两位兄长对启功既关怀又鼓励，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有时相伴郊游，有时饮酒赋诗作画。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互相切磋，相得益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被称为“辅仁的铁三角”。1937年7月的一天，台静农被蒋孝三的宪兵三团抓走，并留下警员埋伏在台家，准备再抓来找台先生的人。那次正好台与启、牟二人约定次日要到台家相聚，危险之际，幸好牟先生得到了消息，连夜到启家通知，二人才免于落入虎口。几十年过去了，启功一直记着这件事。1937年北平沦陷后，牟润孙辗转定居香港，台先生去台湾大学任教，从此三人天各一方，留下的只是彼此的思念和祝福。1982年，启功先生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留港三个月，是有机会与台先生联系的，但是他听说台先生住的地方巷口有警方监视，始终未敢贺然联系。1990年，启功先生得知台先生患病后，在香港友人许礼平的家中和台先生通了电话。台先生在电话中说：“你快来啊，晚了我们就见不到了。”同年，启先生代辅仁大学校友会邀请台先生来北京参加校庆，台先生给启功先生亲笔回信：“苑北吾兄賜鉴，转来校友会函谨悉，弟近年（今年八十八矣）衰老日甚，平日居家不出门，更不能远行也。草上即询珍重。”这则短信竟成了台静农留给启功的绝笔。
　　启功想在台湾看望的第二位，是他在北京汇文中学读高三时的语文老师郑骞先生（1906—1991）。郑骞，字因百，辽宁铁岭人，年长启功6岁。郑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在汇文中学兼职，1931年毕业后又到汇文中学教授高三国文和文学史，与启功师生情谊笃深。抗战胜利后，郑先生应台静钇先生之约到台湾大学任教。郑先生在台湾仍念及启先生，曾撰文记述他和启功的友谊：“元伯少我六龄，在汇文时，课余晤时，谈笑论文，余未尝以生徒论之。”“元伯天潢世胄，于溥心畬为宗，晚旦曾亲炙，传其诗书画三绝，几于青日水寒。闻在神州，其书画作品已列为国宝。此固昔人所谓‘宝至而名归’者。”有朋友从台湾来看启功先生，带来郑先生的照片，故意不报姓名，请启先生辨认。岂料他见到架着一副厚片密圈眼镜的老人时，一下就认出“这是郑因百先生”。
　　再有一位就是曾跟随启功先生学画的王静芝先生（1916-2002），原名大安，号菊农。启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国画时，王静芝在国文系读书，由于酷爱绘画，经柴德赓先生介绍，拜启功学画。启功只比他大四岁，对他虚心学习很是赏识，尽心指导，把自己的诗书画技艺无不倾囊相授，为王静芝学画创造了优越条件，甚至将自己珍藏的古人真迹拿出来供王静芝临摹。笔者曾听王先生讲了这样的往事：一次，启功给王静芝看画店放在启功处的一幅董其昌绘画真迹。王静芝十分喜爱，启功就让他带回家去临摹。在临摹中，王不小心将墨点溅在了绫子边上。遇到这事，王静芝非常懊丧，无心再画，立即卷起画轴，冒着大雨去找启功先生。当时，启功正在画一个手卷，听到王静芝的叙述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宽慰王静芝说：“脏一点没关系，这幅画本来是我想买的，正在考虑。现在把它留下就是了。”可见，二人的师生关系非同一般。王静芝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去了重庆，后来又辗转去台湾定居，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他是最早邀请启功先生去台湾的学者，并专程从台湾来北京看望启功。19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召开“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研讨会”，秦孝仪院长亲自发函邀请启功出席。启功也认真做了准备，并撰写了论文《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岂料台湾有关方面对出行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苛刻条件，启功先生未能答应，故这次台湾之行最终未能如愿。
　　随着三位在台挚友的相继离世，启功先生去台湾的意愿也就淡漠了，去得这么艰难，也就不去了。启功先生曾作了一首《十六字令》，寄托他对宝岛台湾和同胞的无限深情与思念：花，骨肉同根各一涯。游子愿，何日早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