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的《取暖期》是一部典型的底层文学作品，然而和一般的底层文学相比，它又显示出了诸多与众不同的特性。
　　《取暖期》描述的环境是城市郊区的棚户区，表现的是租住在这里的进城务工农民、下岗工人等底层人群的生活。其中爱情婚姻生活是表现的重点之一。向往爱情追求爱情幸福，是五四启蒙型底层叙事的常见主题。在这些作品中，底层民众的爱情常常被赋予追求个性解放的意味。但是，《取暖期》并没有用启蒙的眼光来打量底层民众。卖凉皮的小媳妇杨梅和一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一起合伙做生意，共同搭伙生活，同居一室，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同为底层人相互温暖的需要。李桂枝和三轮车夫之间的故事，更是对启蒙叙事的改写。李桂枝在老家屡次被丈夫殴打，为了逃脱被殴打的命运，她逃到城市来打工。这似乎有点启蒙叙事中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意味。但是，她后来和三轮车夫共同生活，并不是要寻找个人婚姻的独立自主。当老家的男人找来时，她重新接纳了这个曾无数次伤害她的男人。因此，《取暖期》有别于启蒙式底层叙事。
　　与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强烈道德诉求不同，《取暖期》也没有着力表现对底层民众的道德同情。这里的底层民众不需要道德的观照，或者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被人同情、被人怜惜。他们自己积极争取生存权利，并为此付出努力和辛苦。胡凤提下岗、离婚了，但是，她没有自怨自艾，消极生活。相反，她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她把城市的房子租给别人，而自己到城郊租更便宜的小房子住。为了节省生活成本，她自己做腌菜，起早去扒煤核装煤面。李桂枝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坚强地生活，她在城市里给别人当保姆，照顾将死之人，她为别人洗衣服挣钱。《取暖期》没有叙述底层民众在政治上的愤懑以及情感上的哀怨，而着力表现他们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取暖期》也没有叙述底层民众和这座城市之间的冲突，相反，却着力凸显了他们坚韧的生存能力和坚强的生活态度。这也是《取暖期》与当下众多底层叙事不同的地方。
　　《取暖期》没有展现底层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也没有为底层发出道德呼吁，更没有表现底层的政治权力诉求。但是，《取暖期》却开辟了另外一个思考的空间：除了人身与个人的自由权力、政治权力之外，底层就没有我们应该关心的吗?对此，《取暖期》做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底层需要美。
　　胡凤提人到中年，虽然生活艰难，为了多省点钱，她和民工一样去买白菜去抢煤核，但是，她的一身装扮，在这些邻居眼里，就象是下乡知识青年。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这些进城农民工来说，她就是“美”的化身。小媳妇杨梅也有着同龄人的爱美之心。年逾不惑的李桂枝，包括和她搭伙的男人，也爱美也需要美。这个男人嫌弃不注意打扮的李桂枝，大方地给钱让她去美发。而杨梅和胡凤提不仅自己爱美，还把爱美之心传递给李桂枝，杨梅给她半管口红和半盒粉底，胡凤提帮她烫头发给她买了一套简单的化妆品。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成为这群挣扎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共同向往。
　　在以往的底层叙述中，作家大多关注底层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以及道德关怀，而底层民众对于美的向往常被忽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底层不仅需要生活和道德关怀，底层也需要美，这是《取暖期》给人最大的启发。
　　美是人类自由自觉精神的显现，也是人类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是对人特性的内在的表现。常见的几种底层叙事模式，如启蒙式底层叙事、权力式底层敘事和道德型底层叙事，对底层的观照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观照，他们更多地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想像。因此，在这些底层叙事中，底层其实是精英知识分子自己的某种社会观念的载体，底层只是承载精英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工具而已。而表现底层对于美的需要则不一样，它开始把底层作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来描写。把底层大众作为一个个具有自我意识、自觉精神个人来展现。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取暖期》丰富了底层叙事。
　　周新民，文学评论家，现执教于湖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