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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而优则仕
刘太希，世称刘老、太老或错翁。1898年9月28日生于江西省信丰县的翰林学士家中，自幼经、史、子、集过目即诵，有父亲为其讲授课业以及家学的浸淫，是以书卷气盈身。父亲刘楠轩担任地方官40年，但向来清廉自爱，因此刘太希没有沾染一般官宦子弟的纨祷气息。
1919年刘太希在北京恰逢五四运动，只能在大学生招生考试结束后，带着自己的文章诗词求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富才学受到蔡元培赏识，破格进入北大文科预科就读，求学期间曾得黄侃亲授《困学纪闻》《曝书亭记》和《日知录》等经典，深入了解清代朴学，黄侃先生对太希赞誉有加，曾亲自嘉勉写道：“昨夕细读佳文，诚为奇绝，昔日观旧史，言异才宿成才，以为溢美。今观吾子，乃知往记非虚。虽然，世不易生才，有才者必宜善自葆爱，日就月将，以成瑚琏之器。”又赋诗赠与太希云： “尽扫秕糠继雅声，眼中吾子快平生。异才难得宜培护，祝尔终能绍往英。”
刘太希也受在北大教学的林琴南与梁启超影响，对于西方思想、新旧文化的差异深有体会，或可说，其勇于创新及省思的功夫，是受到林、梁二人的启发的。业师与前贤皆为刘太希立下榜样并对其日后文学以及观点，奠定下扎实基础。
北大毕业后，刘太希在北伐、抗战期间，先是担任江西省第四中学校长，后于1926年短暂的担任过星子县县长，并在七七事变后投入抗日活动，担任国防部秘书等职务，1933年后，刘太希停止参与国内之政治事务。1950年刘太希赴香港，与熊式辉、陈方诸友重聚，经常投写抒怀诗稿于报章上，并于此期间结识张大干并与其相往来交游。寓居香江期间，受友人之邀于1952年始，赴新加坡南洋大学讲授《诗经》《史记》，执教六年。
根据1989年《书友》杂志中《台湾书坛薪传》一文所载，刘太希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才辗转赴台湾定居，先授课于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主讲古韵文，开设《诗经》《左传》《文心雕龙》《要籍解题》《春秋三传》《先秦诸子学术》《楚辞》等课程，尔后在台北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文化大学四校担任中文系教授，主讲《诗经》《春秋三传》与《楚辞》等古籍，刘太希“国学大师”之称不胫而走，足可见其深厚的古文学养。
1972年获得书法竞赛首奖，此后便有诸多爱书者前往求书，退休后，又与好友在师大侧巷组织粥会，平日即在此谈诗、论史及走棋。1987年4月27日，刘太希以知名学者、书画家与作家身份，被选为资深优秀文艺工作者。
1989年10月29日，刘太希罹患急性肠绞痛，因疼痛引起休克致使心脏病发，救治不及而病逝于台北。其妻儿子女虽然遵照遗嘱殡殓从简，不过举行祭吊时仍有其生前好友及学生二百余人闻讯参加，一代大师离世，知者皆感痛惜。
二、雅朴兼修 诗融于书
刘太希对书法的体悟来自于大量的看帖与读帖，他认为并非只有临帖才能进入书法。刘太希熟读历代法书，甚爱帖学书风，也尤其欣赏黄山谷撑船荡桨的笔意，偶尔以背帖的方式揣摩山谷笔意。执笔多取用中、小楷笔，喜用金笺纸，书作以行、草书居多，偶尔也写端楷。受到帖学秀逸挺拔以及篆隶铺毫沉着的影响，刘太希特重腕力，然而活腕灵动往往刚柔相济，笔姿顿挫跌宕成其一绝。王壮为甚为叹服其强劲的腕力行笔，说道：“下笔直到明人境界……腕力尤惊人，自叹弗如。”自是所言不虚。
关于书法的品评，刘太希强调“气韵”。他认为学书初始先求形似，待形、神兼备之后还要能脱去依傍、转化为自家面目，若能以诗书的气韵，涵泳陶冶在笔墨之内，才能在灵光往复之间，成就佳作。1953于香港刊载的《文艺与书法》文中曾谈及书法与学养两者间的关系，他说：“专临摹碑帖，只求有笔墨，就可以成功；如谈到气韵，全在读书……饱学的人，他写出的字，就算不能美好，但是那一种书卷的韵味，自然泛溢纸上。以近代的人来论：如章太炎、陈三立、蔡元培、冒鹤亭这几位先生，书法的天才都不高，但是因蕴藏了高度的书卷气韵，在书法里面，俗气完全脱尽，反觉得乱头粗服，姿态横生。”可以理解他对书家的诗文学养与字外之功尤其重视。此一论点与梁寒操论书法诗“昔贤余事爱临池，禅智文心足自怡。平日天人得玄悟，始从书法见神奇”的观点不谋而合。
三、学从秦汉 博涉多优
刘太希以为书法虽需涵融诗文以增雅气，终属美术一系。受清末南帖北碑书法论的影响，仍持北碑重方笔、南帖重圆笔的观点，碑、帖互为用，以北碑的方笔与朴素书风，削弱南帖行、草书体可能会出现的软滑用笔或是俗丽书风。于是刘太希以为学书先要能博涉，仔细考察各碑帖之时代风尚及优劣，博通为要，若只专临一碑帖，眼界则容易失之于狭隘偏颇。为求典正端雅，入手以篆、隶书体为先，学习醇厚茂密风神，可先以“上承两京之纯静，下启北朝之强悍”的《孔羡碑》开始学习，而后再增添清劲肃穆的《礼器碑》与开张恣纵的《石门颂》，广学相异的隶书风格以增加笔趣。《现代文艺丛谈》书中，记载刘太希在香港讲学时，与学生谈论书法与文艺两者关系的论述，文内写道：“汉隶中，我以为《孔羡碑》能放能收，能虚能实。……至于《礼器碑》《石门颂》最宜多写；因为礼器能空，石门能变；如果光稳定基础，穷隶书的奥妙，都要从方板矫厉上作工夫。”
隶书之后应学篆书，他认为篆体需先自汉篆入门而后学秦篆，汉篆上承籀文，下接古隶、八分，学篆的观点反映出刘太希敏锐观察力与独具的书学体悟。太老谈到：“书法要从篆隶入手……我认为篆书仍旧要学汉代人的篆书法。因为它纯朴古茂，而且能够变化，不会生庸弱的毛病。”为了避免书作落下俗根，显得媚俗，太老也鼓励学书者要多读书以养韵，将书卷气韵转介于书作，以脱乱头粗服的野俗气。此外，如能多写少见的六朝造像记，藉由率真自然的字形结体与铺毫用笔，表现淳厚稚朴的笔墨美感，避免因为熟巧而显得甜媚流丽。
刘太希认为执笔的方法与熟练度，会直接影响书写时手腕的稳定性及灵活度，所以提出平腕法与侧腕法。利用平腕锻炼指力以及中锋用笔，能体会劲挺笔意，适合小楷书写。侧腕执笔则易于八面出锋，此法颇能写出一般大字的强健感。正、侧相间则大小合宜。 四、尤擅行草、遒劲挺拔
后世大多认为刘太希善于行草书表现，书写时多以中锋执笔，缘此，笔画细长处反倒能避滑软而有挺拔道劲之气。
于右任评刘太希诗书：“愈朴而愈见奇，愈奇而愈见其清。”足见刘太希行书，往往是在平正险绝中，透过深厚学养的洗炼而显出天真清奇，这也应证了刘太希一生所倡言“寓气韵于书作”的旨趣。旅居香港的曾克遄评刘太希诗为：“哀音健笔，并世所希。”缘于此，1972年台湾举行书法评审会，评委于右任及其他名家共同审定推举刘太希为第一，此后求书者甚众，不过囿于刘太希孤高的文人性格，能获得其书作的人亦是不多。
虽然刘太希的书法已得社会名家认可，然而他对于自己的文艺成就却只字不提，按其在自题画像中的诗意看来，不难感受到他嘲讽自己一生平淡并无所建树的心情，以及晚年修习佛法所产生的禅悟，其诗写道：“从来六凿溷天游，大觉空明海一讴。此老生平事事错，南溟双过一年秋。”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时伤怀与心灵深蕴的脉脉幽情。刘太希晚年甚为喜爱老庄思想，书作中常见其抄写庄子思想。从他70岁与90岁的《释庄》作品来看，70岁时用笔提按的轻重变化明显，呈现书家在书写时的情绪变化，90岁时的作品无论结体、用笔，皆趋平和气稳，尤其末句将“逍遥”改为“蹉跎”，更是处处透露着刘太希已有视生死为大事的念想，“蹉跎”一词反映出自认一生无所作为而时光已逝的感叹，由此能看出他对生命及待人接物所一贯秉持的潇洒不羁态度，与年老时对世事无常的了透、感怀之情。
刘太希年轻时喜爱教育界名人俞明震（1860-1918）的诗，极具革命、革新观念的俞明震，作诗不仅合于音韵，字里行间也蕴含着新意识，这与刘太希鼓励青年学子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尝试新物项、接触西学的理念相谋合，事实上，刘太希在大陆期间便与五四运动人士，如胡适、蔡元培等人来往，可见其本身就极喜爱且愿意尝试新事物，像是他喜欢看京剧昆曲，也喜欢西洋戏剧表演。
刘太希书画清秀俊雅，台湾学者将其归纳为文人翰墨典型，视为文人书画的代表。渐翁王壮为评其： “下笔直入明人境界。”学者汪中亦言：“太希先生中小字，下笔如行云流水，丝毫无烟火气。其布白之美，意境高雅，时下无人能出其右。”并将其与于右任、溥心畲、陈含光、台静农合称为“渡海五家”，由此亦不难窥其超迈时流，援古开今的成就。
刘太希与著名画家张大干是相交逾30年的挚友。1950年代初刘太希与张大干相识于香港，因同年出生，又分别在诗文绘画上各有一片天地，彼此以诗画相应酬，随着频繁的往来而成为挚交。刘太希忆及寓居香港期间，张大干待他往往都是有求必应，1956年太老来台后，大干复又介绍友人蔡孟坚与之相识交游，拓广不少人脉关系，两人间颇有情谊。张、刘二人相交逾半生，无论是在香港或是台湾，经常相聚宴饮并以书画论交，往往是刘太希要什么张大千就画什么。
喜爱诗词作文的刘太希，于1956年左右来台，先后在政大、师大与辅大教授国学，此时刘太希的书作多半是抄写经典文学内容、喜爱的诗文作品，如《俞觚庵诗册》，或是集录自作诗，如《无相庵诗抄》《千梦堂诗抄》，当然师友间往来的信札亦是其书作的代表。《俞觚庵诗册》中提及：“百吟不厌祗孤庵，诗律深微傲盛唐。博雅真淳汇名理，完成一卷小沧桑。”诗册后录有觚庵诗：“相逢且各开怀抱，涕泪乾坤百事艰。悱恻养成真气节，沉吟莫负好江山。情深枉自伤哀乐，物竞何从辨圣凡。乘自支离托人海，介乎材与不材间。”
还另写《送遂翁之香江并怀遯翁》跋记：“一回离合一凄伤，风雨时时忆对床。弟与两兄俱老以，白头吟望在它乡。”
觚庵先生是指中国著名的近代爱国诗人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浙江绍兴人。1890年，俞明震进士及第，例授翰林院庶吉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奉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调赴台，曾为守卫台湾与日人奋战。
诗集前页的刘太希题句，字形结构显得端庄雅正，或许是因为抄录诗集，因此草稿书的意味更显浓厚，虽然没有过多严谨的结字用笔，却更有“无意求工字乃佳”的书写趣味。此册最能表达出刘太希自然真纯又一派清奇的丰富神采。
1978年七字对联“种树如培佳子弟，绘图难得好楼居”用笔轻重变化显著，“居”“佳”“弟”三字字形姿态有朴素意，在跳荡流畅的用笔技巧中又以质朴补强整体的沉稳感，藉以呼应句中“好事勿急”的主旨。
刘太希曾在自撰文中谈论过时间与生命的话题，思其自少即学文，即长正逢国事多难而投身军旅，而后辗转前往东南亚各地讲学，后来便来台定居。一生经历使其感叹“变”是人生恒久不变的定律，而“渐”则是因其缓慢依序的改变特质，往往使人身处其中而不觉，往往在回首后才令人感慨唏嘘。此联，刘太希以种树、绘图二事譬喻教育的重要与不易，在看似漫长的培育过程中，随着不间断的实践，人才得以逐渐茁壮，终而有成，藉此也清楚传达出他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视。
刘太希的行书作品，整体来看，信札小字优于中堂大字的表现，这或许多少受限于二王书体以流丽、飘逸书风为主的影响，刘太希不仅强调用笔使转技巧以及在相近笔调中追求变化，甚至还以书写速度的疾缓与墨色浓淡的区别，营造整体书风的文人优雅气质。
72岁定居台湾时游圆通寺有感所作诗文、90岁时书写旧作《山行诗》与91岁时感怀任公梁启超所书一文，皆看出刘太希对掌握用笔，提按、回锋收杀所表现出的娴熟技巧与自在，潇洒俊爽是他行书的基本特质，创作这三件作品已届耄耋高龄，仍不见衰飒老态。
“余丙寅长星子县，康南海先生游庐山，在县府一宿，余出纸乞书，先生赠诗云：‘丽樵楼观亦雄卦，传是周瑜旧将台。鹿洞濂溪有遗爱，纸窗竹屋认重来。闻琴俯仰人间感，把酒沉吟桑下回。管领湖山皆第一，好招五老共衔杯。’六十年后之丙寅太希敬录”。
此为刘太希在1926年任星子县长一职时，正值康有为出游至此，刘太希备纸乞其书，康氏慨然作诗书与刘太希，60年后，刘太希忆及此事重录康氏诗作，并题跋记之。虽为刘太希87岁时所书，细微处仍见典正奇崛相生，人书俱老无所不适。 刘太希虽专精于文学，对于书画却仍有涉略，此或许是受到历朝以来文人雅士视书画为余戏的影响，吾辈仍可从其文评中窥知刘太希对艺术的观点，“……与其时间环境相配合而形成的，此即诗在某一时代，即必具备某一时代特有作风的原因”，其中往往不离“时代性”“中和”“雅而不俗”三者。
从“美”而论，何者为“美”？需有哪些特质才能称之为“美”？刘太希在1972年发表的《谈中国文化中之美文》中有言：“中国诗词，天然具有色声味三者之美……韵味存乎其人……惟色声之美，则为中国语文所独擅。”按刘太希所述，文之所以称“美”者，须兼具色、声、味三者，也就是形式上有对偶、排比，音律上合于优扬或铿锵，并且合为温柔敦厚的韵味。换言之，要达到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的合宜，才足以称之为“美”。
按刘太希在中国文学与诗词典籍上广博深厚的学养推论，秉持着诗能冶性陶情、咏讽性情的观点，并视其为文学中兼具时代性与艺术性的代表，对于所谓援引时代产物镶嵌入诗的行为感到无奈，也曾于1962年撰写之《诗与时代》一文中严正批评说道：“诗之所以为美，乃是能站在时代的前面，……绝不是跟着时代作尾巴，为粗犷鄙俗的情调与语文作鼓吹；引致社会的艺术欣赏与领会，走向粗劣的，低趣味的浅薄境界，便算是能与时代相吻合？”彰显出其对艺术文化上的高度期待，对此时企图模糊艺术文化时代意义的作为表达不满，认为如此一来艺术文化的精神只能走向鄙俗，这与他所向往推崇的“与时俱进” “雅而不俗”二者恰恰是背道而驰。
这种态度，致使刘太希在文化界、艺术圈内有着颇佳的赞誉，诸多艺文界好友在举办展览之际，经常邀请刘太希写序，刘太希虽然自谦个人对画是外行，长久以来与艺坛上的诸位画友相交好，对绘画点评往往能独树一帜，诗画合一。以七友画会会员的作品为例，刘太希指出“文化复兴，在艺坛一直积极地进行着……他们的画都洋溢着文人的气习诗情，他们的画，多数用诗来做题材……七友的作品，是诗和画融成一片分不开的，其次是七友的画，都重自然……”由此可以得知“以诗为画题”，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以及强调“师法自然”的创作观点，二者实为七友画作的共同特质，确认了诗书画合一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最高妙境界。
结语
1898年生于江西信丰的刘太希，晚年在台湾度过，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前辈艺术家。刘太希自幼接触国学，汉学基础深厚，北大时期追随黄季刚作研究，仍不改其意，专志于诗词文学的研究，此后，以其宏博的国学知识讲学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并与陈方、熊式辉、张大干等人时有往来。刘太希赴台定居，结识不少重要的艺坛人士，如于右任、郑曼青、张毂年、高逸鸿等人，刘太希的绘画可以说是从旁观诸友作画自学而领悟出的。
刘太希的诗书画受到艺坛与文坛的推崇，不单是因为作品的优异，更重要的是背后所传达出来的书品及人品。
从刘太希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人格的重视，“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首先需要有具备人伦楷式、对其志向坚毅不拔，堪称为“非常之人”，然后才足以成就“非常之功”，而这便以于右任为代表。
“余少时于当时文章，喜梁任公之流畅，章士钊之典雅，尤爱黄先生之跌宕，词采之美，犹为余事。”这段文句清楚表达刘太希对典正、端雅诗文风格的喜爱，推崇不拘节、潇洒自若的文风，这也说明了刘太希诗文，虽然讲究字词有据，却仍以清新近人风格来阐述现代时事与抒发心情。另外，他也在1988年出版之《刘太希自选集》文章中以风流不羁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自比，更能清楚看出他潇洒直率的性格，即便在年老时，感叹事无一成，还是感怀岁月的流逝。他在《刘太希自选集》中有专文谈论佛学，说道：“我平生对佛学无修持工夫，但知道诸法无常，无常二字即是随时在变，一切人和物，都不会永久不变。明乎此理，所以生平对于功名富贵金钱，即所爱之书画，也不十分沾恋，这如梦似幻的人生，更不值得留恋了，这是我似乎比欧阳竞无先生稍为受用的地方。”
刘太希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人生在世无需执着留恋的豁达人生观，以此作为诗书画所追求的终极观照，值得后辈们研究与品赏。
刘太希，世称刘老、太老或错翁。1898年9月28日生于江西省信丰县的翰林学士家中，自幼经、史、子、集过目即诵，有父亲为其讲授课业以及家学的浸淫，是以书卷气盈身。父亲刘楠轩担任地方官40年，但向来清廉自爱，因此刘太希没有沾染一般官宦子弟的纨祷气息。
1919年刘太希在北京恰逢五四运动，只能在大学生招生考试结束后，带着自己的文章诗词求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富才学受到蔡元培赏识，破格进入北大文科预科就读，求学期间曾得黄侃亲授《困学纪闻》《曝书亭记》和《日知录》等经典，深入了解清代朴学，黄侃先生对太希赞誉有加，曾亲自嘉勉写道：“昨夕细读佳文，诚为奇绝，昔日观旧史，言异才宿成才，以为溢美。今观吾子，乃知往记非虚。虽然，世不易生才，有才者必宜善自葆爱，日就月将，以成瑚琏之器。”又赋诗赠与太希云： “尽扫秕糠继雅声，眼中吾子快平生。异才难得宜培护，祝尔终能绍往英。”
刘太希也受在北大教学的林琴南与梁启超影响，对于西方思想、新旧文化的差异深有体会，或可说，其勇于创新及省思的功夫，是受到林、梁二人的启发的。业师与前贤皆为刘太希立下榜样并对其日后文学以及观点，奠定下扎实基础。
北大毕业后，刘太希在北伐、抗战期间，先是担任江西省第四中学校长，后于1926年短暂的担任过星子县县长，并在七七事变后投入抗日活动，担任国防部秘书等职务，1933年后，刘太希停止参与国内之政治事务。1950年刘太希赴香港，与熊式辉、陈方诸友重聚，经常投写抒怀诗稿于报章上，并于此期间结识张大干并与其相往来交游。寓居香江期间，受友人之邀于1952年始，赴新加坡南洋大学讲授《诗经》《史记》，执教六年。
根据1989年《书友》杂志中《台湾书坛薪传》一文所载，刘太希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才辗转赴台湾定居，先授课于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主讲古韵文，开设《诗经》《左传》《文心雕龙》《要籍解题》《春秋三传》《先秦诸子学术》《楚辞》等课程，尔后在台北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文化大学四校担任中文系教授，主讲《诗经》《春秋三传》与《楚辞》等古籍，刘太希“国学大师”之称不胫而走，足可见其深厚的古文学养。
1972年获得书法竞赛首奖，此后便有诸多爱书者前往求书，退休后，又与好友在师大侧巷组织粥会，平日即在此谈诗、论史及走棋。1987年4月27日，刘太希以知名学者、书画家与作家身份，被选为资深优秀文艺工作者。
1989年10月29日，刘太希罹患急性肠绞痛，因疼痛引起休克致使心脏病发，救治不及而病逝于台北。其妻儿子女虽然遵照遗嘱殡殓从简，不过举行祭吊时仍有其生前好友及学生二百余人闻讯参加，一代大师离世，知者皆感痛惜。
二、雅朴兼修 诗融于书
刘太希对书法的体悟来自于大量的看帖与读帖，他认为并非只有临帖才能进入书法。刘太希熟读历代法书，甚爱帖学书风，也尤其欣赏黄山谷撑船荡桨的笔意，偶尔以背帖的方式揣摩山谷笔意。执笔多取用中、小楷笔，喜用金笺纸，书作以行、草书居多，偶尔也写端楷。受到帖学秀逸挺拔以及篆隶铺毫沉着的影响，刘太希特重腕力，然而活腕灵动往往刚柔相济，笔姿顿挫跌宕成其一绝。王壮为甚为叹服其强劲的腕力行笔，说道：“下笔直到明人境界……腕力尤惊人，自叹弗如。”自是所言不虚。
关于书法的品评，刘太希强调“气韵”。他认为学书初始先求形似，待形、神兼备之后还要能脱去依傍、转化为自家面目，若能以诗书的气韵，涵泳陶冶在笔墨之内，才能在灵光往复之间，成就佳作。1953于香港刊载的《文艺与书法》文中曾谈及书法与学养两者间的关系，他说：“专临摹碑帖，只求有笔墨，就可以成功；如谈到气韵，全在读书……饱学的人，他写出的字，就算不能美好，但是那一种书卷的韵味，自然泛溢纸上。以近代的人来论：如章太炎、陈三立、蔡元培、冒鹤亭这几位先生，书法的天才都不高，但是因蕴藏了高度的书卷气韵，在书法里面，俗气完全脱尽，反觉得乱头粗服，姿态横生。”可以理解他对书家的诗文学养与字外之功尤其重视。此一论点与梁寒操论书法诗“昔贤余事爱临池，禅智文心足自怡。平日天人得玄悟，始从书法见神奇”的观点不谋而合。
三、学从秦汉 博涉多优
刘太希以为书法虽需涵融诗文以增雅气，终属美术一系。受清末南帖北碑书法论的影响，仍持北碑重方笔、南帖重圆笔的观点，碑、帖互为用，以北碑的方笔与朴素书风，削弱南帖行、草书体可能会出现的软滑用笔或是俗丽书风。于是刘太希以为学书先要能博涉，仔细考察各碑帖之时代风尚及优劣，博通为要，若只专临一碑帖，眼界则容易失之于狭隘偏颇。为求典正端雅，入手以篆、隶书体为先，学习醇厚茂密风神，可先以“上承两京之纯静，下启北朝之强悍”的《孔羡碑》开始学习，而后再增添清劲肃穆的《礼器碑》与开张恣纵的《石门颂》，广学相异的隶书风格以增加笔趣。《现代文艺丛谈》书中，记载刘太希在香港讲学时，与学生谈论书法与文艺两者关系的论述，文内写道：“汉隶中，我以为《孔羡碑》能放能收，能虚能实。……至于《礼器碑》《石门颂》最宜多写；因为礼器能空，石门能变；如果光稳定基础，穷隶书的奥妙，都要从方板矫厉上作工夫。”
隶书之后应学篆书，他认为篆体需先自汉篆入门而后学秦篆，汉篆上承籀文，下接古隶、八分，学篆的观点反映出刘太希敏锐观察力与独具的书学体悟。太老谈到：“书法要从篆隶入手……我认为篆书仍旧要学汉代人的篆书法。因为它纯朴古茂，而且能够变化，不会生庸弱的毛病。”为了避免书作落下俗根，显得媚俗，太老也鼓励学书者要多读书以养韵，将书卷气韵转介于书作，以脱乱头粗服的野俗气。此外，如能多写少见的六朝造像记，藉由率真自然的字形结体与铺毫用笔，表现淳厚稚朴的笔墨美感，避免因为熟巧而显得甜媚流丽。
刘太希认为执笔的方法与熟练度，会直接影响书写时手腕的稳定性及灵活度，所以提出平腕法与侧腕法。利用平腕锻炼指力以及中锋用笔，能体会劲挺笔意，适合小楷书写。侧腕执笔则易于八面出锋，此法颇能写出一般大字的强健感。正、侧相间则大小合宜。 四、尤擅行草、遒劲挺拔
后世大多认为刘太希善于行草书表现，书写时多以中锋执笔，缘此，笔画细长处反倒能避滑软而有挺拔道劲之气。
于右任评刘太希诗书：“愈朴而愈见奇，愈奇而愈见其清。”足见刘太希行书，往往是在平正险绝中，透过深厚学养的洗炼而显出天真清奇，这也应证了刘太希一生所倡言“寓气韵于书作”的旨趣。旅居香港的曾克遄评刘太希诗为：“哀音健笔，并世所希。”缘于此，1972年台湾举行书法评审会，评委于右任及其他名家共同审定推举刘太希为第一，此后求书者甚众，不过囿于刘太希孤高的文人性格，能获得其书作的人亦是不多。
虽然刘太希的书法已得社会名家认可，然而他对于自己的文艺成就却只字不提，按其在自题画像中的诗意看来，不难感受到他嘲讽自己一生平淡并无所建树的心情，以及晚年修习佛法所产生的禅悟，其诗写道：“从来六凿溷天游，大觉空明海一讴。此老生平事事错，南溟双过一年秋。”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时伤怀与心灵深蕴的脉脉幽情。刘太希晚年甚为喜爱老庄思想，书作中常见其抄写庄子思想。从他70岁与90岁的《释庄》作品来看，70岁时用笔提按的轻重变化明显，呈现书家在书写时的情绪变化，90岁时的作品无论结体、用笔，皆趋平和气稳，尤其末句将“逍遥”改为“蹉跎”，更是处处透露着刘太希已有视生死为大事的念想，“蹉跎”一词反映出自认一生无所作为而时光已逝的感叹，由此能看出他对生命及待人接物所一贯秉持的潇洒不羁态度，与年老时对世事无常的了透、感怀之情。
刘太希年轻时喜爱教育界名人俞明震（1860-1918）的诗，极具革命、革新观念的俞明震，作诗不仅合于音韵，字里行间也蕴含着新意识，这与刘太希鼓励青年学子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尝试新物项、接触西学的理念相谋合，事实上，刘太希在大陆期间便与五四运动人士，如胡适、蔡元培等人来往，可见其本身就极喜爱且愿意尝试新事物，像是他喜欢看京剧昆曲，也喜欢西洋戏剧表演。
刘太希书画清秀俊雅，台湾学者将其归纳为文人翰墨典型，视为文人书画的代表。渐翁王壮为评其： “下笔直入明人境界。”学者汪中亦言：“太希先生中小字，下笔如行云流水，丝毫无烟火气。其布白之美，意境高雅，时下无人能出其右。”并将其与于右任、溥心畲、陈含光、台静农合称为“渡海五家”，由此亦不难窥其超迈时流，援古开今的成就。
刘太希与著名画家张大干是相交逾30年的挚友。1950年代初刘太希与张大干相识于香港，因同年出生，又分别在诗文绘画上各有一片天地，彼此以诗画相应酬，随着频繁的往来而成为挚交。刘太希忆及寓居香港期间，张大干待他往往都是有求必应，1956年太老来台后，大干复又介绍友人蔡孟坚与之相识交游，拓广不少人脉关系，两人间颇有情谊。张、刘二人相交逾半生，无论是在香港或是台湾，经常相聚宴饮并以书画论交，往往是刘太希要什么张大千就画什么。
喜爱诗词作文的刘太希，于1956年左右来台，先后在政大、师大与辅大教授国学，此时刘太希的书作多半是抄写经典文学内容、喜爱的诗文作品，如《俞觚庵诗册》，或是集录自作诗，如《无相庵诗抄》《千梦堂诗抄》，当然师友间往来的信札亦是其书作的代表。《俞觚庵诗册》中提及：“百吟不厌祗孤庵，诗律深微傲盛唐。博雅真淳汇名理，完成一卷小沧桑。”诗册后录有觚庵诗：“相逢且各开怀抱，涕泪乾坤百事艰。悱恻养成真气节，沉吟莫负好江山。情深枉自伤哀乐，物竞何从辨圣凡。乘自支离托人海，介乎材与不材间。”
还另写《送遂翁之香江并怀遯翁》跋记：“一回离合一凄伤，风雨时时忆对床。弟与两兄俱老以，白头吟望在它乡。”
觚庵先生是指中国著名的近代爱国诗人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浙江绍兴人。1890年，俞明震进士及第，例授翰林院庶吉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奉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调赴台，曾为守卫台湾与日人奋战。
诗集前页的刘太希题句，字形结构显得端庄雅正，或许是因为抄录诗集，因此草稿书的意味更显浓厚，虽然没有过多严谨的结字用笔，却更有“无意求工字乃佳”的书写趣味。此册最能表达出刘太希自然真纯又一派清奇的丰富神采。
1978年七字对联“种树如培佳子弟，绘图难得好楼居”用笔轻重变化显著，“居”“佳”“弟”三字字形姿态有朴素意，在跳荡流畅的用笔技巧中又以质朴补强整体的沉稳感，藉以呼应句中“好事勿急”的主旨。
刘太希曾在自撰文中谈论过时间与生命的话题，思其自少即学文，即长正逢国事多难而投身军旅，而后辗转前往东南亚各地讲学，后来便来台定居。一生经历使其感叹“变”是人生恒久不变的定律，而“渐”则是因其缓慢依序的改变特质，往往使人身处其中而不觉，往往在回首后才令人感慨唏嘘。此联，刘太希以种树、绘图二事譬喻教育的重要与不易，在看似漫长的培育过程中，随着不间断的实践，人才得以逐渐茁壮，终而有成，藉此也清楚传达出他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视。
刘太希的行书作品，整体来看，信札小字优于中堂大字的表现，这或许多少受限于二王书体以流丽、飘逸书风为主的影响，刘太希不仅强调用笔使转技巧以及在相近笔调中追求变化，甚至还以书写速度的疾缓与墨色浓淡的区别，营造整体书风的文人优雅气质。
72岁定居台湾时游圆通寺有感所作诗文、90岁时书写旧作《山行诗》与91岁时感怀任公梁启超所书一文，皆看出刘太希对掌握用笔，提按、回锋收杀所表现出的娴熟技巧与自在，潇洒俊爽是他行书的基本特质，创作这三件作品已届耄耋高龄，仍不见衰飒老态。
“余丙寅长星子县，康南海先生游庐山，在县府一宿，余出纸乞书，先生赠诗云：‘丽樵楼观亦雄卦，传是周瑜旧将台。鹿洞濂溪有遗爱，纸窗竹屋认重来。闻琴俯仰人间感，把酒沉吟桑下回。管领湖山皆第一，好招五老共衔杯。’六十年后之丙寅太希敬录”。
此为刘太希在1926年任星子县长一职时，正值康有为出游至此，刘太希备纸乞其书，康氏慨然作诗书与刘太希，60年后，刘太希忆及此事重录康氏诗作，并题跋记之。虽为刘太希87岁时所书，细微处仍见典正奇崛相生，人书俱老无所不适。 刘太希虽专精于文学，对于书画却仍有涉略，此或许是受到历朝以来文人雅士视书画为余戏的影响，吾辈仍可从其文评中窥知刘太希对艺术的观点，“……与其时间环境相配合而形成的，此即诗在某一时代，即必具备某一时代特有作风的原因”，其中往往不离“时代性”“中和”“雅而不俗”三者。
从“美”而论，何者为“美”？需有哪些特质才能称之为“美”？刘太希在1972年发表的《谈中国文化中之美文》中有言：“中国诗词，天然具有色声味三者之美……韵味存乎其人……惟色声之美，则为中国语文所独擅。”按刘太希所述，文之所以称“美”者，须兼具色、声、味三者，也就是形式上有对偶、排比，音律上合于优扬或铿锵，并且合为温柔敦厚的韵味。换言之，要达到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的合宜，才足以称之为“美”。
按刘太希在中国文学与诗词典籍上广博深厚的学养推论，秉持着诗能冶性陶情、咏讽性情的观点，并视其为文学中兼具时代性与艺术性的代表，对于所谓援引时代产物镶嵌入诗的行为感到无奈，也曾于1962年撰写之《诗与时代》一文中严正批评说道：“诗之所以为美，乃是能站在时代的前面，……绝不是跟着时代作尾巴，为粗犷鄙俗的情调与语文作鼓吹；引致社会的艺术欣赏与领会，走向粗劣的，低趣味的浅薄境界，便算是能与时代相吻合？”彰显出其对艺术文化上的高度期待，对此时企图模糊艺术文化时代意义的作为表达不满，认为如此一来艺术文化的精神只能走向鄙俗，这与他所向往推崇的“与时俱进” “雅而不俗”二者恰恰是背道而驰。
这种态度，致使刘太希在文化界、艺术圈内有着颇佳的赞誉，诸多艺文界好友在举办展览之际，经常邀请刘太希写序，刘太希虽然自谦个人对画是外行，长久以来与艺坛上的诸位画友相交好，对绘画点评往往能独树一帜，诗画合一。以七友画会会员的作品为例，刘太希指出“文化复兴，在艺坛一直积极地进行着……他们的画都洋溢着文人的气习诗情，他们的画，多数用诗来做题材……七友的作品，是诗和画融成一片分不开的，其次是七友的画，都重自然……”由此可以得知“以诗为画题”，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以及强调“师法自然”的创作观点，二者实为七友画作的共同特质，确认了诗书画合一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最高妙境界。
结语
1898年生于江西信丰的刘太希，晚年在台湾度过，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前辈艺术家。刘太希自幼接触国学，汉学基础深厚，北大时期追随黄季刚作研究，仍不改其意，专志于诗词文学的研究，此后，以其宏博的国学知识讲学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并与陈方、熊式辉、张大干等人时有往来。刘太希赴台定居，结识不少重要的艺坛人士，如于右任、郑曼青、张毂年、高逸鸿等人，刘太希的绘画可以说是从旁观诸友作画自学而领悟出的。
刘太希的诗书画受到艺坛与文坛的推崇，不单是因为作品的优异，更重要的是背后所传达出来的书品及人品。
从刘太希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人格的重视，“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首先需要有具备人伦楷式、对其志向坚毅不拔，堪称为“非常之人”，然后才足以成就“非常之功”，而这便以于右任为代表。
“余少时于当时文章，喜梁任公之流畅，章士钊之典雅，尤爱黄先生之跌宕，词采之美，犹为余事。”这段文句清楚表达刘太希对典正、端雅诗文风格的喜爱，推崇不拘节、潇洒自若的文风，这也说明了刘太希诗文，虽然讲究字词有据，却仍以清新近人风格来阐述现代时事与抒发心情。另外，他也在1988年出版之《刘太希自选集》文章中以风流不羁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自比，更能清楚看出他潇洒直率的性格，即便在年老时，感叹事无一成，还是感怀岁月的流逝。他在《刘太希自选集》中有专文谈论佛学，说道：“我平生对佛学无修持工夫，但知道诸法无常，无常二字即是随时在变，一切人和物，都不会永久不变。明乎此理，所以生平对于功名富贵金钱，即所爱之书画，也不十分沾恋，这如梦似幻的人生，更不值得留恋了，这是我似乎比欧阳竞无先生稍为受用的地方。”
刘太希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人生在世无需执着留恋的豁达人生观，以此作为诗书画所追求的终极观照，值得后辈们研究与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