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人的怨气来源于“不讲理”？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的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茅于轼说，生活改善了，收入提高了，鸡鸭鱼肉海鲜经常吃，过去一个月才有半斤肉。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不满呢？一般人的解释是贪污腐化和贫富差距造成大家的不满。茅于轼同意这两个解释，但是不完全同意。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茅于轼将怨气归结于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现在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怨气，城里人、乡下人都有怨气，集中在一点，没有社会的正义，也就是没有讲道理。”茅于轼说，“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
　　用人权和财富良性分配，向文化焦虑开刀
　　一种深层的文化焦虑是这样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等等身份不是天然的地域或传统赋予的，而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发明。“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西方人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
　　而今，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新的焦虑普遍蔓延。茅于轼说：“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茅于轼提出解决焦虑的办法，他认为，人权和市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关于人权和特权，他有非常明白易懂的阐述：“特权最基本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法律的执行上和习俗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
　　他认为，人权根本不用争取，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到来。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得到最合理的结果，除此之外，别无良法。
　　解决之道：
　　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
　　尤其要提到市场。茅于轼的经济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无论是为“富人说话”，或是“牺牲公平”都是出于这一考虑。而怎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呢？茅于轼认为，自由交换是途径，“自由促进了财富增长，把人们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他提出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办法：“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要解决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茅于轼认为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
　　茅于轼认为，财富的不平等并不等于权势的不平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权势的不平等恰恰是自由交换的最大障碍。
　　茅于轼的这部著作，不仅关注到当下中国社会中最热点的疑难问题，也指出这些问题背后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并揭示了很多让社会产生矛盾冲突的观念陷阱，为中国走向文明法治描绘出一条清晰的道路。学者岑科说：“我丝毫不怀疑，他在书中呈现的犀利的思想观点和深刻的历史经验，会在中国未来5到10年的社会变革中不断显示出超凡的重要性。它需要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