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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年来我院查办职务犯罪中一起典型的国有企业领导腐败窝案，案情涉及矿石贸易、运输、物流、期货等多个专业领域，国企内部领导与外部人员勾结贪污、下级公司领导与上级公司领导合谋串通，杂交式腐败特征十分明显。”10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在跟《方圆》记者谈及中钢货运腐败时这样形容。
所谓杂交式腐败正是指这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围绕国有企业的优质资源和政府对国有企业倾斜性政策而产生的利益输送，以及由此所带的腐败现象。
据了解，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系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是一家为钢铁工业和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系统集成服务的集资源开发、贸易物流、工程科技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钢国际货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货运公司），为中钢集团下属的二级单位。工商资料显示：中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7028.22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南长沙，主要从事进出口及内贸货物的水运、陆运、空运、仓储及货物监管、货运代理、船舶代理、保险代理及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
早在2011年8月8日，中钢集团纪委对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的经营业务展开效能监察工作，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矿石部经理王卓翰向监察工作组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的一起违规操作业务，结果引发了“连锁反应”。考虑到案件涉及湖南、浙江、北京等多地，案件线索遂被移送中钢集团总部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机关随即立案侦查。最终牵出中钢货运公司总经理蒋寒松。
滞售的3000吨泰国粉矿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1955年的蒋寒松，原先就职于冶金部，2003年，蒋寒松调任中钢集团。来到中钢集团后，按照中钢集团的用人原则，年满50岁的人一般不再提拔。但蒋寒松是个例外，2007年，已过50岁的蒋寒松从中钢贸易公司被破格调任中钢货运公司任总经理，备受集团重用。
随着中钢集团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蒋寒松领导的中钢货运公司主要是对中钢集团所属企业货物的货运代理及仓储业务等实行专业化经营，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口岸、组织结构完善的服务网络体系，在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市设有子公司和办事机构。
这个遍布全国的仓储和货运网络，在一些从事国际货物买卖或运输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眼中就是一块“肥肉”。香港东森冶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小兰就看到这种优势资源所能带来的好处。
徐小兰，196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香港永久性居民，港资企业总经理，所在企业主要从事矿产资源的国际贸易，对于仓储货运有着很大的业务需求。2008年，徐小兰进口了一批泰国铁矿石，其中，块矿4000吨、粉矿3000吨，矿石装载于“越恒”轮上。同年4月，东森冶金公司与中钢贸易公司签订了寄售协议，约定将这批泰国铁矿石交给中钢贸易公司寄售，货物售出后，中钢贸易公司扣除代垫费用及代理费再将余款支付给东森冶金公司。
中钢贸易公司同为中钢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是中钢货运公司的兄弟单位，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受中钢贸易公司的委托，代理“越恒”轮所载东森冶金泰国铁矿石在天津港的货运代理业务，泰国粉矿后由轮船倒入康泰库。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铁矿石市场行情下跌，徐小兰进口的泰国粉矿迟迟找不到买家。万般无奈之下，徐小兰找到了在天津港“能量很大”的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刘和平，希望刘和平能够给予帮助并表示事成之后，她还有30万吨铁矿石的货运生意可以交给刘和平来做。刘和平帮忙联系了天津冶金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刘德江，刘德江又联系了迁安联钢津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安钢铁公司）。经取样检验，因泰国粉矿含铁量太低，津安钢铁公司拒绝购买。
在天津港，绵延几公里都是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的堆放货物的仓库，场面颇为壮观。面对自己泰国粉矿的销售困境，徐小兰盯上了仓库里数千吨更为优质的印度粉矿。矿石堆放在港口仓库，经常要面对刮风下雨等自然气象，在高温、低温、水湿、干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会出现损耗或者涨吨等自然变化。
“涉案的印度粉矿是在长期装卸过程中遗洒积累下来的，属于自然涨吨的尾货，其所有权属于中钢贸易公司，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只是代为监管，无权处置。徐小兰正是利用刘和平的职务便利，伙同刘德江等人，将泰国粉矿偷换成印度粉矿进行牟利。”办案检察官介绍。
偷梁换柱
相关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品质证书显示，越恒轮泰国粉矿的铁含量仅为37.54%，而遗洒累积在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仓库里的印度粉矿实际铁含量高达60%。
按照中钢集团的规定，中钢贸易公司在天津港的所有货物，由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负责仓储、监管和维护。中钢贸易公司出示的加盖公章的书面放货通知为唯一放货指令，无中钢贸易公司指令，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不能向任何人放行货物。中钢贸易公司在天津港货物的货权（包括涨吨、尾货等）全部归中钢贸易公司所有，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无处置权。
但在刘和平、徐小兰、刘德江三人的合谋下，三人决定利用刘和平的职务便利，将泰国粉矿换成印度粉矿进行销售。三人在商量换货事宜时，刘和平将下属的矿石部经理王卓翰叫到办公室，当着徐小兰、刘德江的面交代其将印度粉矿顶替泰国粉矿发运。
王卓翰深知这不符合公司规定，但考虑到有外人在场，就没有当面提出质疑。从刘和平办公室出来时，徐小兰还向王卓翰说了声“谢谢”。徐小兰、刘德江离开后，王卓翰又进去跟刘和平说这么做不符合公司规定。刘和平当即对王卓翰大发了一通脾气，王卓翰只好照办。
2009年6月25日，刘德江的天津冶金公司与河北津安钢铁公司签订印度粉矿销售协议，协议规定河北津安钢铁公司向天津冶金公司购买印度粉矿3000吨，铁含量为60%，价格为650元/吨，共计195万元。2009年6月25日，在没有货主中钢贸易公司的放货指令且天津冶金公司未与中钢贸易公司签订购买印度粉矿合同的情况下，王卓翰根据刘和平指示，让矿石部放货岗位的工作人员做了假放货手续，河北津安钢铁公司从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物流仓库里提走了印度粉矿3000吨。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纵横集团使用原材料成本较大，但生产出来的成品价格又暴跌，纵横集团一时间缺乏充足的资金从中钢贸易公司购买货源PTA。纵横集团的子公司——北京纵横投资公司老总葛某找到蒋寒松，希望能够直接从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代为监管的中钢贸易公司货物里“借出”3000吨PTA用于生产，等将来资金回笼后归还。
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中钢贸易公司，即便是蒋寒松个人，也无权决定“借货”，但蒋寒松还是利用代为监管的职务便利，在未做任何风险评估、没有任何财产担保的前提下，违规指示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的李经理“借货”。尽管没有中钢贸易公司的放货指令，纵横集团直接从仓库拉走了3080吨PTA。
未曾想，纵横公司未能度过金融危机这个“寒冬”，资金链断裂，最终破产。
3000吨PTA，市场价格约1500万元。北京纵横投资公司老总葛某后来分两次给了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又从市场上买回部分PTA，用于填补仓库里的“借货”，但仍然有500万元的“借货”缺口无法补齐。
为了防止违规借货的事情败露、并避免受到责任追究，蒋寒松想到了刘和平，二人见面密谋后，决定再次滥用职权填补“窟窿”。
根据蒋寒松的指示，刘和平向某贸易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汇入了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指定的当地账户，并在炒作期货盈利后，购买了上千吨PTA补齐了仓库里的“借货”。
为了偿还向某贸易公司的借款，在刘和平又操作与数家贸易公司签订了5份虚假的蓬盖布买卖合同、12份虚假的仓储代理协议和1份虚假的运输合同，以支付货款、代理包干费、运输费等形式，“套”出人民币540万元的公款，后还款给开发区贸易公司。
“先是接受朋友请托，在违规借货出现亏空后，为防止事情败露、避免受到责任追究，再次滥用职权违规借款，从而导致国家利益损失进一步扩大，无论是蒋寒松，还是刘和平，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太随意、太任性。”办案检察官分析说。
2014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先后驳回了刘和平、蒋寒松、徐小兰等人的上诉。根据法院判决，刘和平犯贪污罪、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蒋寒松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徐小兰犯贪污罪，因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中钢集团暴露的窝案中，蒋寒松、刘和平等人屡次超越法律界限，多次违规、违法经营，吃里爬外、损公肥私，这是权力失控的结果，这也反映出了当下一些国有企业在决策经营和财务管理上的无序和混乱。”办案检察官总结说，如何加强大型国有企业中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运营和人事的监督，避免企业运营中出现经济风险和廉政风险，值得深思。
办案手记：中钢集团窝案是这样被侦破的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接到中钢货运公司窝案的线索后，迅速展开初查。经过近半年的初查，案件的焦点集中到了2998.1吨印度铁粉矿是否存在上。这批铁粉矿属于中钢贸易公司的货物在运输、仓储过程中“涨吨”、“地脚”累积而成，但中钢贸易公司账面上并无记载。两名事件当事人中，王卓翰承认存在这批印度铁粉矿，而刘和平则矢口否认。在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第三名当事人天津冶金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刘德江的证言就成为了突破案件的关键。
办案人员在要求重要证人刘德江到案时，刘德江以各种理由躲避作证。为了防止刘德江潜逃，我局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先对刘和平进行了询问，待其充分表达自己的辩解之后将其放回，让其以为自己已蒙混过关，放松警惕。因为刘和平对刘德江的影响，我们再次提出询问刘德江时，刘德江较为顺利地就到案了。
到案后，刘德江对于其协助刘和平偷运2998.1吨印度铁粉矿的事实矢口否认，询问陷入了僵局。敏锐的侦查人员发现，刘德江一直在关注侦查人员桌上的文件，当看到侦查人员取出一份《传唤通知书》时，刘德江的表情出现了细微的变化。办案人员抓住机会，假借着这份原本要用于传唤刘和平的法律文书，对刘德江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刘德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最终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取得刘德江的证言之后，我局顺利对刘和平、王卓翰两人予以立案侦查。
本案被告人之一徐小兰系香港永久居民，最初对其立案侦查时，除了她的名字以外，几乎不掌握她的任何个人信息。为了顺利对徐小兰办理边控手续，办案人员根据相关当事人的模糊回忆，对徐小兰在天津期间可能居住过的酒店进行了逐一排查。因时间久远，许多酒店已不再保存当时的入住记录，排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办案人员排查至天津惠中酒店时，该酒店的大堂经理恰巧对徐小兰印象极深，并最终在待销毁文件的库房里翻找出了徐小兰的入住记录。我局获得徐小兰的证件号码后，立即对其采取了边控措施。一个月后，徐小兰在深圳罗湖口岸入境时被抓获。
在原有线索内容已基本查清，所有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并没有止步不前。凭借前期学习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多年办案形成的刨根问底的习惯，办案人员对中钢货运天津公司多年来的支出情况进行了一次彻底地排查，并发现了多笔可疑支出。通过深入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了中钢货运总公司总经理蒋寒松涉嫌犯罪的重要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办案人员最终深挖出了蒋寒松涉嫌受贿40万元的犯罪事实。至此，中钢货运公司系列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也是级别最高的犯罪嫌疑人，宣告落马。
所谓杂交式腐败正是指这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围绕国有企业的优质资源和政府对国有企业倾斜性政策而产生的利益输送，以及由此所带的腐败现象。
据了解，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系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是一家为钢铁工业和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系统集成服务的集资源开发、贸易物流、工程科技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钢国际货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货运公司），为中钢集团下属的二级单位。工商资料显示：中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7028.22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南长沙，主要从事进出口及内贸货物的水运、陆运、空运、仓储及货物监管、货运代理、船舶代理、保险代理及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
早在2011年8月8日，中钢集团纪委对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的经营业务展开效能监察工作，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矿石部经理王卓翰向监察工作组主动交代了自己参与的一起违规操作业务，结果引发了“连锁反应”。考虑到案件涉及湖南、浙江、北京等多地，案件线索遂被移送中钢集团总部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检察机关随即立案侦查。最终牵出中钢货运公司总经理蒋寒松。
滞售的3000吨泰国粉矿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1955年的蒋寒松，原先就职于冶金部，2003年，蒋寒松调任中钢集团。来到中钢集团后，按照中钢集团的用人原则，年满50岁的人一般不再提拔。但蒋寒松是个例外，2007年，已过50岁的蒋寒松从中钢贸易公司被破格调任中钢货运公司任总经理，备受集团重用。
随着中钢集团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蒋寒松领导的中钢货运公司主要是对中钢集团所属企业货物的货运代理及仓储业务等实行专业化经营，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口岸、组织结构完善的服务网络体系，在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四川等省市设有子公司和办事机构。
这个遍布全国的仓储和货运网络，在一些从事国际货物买卖或运输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眼中就是一块“肥肉”。香港东森冶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小兰就看到这种优势资源所能带来的好处。
徐小兰，196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香港永久性居民，港资企业总经理，所在企业主要从事矿产资源的国际贸易，对于仓储货运有着很大的业务需求。2008年，徐小兰进口了一批泰国铁矿石，其中，块矿4000吨、粉矿3000吨，矿石装载于“越恒”轮上。同年4月，东森冶金公司与中钢贸易公司签订了寄售协议，约定将这批泰国铁矿石交给中钢贸易公司寄售，货物售出后，中钢贸易公司扣除代垫费用及代理费再将余款支付给东森冶金公司。
中钢贸易公司同为中钢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是中钢货运公司的兄弟单位，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受中钢贸易公司的委托，代理“越恒”轮所载东森冶金泰国铁矿石在天津港的货运代理业务，泰国粉矿后由轮船倒入康泰库。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铁矿石市场行情下跌，徐小兰进口的泰国粉矿迟迟找不到买家。万般无奈之下，徐小兰找到了在天津港“能量很大”的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刘和平，希望刘和平能够给予帮助并表示事成之后，她还有30万吨铁矿石的货运生意可以交给刘和平来做。刘和平帮忙联系了天津冶金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刘德江，刘德江又联系了迁安联钢津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安钢铁公司）。经取样检验，因泰国粉矿含铁量太低，津安钢铁公司拒绝购买。
在天津港，绵延几公里都是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的堆放货物的仓库，场面颇为壮观。面对自己泰国粉矿的销售困境，徐小兰盯上了仓库里数千吨更为优质的印度粉矿。矿石堆放在港口仓库，经常要面对刮风下雨等自然气象，在高温、低温、水湿、干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会出现损耗或者涨吨等自然变化。
“涉案的印度粉矿是在长期装卸过程中遗洒积累下来的，属于自然涨吨的尾货，其所有权属于中钢贸易公司，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只是代为监管，无权处置。徐小兰正是利用刘和平的职务便利，伙同刘德江等人，将泰国粉矿偷换成印度粉矿进行牟利。”办案检察官介绍。
偷梁换柱
相关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品质证书显示，越恒轮泰国粉矿的铁含量仅为37.54%，而遗洒累积在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仓库里的印度粉矿实际铁含量高达60%。
按照中钢集团的规定，中钢贸易公司在天津港的所有货物，由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负责仓储、监管和维护。中钢贸易公司出示的加盖公章的书面放货通知为唯一放货指令，无中钢贸易公司指令，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不能向任何人放行货物。中钢贸易公司在天津港货物的货权（包括涨吨、尾货等）全部归中钢贸易公司所有，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无处置权。
但在刘和平、徐小兰、刘德江三人的合谋下，三人决定利用刘和平的职务便利，将泰国粉矿换成印度粉矿进行销售。三人在商量换货事宜时，刘和平将下属的矿石部经理王卓翰叫到办公室，当着徐小兰、刘德江的面交代其将印度粉矿顶替泰国粉矿发运。
王卓翰深知这不符合公司规定，但考虑到有外人在场，就没有当面提出质疑。从刘和平办公室出来时，徐小兰还向王卓翰说了声“谢谢”。徐小兰、刘德江离开后，王卓翰又进去跟刘和平说这么做不符合公司规定。刘和平当即对王卓翰大发了一通脾气，王卓翰只好照办。
2009年6月25日，刘德江的天津冶金公司与河北津安钢铁公司签订印度粉矿销售协议，协议规定河北津安钢铁公司向天津冶金公司购买印度粉矿3000吨，铁含量为60%，价格为650元/吨，共计195万元。2009年6月25日，在没有货主中钢贸易公司的放货指令且天津冶金公司未与中钢贸易公司签订购买印度粉矿合同的情况下，王卓翰根据刘和平指示，让矿石部放货岗位的工作人员做了假放货手续，河北津安钢铁公司从中钢货运天津分公司物流仓库里提走了印度粉矿3000吨。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纵横集团使用原材料成本较大，但生产出来的成品价格又暴跌，纵横集团一时间缺乏充足的资金从中钢贸易公司购买货源PTA。纵横集团的子公司——北京纵横投资公司老总葛某找到蒋寒松，希望能够直接从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代为监管的中钢贸易公司货物里“借出”3000吨PTA用于生产，等将来资金回笼后归还。
货物的所有权属于中钢贸易公司，即便是蒋寒松个人，也无权决定“借货”，但蒋寒松还是利用代为监管的职务便利，在未做任何风险评估、没有任何财产担保的前提下，违规指示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的李经理“借货”。尽管没有中钢贸易公司的放货指令，纵横集团直接从仓库拉走了3080吨PTA。
未曾想，纵横公司未能度过金融危机这个“寒冬”，资金链断裂，最终破产。
3000吨PTA，市场价格约1500万元。北京纵横投资公司老总葛某后来分两次给了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又从市场上买回部分PTA，用于填补仓库里的“借货”，但仍然有500万元的“借货”缺口无法补齐。
为了防止违规借货的事情败露、并避免受到责任追究，蒋寒松想到了刘和平，二人见面密谋后，决定再次滥用职权填补“窟窿”。
根据蒋寒松的指示，刘和平向某贸易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汇入了中钢货运浙江分公司指定的当地账户，并在炒作期货盈利后，购买了上千吨PTA补齐了仓库里的“借货”。
为了偿还向某贸易公司的借款，在刘和平又操作与数家贸易公司签订了5份虚假的蓬盖布买卖合同、12份虚假的仓储代理协议和1份虚假的运输合同，以支付货款、代理包干费、运输费等形式，“套”出人民币540万元的公款，后还款给开发区贸易公司。
“先是接受朋友请托，在违规借货出现亏空后，为防止事情败露、避免受到责任追究，再次滥用职权违规借款，从而导致国家利益损失进一步扩大，无论是蒋寒松，还是刘和平，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太随意、太任性。”办案检察官分析说。
2014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先后驳回了刘和平、蒋寒松、徐小兰等人的上诉。根据法院判决，刘和平犯贪污罪、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蒋寒松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徐小兰犯贪污罪，因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中钢集团暴露的窝案中，蒋寒松、刘和平等人屡次超越法律界限，多次违规、违法经营，吃里爬外、损公肥私，这是权力失控的结果，这也反映出了当下一些国有企业在决策经营和财务管理上的无序和混乱。”办案检察官总结说，如何加强大型国有企业中上级公司对下级公司运营和人事的监督，避免企业运营中出现经济风险和廉政风险，值得深思。
办案手记：中钢集团窝案是这样被侦破的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接到中钢货运公司窝案的线索后，迅速展开初查。经过近半年的初查，案件的焦点集中到了2998.1吨印度铁粉矿是否存在上。这批铁粉矿属于中钢贸易公司的货物在运输、仓储过程中“涨吨”、“地脚”累积而成，但中钢贸易公司账面上并无记载。两名事件当事人中，王卓翰承认存在这批印度铁粉矿，而刘和平则矢口否认。在证据一对一的情况下，第三名当事人天津冶金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刘德江的证言就成为了突破案件的关键。
办案人员在要求重要证人刘德江到案时，刘德江以各种理由躲避作证。为了防止刘德江潜逃，我局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先对刘和平进行了询问，待其充分表达自己的辩解之后将其放回，让其以为自己已蒙混过关，放松警惕。因为刘和平对刘德江的影响，我们再次提出询问刘德江时，刘德江较为顺利地就到案了。
到案后，刘德江对于其协助刘和平偷运2998.1吨印度铁粉矿的事实矢口否认，询问陷入了僵局。敏锐的侦查人员发现，刘德江一直在关注侦查人员桌上的文件，当看到侦查人员取出一份《传唤通知书》时，刘德江的表情出现了细微的变化。办案人员抓住机会，假借着这份原本要用于传唤刘和平的法律文书，对刘德江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刘德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最终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取得刘德江的证言之后，我局顺利对刘和平、王卓翰两人予以立案侦查。
本案被告人之一徐小兰系香港永久居民，最初对其立案侦查时，除了她的名字以外，几乎不掌握她的任何个人信息。为了顺利对徐小兰办理边控手续，办案人员根据相关当事人的模糊回忆，对徐小兰在天津期间可能居住过的酒店进行了逐一排查。因时间久远，许多酒店已不再保存当时的入住记录，排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办案人员排查至天津惠中酒店时，该酒店的大堂经理恰巧对徐小兰印象极深，并最终在待销毁文件的库房里翻找出了徐小兰的入住记录。我局获得徐小兰的证件号码后，立即对其采取了边控措施。一个月后，徐小兰在深圳罗湖口岸入境时被抓获。
在原有线索内容已基本查清，所有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并没有止步不前。凭借前期学习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多年办案形成的刨根问底的习惯，办案人员对中钢货运天津公司多年来的支出情况进行了一次彻底地排查，并发现了多笔可疑支出。通过深入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了中钢货运总公司总经理蒋寒松涉嫌犯罪的重要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办案人员最终深挖出了蒋寒松涉嫌受贿40万元的犯罪事实。至此，中钢货运公司系列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也是级别最高的犯罪嫌疑人，宣告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