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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似乎来得有点突然。
11月15日周五傍晚，单独二胎政策通过《新闻联播》正式向全国公布，因为这个消息，很多人的周末也变得欢快。朋友之间开始询问“你要不要再生一个”，而网上各路“神人”则编出段子挑新政策的刺。其中一个著名的段子是：“妈妈42岁，女儿21岁，如果妈妈先生二胎，那么女儿就不能生二胎，如果女儿先生二胎，妈妈则可以再生二胎。”
跟年轻人们的玩笑调侃不同，65岁的刘日由衷地因新政策而激动。“我本来想买鞭炮来放，想想现在有禁鞭炮的规定，就去找了几个朋友吃饭，庆贺庆贺。”
刘日，上世纪90年代曾是闻名全国的县委书记，他在担任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时，无极县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1990年，以他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在全国范围引起广泛反响，县委书记刘日也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官员。
离任无极县后，刘日又在不同领域履职多个岗位，从河北行政学院退休。但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件事，刘日从1980年代初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研究基层计生工作，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尽快放开二胎。“万事开头难，单独二胎放开，全面放开二胎应该也不远了。”在执著建言20多年后，刘日终于看到了政策变化的曙光。
在刘日与朋友庆祝时，身在上海的梁中堂也正在和朋友聚会，不过，这顿饭不是为新政策而设，相反，梁中堂在饭桌上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报告新闻，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
与刘日同岁的梁中堂，原本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为了给干部开设计划生育课，“误入”计划生育研究领域。在全国一致拥护一胎政策的1979年，梁中堂却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指出一胎化的负面影响。1984年，他向中央高层建议进行二胎试点，如今山西翼城二胎试点得到的数据，常常被作为二胎政策合理性的典型证据。
从1980年代开始，梁中堂期待翼城政策能够向全国推广，但时隔30年，政策调整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单独二胎放开是进一步退两步，从观念上说是一种倒退。”很大一部分人口学者有着同样的担忧：单独二胎而延迟全面放开二胎推行的时间。
在生活上，梁中堂和刘日两个同龄人几乎没有交集，但他们都在自己的事业高峰参与或见证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还从对基层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自己对计划生育的独立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近30年来在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压力下，还执著地用尽自己所能，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反映给可能影响决策的人或者主管部门。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重要的表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包括刘日、梁中堂在内的很多学者，在反映群众期盼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日，《新民周刊》专访了梁中堂和刘日两位同龄人，透过两个人的所思所为，我们正好可以梳理计生政策30余年来的变化。
温故1979
無论是学者的论述还是官方的回顾中，1979年都被当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
当时，计划生育作为一个自上而下贯彻的政策，已经影响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几乎所有家庭，控制人口的观念已经是全国上下的共识，就算从家庭需求出发不情愿，但大多数百姓都赞同只生一个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就在这样一片赞同的氛围中，刚刚30出头的梁中堂，居然公开指出一胎政策的负面影响，一时间，他成了圈子里的“另类”。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党校教师梁中堂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在大会上发言。彼时人口学界提出2000年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零的理论，梁中堂经过计算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只能实行一胎化，而当时实践中，大多数地方执行的就是一胎化政策。
针对一胎化，梁中堂指出五个可能的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人口减少而造成社会负担、老龄化……这些现在被人们熟知的概念，在当时还很罕见。“那时我也是从《参考消息》上一些对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知道，当人口减少时，各种问题会浮出水面。”30多年后坐在上海的家中，梁中堂并未对自己当年的超前眼光给予太多赞誉。
论文中还指出：“从我国人口现实出发，既不能认为我国人口问题已经成灾，无法收拾，采取无所为的态度，也不能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随意处置。”多年后，以上这样的表述只能算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但在当年，却要冒着站在多数人对面的风险。
“一胎化”并没有写入计生政策的正式文件，但根据梁中堂的研究，1979年上半年到1982年2月的近3年中，各地执行的就是一胎政策。根据梁中堂提供的史料，1979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讲话中有两个地方使用了“一胎化”一词。
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地开表彰大会表彰一胎化执行得好的单位和个人，青年组织发起向青年夫妻倡议只生一个的活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城市的工厂里，已生育的妇女被统一安排结扎，如果有不肯结扎的职工，妇委会、厂领导要逐个攻坚，直到完成任务。
梁中堂还记得，等他发言完毕，会场里气氛有些怪异，他的理论显然与当时主流的声音背离。
到了1982年2月，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在此基础上，各地出台了可以生育二胎的条件，其中包括夫妇二人是独生子女的，第一个孩子有疾病或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等等。
尽管1982年政策有所调整，但现实中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非常少，因此普通人的印象中，从1979年到1980年代后期，各地城乡执行一胎政策依旧非常严格。
关于那时的计生状况，刘日是有发言权的。1985年，他是县委书记，一方面，国家的计生政策他必须严格执行；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刘日清楚群众对政策的抱怨与不满。
刘日决定自己到农村去做调查，看看农民们的生育意愿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计生政策的看法是怎样的。“别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调研计生工作。”刘日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村，一户一户上门调查。
“对计生政策调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小于一’，就是说，假如实行二胎政策，会比实行一胎政策生的人少。2007年，我从《报刊文摘》上看到山西翼城县试验的报道，上面说，‘夫妇可生两胎，出生率却低于全国’，这恰恰印证了当年那个‘二小于一’现象。假如全国从一开始就实行二胎政策，那么现在全国人口应该低于目前的人口数。”
“通过调查研究后我认为，一孩化计生政策不符合民意、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刘日认为，“如果允许生两个，一儿一女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儿子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女孩的家庭虽然不满意，但想到孩子将来有个伴、有个亲人，也就认了。这样的政策阈限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新世纪初，刘日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构想，把建议归纳成“奖一，放二，禁三”， “奖一”，即对只生一孩的夫妇进行奖励；“放二”，就是放开生育二孩，允许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二孩；“禁三”，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严格禁止生育三孩。
执著建言
一边要执行国家政策，一边又保留对计生政策的不同意见，县委书记刘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维系两者之间的平衡。“我们要求做计生工作的时候既要坚决贯徹执行计生政策，又要讲道理，避免简单和野蛮行为。”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高压气氛笼罩在城乡上空，特别是在农村，官民之间的关系一度因为抓超生而十分紧张。“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刘日一口气背出好几条那个年代乡村中常见的标语，以印证当时的高压态势。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在小说《蛙》中，描绘了198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残酷一面。
到了1980年代后期，“农村家庭确有困难可申请生二胎”的政策，在各地被落实成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样，一大批农村居民终于有了可以生二胎的机会。
这个时候，刘日没有忘记盘踞心中多年的想法，他多次把文章寄给各级领导，继续建议将计生政策调整为奖励一胎，放开二胎，禁止三胎，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大、政协、各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计生委主任……河北省的各级干部。”
2007年，刘日收到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信，信中回应了关于计生政策的建议。除了感谢，来信中说，“生育政策的调整十分敏感，需要对人口形势以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出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分析。需要考虑中国国情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也需要制定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关于计生政策调整，信中的答复是“十一五时期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也就是在2010年前，计生政策不会调整。
尽管调整不能很快实现，但信中有一段话让刘日倍感欣慰：“您对生育政策微调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一。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战略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抓紧目前稳定政策的有利时机，正在内部进行积极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高层和计生主管部门接到的建言，远远不止刘日一个人的来信，人口学界部分学者曾多次联名呼吁立即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专家们提出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威胁社会发展；二是放开二胎并不会带来人口急剧增加的风险。
关于第二个理由，梁中堂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当别人用纸笔计算时，他着手在现实中开展实验，以测算放开二胎带来的实际生育率变化。
1979年在学术会议上“放炮”之后，梁中堂重新投入到人口学研究中，1984年，梁中堂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身份，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得到批复后，梁中堂选择翼城作为二胎试点，翼城因此成为“人口特区”。
如今梁中堂回忆说，选择翼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理由，可能是当时翼城卫生工作抓得比较好，管理相对正规，这样对试点的开展会比较便利。
翼城试点的全部内容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二胎，而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限制条件包括：晚婚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
翼城试点一直持续到2000年，这期间的多次普查资料显示，翼城的人口控制状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为0.18，而山西和全国的数据为0.76和0.68。2000年到201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年均增长率数据，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
最新的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翼城试点”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梁中堂也常常被记者要求评价翼城实验。作为翼城试点的主持人，梁中堂却显得非常冷静。“人口的变化有它自己客观的规律，政策可能会对这个规律有一定的影响，但基本的规律不会变化。我很难说翼城的数据和二胎试点政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这些年，梁中堂不时会被媒体拉回翼城去看一看，但探访常常让媒体失望。和内地大多数乡村一样，翼城农村的青壮年都出门打工了，乡村日渐萧条。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从经济负担、孩子无人照料的角度出发，主动地选择少生，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提到翼城试点时，梁中堂没有多少自豪感，反而觉得挫败。“刚开始试点的那些年，我想用翼城的这些数据，推动二胎政策向全国推广，但很多年过去，一直没能实现。”
2000年，翼城试点结束，梁中堂也离开山西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这些年，他从未停止对计生政策的反思。“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当做目标来追求。”现在，梁中堂仍然坚持支持全面放開二胎，单独二胎新政公布后，他期待生育政策尽快从单独二胎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
尽快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刘日的建议。“我认为，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最多间隔一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两年，不要太长。”
脱敏尚难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所有家庭，因此，政府在政策调整上谨慎小心，从本次单独二胎政策的公布就可见一斑。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若干条重大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备受瞩目。新政公布前几天，卫计委回应相关猜测时提到“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计生政策不会调整，但熟悉计生系统语言体系的人都明白，在官方的表述中，计生政策不等于一胎政策，因此，计划内的政策调整，也符合计生政策的定义。
官方的谨慎与计生政策的历史紧密相关，3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以贯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的政策，任何调整都会牵动多方。
不要因为走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这些年，梁中堂开始梳理中国生育政策历史，希望在理清政策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更清晰和理性地观察生育政策。
按照梁中堂的研究，“计划生育”一词诞生于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这个词的人是毛泽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这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与会者有党政领导、民主党派代表、社会各界代表等1800多人。梁中堂认为，这次讲话是“计划生育”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但梁中堂发现，毛泽东在后来的20多年里，再没有公开发表有关计划生育的谈话，在正式出版著作时，他还将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删除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2月的大会后，计划生育引起广泛的热议，马寅初等人士热情回应了这个提法。计划生育概念的诞生，与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背景直接相关。2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后半段话是：“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梁中堂强调说，当时的计划生育，与1979年以后的计划生育含义不同。1979年以前，计划生育是指提倡节育，鼓励少生，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的基调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时间来到1979年，生育政策开始收紧，之前的口号演变为“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当年，各地举行表彰贯彻只生一胎政策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这些表彰活动又通过媒体的报道造势，形成了浓烈的氛围。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有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队伍。
从此以后，计生工作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计生工作考核“一票否决”，基层干部谁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强大的惯性之下，任何调整都显得敏感，但最终，生育率过低、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出生性别比失调等现实的问题，让决策层感受到了压力。
据媒体报道，专家汇总的4种方案被放到决策层的面前。第一种是多数人支持的单独二胎，第二种是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维持现状，第四种是收紧政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透露说，后两种方案都与群众期待相悖，将导致人口结构性问题，首先被决策层否定。全面放开二胎，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有媒体将支持放开二胎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成为博弈的过程，梁中堂和刘日都相信，学者有责任参与博弈，为政策的变化提供更多的思路与佐证。
帮计生委找张艺谋
今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导演张艺谋与无锡舞蹈团的一名80后演员陈婷再婚，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陈婷之外，张艺谋至少和另外两个女人有染，并分别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加上和同在农村“插队”结婚时的发妻肖华生下的大女儿张末，也就是说，张艺谋至少有七个孩子。
这则消息公布后，张艺谋被网友封号“葫芦娃爹”，网友和媒体纷纷质疑张艺谋超生“特权”，要求严查名导超生。
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称，他们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和陈婷，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却找不到张艺谋本人。
此答复一出，立即有网友发起“帮计生委找张艺谋”。 日前，某电影娱乐公司总裁发微博称，他与徐克20日下午一同去张艺谋导演的《归来》剧组探班，在他发出的照片里，张艺谋与徐克合影，看上去心情愉快。有网友见此，立即帮忙转发呼叫“无锡计生委”。
网友与媒体合力寻找张艺谋的“活动”日益升温，11月26日南京媒体《东方卫报》在其头版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张艺谋。寻人启事第一排大字写着：
“姓名：张艺谋。性别：男。年龄：63岁。职业：导演。特征：陕西口音。”
近些年常有名星富人被曝超生，但不少曾经被怀疑的明星富人，最后都从质疑声中轻巧脱身，至今未见有人被追责的消息。
明星富人超生引发公愤的背后，是公众对公平生育权的期待。
11月15日周五傍晚，单独二胎政策通过《新闻联播》正式向全国公布，因为这个消息，很多人的周末也变得欢快。朋友之间开始询问“你要不要再生一个”，而网上各路“神人”则编出段子挑新政策的刺。其中一个著名的段子是：“妈妈42岁，女儿21岁，如果妈妈先生二胎，那么女儿就不能生二胎，如果女儿先生二胎，妈妈则可以再生二胎。”
跟年轻人们的玩笑调侃不同，65岁的刘日由衷地因新政策而激动。“我本来想买鞭炮来放，想想现在有禁鞭炮的规定，就去找了几个朋友吃饭，庆贺庆贺。”
刘日，上世纪90年代曾是闻名全国的县委书记，他在担任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时，无极县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1990年，以他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在全国范围引起广泛反响，县委书记刘日也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官员。
离任无极县后，刘日又在不同领域履职多个岗位，从河北行政学院退休。但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件事，刘日从1980年代初坚持到现在从未间断——研究基层计生工作，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尽快放开二胎。“万事开头难，单独二胎放开，全面放开二胎应该也不远了。”在执著建言20多年后，刘日终于看到了政策变化的曙光。
在刘日与朋友庆祝时，身在上海的梁中堂也正在和朋友聚会，不过，这顿饭不是为新政策而设，相反，梁中堂在饭桌上接到很多朋友打来电话报告新闻，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
与刘日同岁的梁中堂，原本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为了给干部开设计划生育课，“误入”计划生育研究领域。在全国一致拥护一胎政策的1979年，梁中堂却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指出一胎化的负面影响。1984年，他向中央高层建议进行二胎试点，如今山西翼城二胎试点得到的数据，常常被作为二胎政策合理性的典型证据。
从1980年代开始，梁中堂期待翼城政策能够向全国推广，但时隔30年，政策调整还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单独二胎放开是进一步退两步，从观念上说是一种倒退。”很大一部分人口学者有着同样的担忧：单独二胎而延迟全面放开二胎推行的时间。
在生活上，梁中堂和刘日两个同龄人几乎没有交集，但他们都在自己的事业高峰参与或见证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还从对基层的调查研究中，形成了自己对计划生育的独立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近30年来在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压力下，还执著地用尽自己所能，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反映给可能影响决策的人或者主管部门。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重要的表述：“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包括刘日、梁中堂在内的很多学者，在反映群众期盼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日，《新民周刊》专访了梁中堂和刘日两位同龄人，透过两个人的所思所为，我们正好可以梳理计生政策30余年来的变化。
温故1979
無论是学者的论述还是官方的回顾中，1979年都被当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
当时，计划生育作为一个自上而下贯彻的政策，已经影响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几乎所有家庭，控制人口的观念已经是全国上下的共识，就算从家庭需求出发不情愿，但大多数百姓都赞同只生一个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
就在这样一片赞同的氛围中，刚刚30出头的梁中堂，居然公开指出一胎政策的负面影响，一时间，他成了圈子里的“另类”。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党校教师梁中堂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在大会上发言。彼时人口学界提出2000年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零的理论，梁中堂经过计算发现，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只能实行一胎化，而当时实践中，大多数地方执行的就是一胎化政策。
针对一胎化，梁中堂指出五个可能的后果：
（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
（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
（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
（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人口减少而造成社会负担、老龄化……这些现在被人们熟知的概念，在当时还很罕见。“那时我也是从《参考消息》上一些对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知道，当人口减少时，各种问题会浮出水面。”30多年后坐在上海的家中，梁中堂并未对自己当年的超前眼光给予太多赞誉。
论文中还指出：“从我国人口现实出发，既不能认为我国人口问题已经成灾，无法收拾，采取无所为的态度，也不能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随意处置。”多年后，以上这样的表述只能算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但在当年，却要冒着站在多数人对面的风险。
“一胎化”并没有写入计生政策的正式文件，但根据梁中堂的研究，1979年上半年到1982年2月的近3年中，各地执行的就是一胎政策。根据梁中堂提供的史料，1979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讲话中有两个地方使用了“一胎化”一词。
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地开表彰大会表彰一胎化执行得好的单位和个人，青年组织发起向青年夫妻倡议只生一个的活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轰轰烈烈，城市的工厂里，已生育的妇女被统一安排结扎，如果有不肯结扎的职工，妇委会、厂领导要逐个攻坚，直到完成任务。
梁中堂还记得，等他发言完毕，会场里气氛有些怪异，他的理论显然与当时主流的声音背离。
到了1982年2月，中央调整生育政策：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在此基础上，各地出台了可以生育二胎的条件，其中包括夫妇二人是独生子女的，第一个孩子有疾病或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等等。
尽管1982年政策有所调整，但现实中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人非常少，因此普通人的印象中，从1979年到1980年代后期，各地城乡执行一胎政策依旧非常严格。
关于那时的计生状况，刘日是有发言权的。1985年，他是县委书记，一方面，国家的计生政策他必须严格执行；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刘日清楚群众对政策的抱怨与不满。
刘日决定自己到农村去做调查，看看农民们的生育意愿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对计生政策的看法是怎样的。“别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调研计生工作。”刘日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村，一户一户上门调查。
“对计生政策调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小于一’，就是说，假如实行二胎政策，会比实行一胎政策生的人少。2007年，我从《报刊文摘》上看到山西翼城县试验的报道，上面说，‘夫妇可生两胎，出生率却低于全国’，这恰恰印证了当年那个‘二小于一’现象。假如全国从一开始就实行二胎政策，那么现在全国人口应该低于目前的人口数。”
“通过调查研究后我认为，一孩化计生政策不符合民意、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刘日认为，“如果允许生两个，一儿一女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儿子的家庭满意了，两个女孩的家庭虽然不满意，但想到孩子将来有个伴、有个亲人，也就认了。这样的政策阈限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新世纪初，刘日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构想，把建议归纳成“奖一，放二，禁三”， “奖一”，即对只生一孩的夫妇进行奖励；“放二”，就是放开生育二孩，允许愿意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二孩；“禁三”，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严格禁止生育三孩。
执著建言
一边要执行国家政策，一边又保留对计生政策的不同意见，县委书记刘日只好用自己的方式维系两者之间的平衡。“我们要求做计生工作的时候既要坚决贯徹执行计生政策，又要讲道理，避免简单和野蛮行为。”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高压气氛笼罩在城乡上空，特别是在农村，官民之间的关系一度因为抓超生而十分紧张。“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刘日一口气背出好几条那个年代乡村中常见的标语，以印证当时的高压态势。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也在小说《蛙》中，描绘了198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残酷一面。
到了1980年代后期，“农村家庭确有困难可申请生二胎”的政策，在各地被落实成为“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申请生育二胎”，这样，一大批农村居民终于有了可以生二胎的机会。
这个时候，刘日没有忘记盘踞心中多年的想法，他多次把文章寄给各级领导，继续建议将计生政策调整为奖励一胎，放开二胎，禁止三胎，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大、政协、各省四大班子主要领导、计生委主任……河北省的各级干部。”
2007年，刘日收到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的信，信中回应了关于计生政策的建议。除了感谢，来信中说，“生育政策的调整十分敏感，需要对人口形势以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作出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分析。需要考虑中国国情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也需要制定积极稳妥的实施方案。”关于计生政策调整，信中的答复是“十一五时期要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也就是在2010年前，计生政策不会调整。
尽管调整不能很快实现，但信中有一段话让刘日倍感欣慰：“您对生育政策微调的建议也是我们研究生育政策的方案之一。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战略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抓紧目前稳定政策的有利时机，正在内部进行积极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事实上，高层和计生主管部门接到的建言，远远不止刘日一个人的来信，人口学界部分学者曾多次联名呼吁立即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专家们提出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如此低的生育率将威胁社会发展；二是放开二胎并不会带来人口急剧增加的风险。
关于第二个理由，梁中堂早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当别人用纸笔计算时，他着手在现实中开展实验，以测算放开二胎带来的实际生育率变化。
1979年在学术会议上“放炮”之后，梁中堂重新投入到人口学研究中，1984年，梁中堂以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身份，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有条件的二胎政策。得到批复后，梁中堂选择翼城作为二胎试点，翼城因此成为“人口特区”。
如今梁中堂回忆说，选择翼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理由，可能是当时翼城卫生工作抓得比较好，管理相对正规，这样对试点的开展会比较便利。
翼城试点的全部内容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二胎，而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限制条件包括：晚婚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
翼城试点一直持续到2000年，这期间的多次普查资料显示，翼城的人口控制状况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为0.18，而山西和全国的数据为0.76和0.68。2000年到2010年，翼城县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年均增长率数据，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山西省平均水平。
最新的单独二胎政策公布后，“翼城试点”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梁中堂也常常被记者要求评价翼城实验。作为翼城试点的主持人，梁中堂却显得非常冷静。“人口的变化有它自己客观的规律，政策可能会对这个规律有一定的影响，但基本的规律不会变化。我很难说翼城的数据和二胎试点政策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这些年，梁中堂不时会被媒体拉回翼城去看一看，但探访常常让媒体失望。和内地大多数乡村一样，翼城农村的青壮年都出门打工了，乡村日渐萧条。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从经济负担、孩子无人照料的角度出发，主动地选择少生，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提到翼城试点时，梁中堂没有多少自豪感，反而觉得挫败。“刚开始试点的那些年，我想用翼城的这些数据，推动二胎政策向全国推广，但很多年过去，一直没能实现。”
2000年，翼城试点结束，梁中堂也离开山西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这些年，他从未停止对计生政策的反思。“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当做目标来追求。”现在，梁中堂仍然坚持支持全面放開二胎，单独二胎新政公布后，他期待生育政策尽快从单独二胎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
尽快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刘日的建议。“我认为，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最多间隔一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两年，不要太长。”
脱敏尚难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所有家庭，因此，政府在政策调整上谨慎小心，从本次单独二胎政策的公布就可见一斑。
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若干条重大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备受瞩目。新政公布前几天，卫计委回应相关猜测时提到“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计生政策不会调整，但熟悉计生系统语言体系的人都明白，在官方的表述中，计生政策不等于一胎政策，因此，计划内的政策调整，也符合计生政策的定义。
官方的谨慎与计生政策的历史紧密相关，3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以贯之，作为一项自上而下高度重视的政策，任何调整都会牵动多方。
不要因为走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这些年，梁中堂开始梳理中国生育政策历史，希望在理清政策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更清晰和理性地观察生育政策。
按照梁中堂的研究，“计划生育”一词诞生于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这个词的人是毛泽东。“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这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与会者有党政领导、民主党派代表、社会各界代表等1800多人。梁中堂认为，这次讲话是“计划生育”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但梁中堂发现，毛泽东在后来的20多年里，再没有公开发表有关计划生育的谈话，在正式出版著作时，他还将有关计划生育的内容删除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2月的大会后，计划生育引起广泛的热议，马寅初等人士热情回应了这个提法。计划生育概念的诞生，与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背景直接相关。2月会议上，毛泽东的后半段话是：“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梁中堂强调说，当时的计划生育，与1979年以后的计划生育含义不同。1979年以前，计划生育是指提倡节育，鼓励少生，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的基调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时间来到1979年，生育政策开始收紧，之前的口号演变为“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当年，各地举行表彰贯彻只生一胎政策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这些表彰活动又通过媒体的报道造势，形成了浓烈的氛围。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有了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队伍。
从此以后，计生工作成为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计生工作考核“一票否决”，基层干部谁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强大的惯性之下，任何调整都显得敏感，但最终，生育率过低、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出生性别比失调等现实的问题，让决策层感受到了压力。
据媒体报道，专家汇总的4种方案被放到决策层的面前。第一种是多数人支持的单独二胎，第二种是全面放开二胎，第三种是维持现状，第四种是收紧政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透露说，后两种方案都与群众期待相悖，将导致人口结构性问题，首先被决策层否定。全面放开二胎，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有媒体将支持放开二胎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成为博弈的过程，梁中堂和刘日都相信，学者有责任参与博弈，为政策的变化提供更多的思路与佐证。
帮计生委找张艺谋
今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导演张艺谋与无锡舞蹈团的一名80后演员陈婷再婚，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陈婷之外，张艺谋至少和另外两个女人有染，并分别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加上和同在农村“插队”结婚时的发妻肖华生下的大女儿张末，也就是说，张艺谋至少有七个孩子。
这则消息公布后，张艺谋被网友封号“葫芦娃爹”，网友和媒体纷纷质疑张艺谋超生“特权”，要求严查名导超生。
无锡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称，他们千方百计联系张艺谋和陈婷，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北京却找不到张艺谋本人。
此答复一出，立即有网友发起“帮计生委找张艺谋”。 日前，某电影娱乐公司总裁发微博称，他与徐克20日下午一同去张艺谋导演的《归来》剧组探班，在他发出的照片里，张艺谋与徐克合影，看上去心情愉快。有网友见此，立即帮忙转发呼叫“无锡计生委”。
网友与媒体合力寻找张艺谋的“活动”日益升温，11月26日南京媒体《东方卫报》在其头版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张艺谋。寻人启事第一排大字写着：
“姓名：张艺谋。性别：男。年龄：63岁。职业：导演。特征：陕西口音。”
近些年常有名星富人被曝超生，但不少曾经被怀疑的明星富人，最后都从质疑声中轻巧脱身，至今未见有人被追责的消息。
明星富人超生引发公愤的背后，是公众对公平生育权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