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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上海的“西洋”景象、县城的风景和民众、对时局的关注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大正时代日本人的访沪游记。从中可以看出，憧憬西洋、批判中国是这些游记的基本态度。而没有正确认识中国时局，则体现了大正时代的日本人的局限性。
关键词：日本人 访沪游记 大正时代
近年来，“魔都”一词作为上海的代名词被广泛使用。这个词充分说明了作为国际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纷至沓来的上海的“魔性”。实际上，最早将上海称为“魔都”的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村松在1923年初次来到上海，1924年他以在上海的经历为基础，发表了《魔都》一书。该书将“上海”=“魔都”这一印象传达给了日本人，并使“魔都”一词作为上海的代名词而固定了下来。
一.日本人和上海
1870年左右，上海租界的近代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根据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记载：“英国人所到之处必有教会和赛马场”。在上海和欧美之间开通了定期航线，欧式建筑林立。道路和桥梁畅通，煤气灯常亮。学校、医院、消防所、监狱等开始系统化管理。剧场和公园、俱乐部和板球场、社交和运动设施齐备。上海渐渐地从商业之地变成了欧美人的生活之所。20世纪前期，有人称上海为“冒险家乐园”“悦乐之都”“东洋巴黎”等，这充分说明了上海作为实现人们的梦想和欲望的地方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战前的上海作为离日本最近的国际大都市，而备受日本关注。在上海作为租界的百年间，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交通的发展，日本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上海。1870年时只有7人，1900年则到达1172人。进入20世纪以后，以纺织业为主的日本企业进入上海，1910年的日本居留者激增至7628人。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扩大了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居留者人数超过了英国，达到11457人，位居第一位。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全面对中国进行侵略，1941年，日本军队进驻共同租界，上海全城处于日本的管制之下。日本人的数量在1943年达到了103968人。
在不计其数的来访者当中，不仅有官僚、商人、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学生、一般民众等等。当时出版了许多以上海为舞台的小说、游记、实地报道和旅行指南等。这些作品通过文字向日本人传递了当时上海的景象，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上海印象。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上海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对上海的认识的反映。
在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特別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势力的扩张和长崎-上海定期航路的开通，来到上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因而关于上海的出版物也十分兴盛。大正时代访沪的日本人走出日常的生活空间，调动各自的观察者之眼，把在中国这个异国他乡所获得的体验，用游记这一形式进行记录。本文将考察这些作家笔下的上海。
二.上海的“西洋”景象
如前文所述，租界的近代城市设施在1870年前后已经基本齐备。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和人口的增加，使得上海的成长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最高点。
日本人在游记里经常把当时上海的繁荣景象与日本进行对照。俳人河东碧梧桐（1873-1937年）在《游在中国》一书中，惊叹于上海港的巨大规模，羡慕不已，并不禁把上海港和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港做比较。同样，小说家、游记家迟塚丽水（1866-1942年）也把上海港同日本的港口做比较，他惊叹道：“上海港不愧为东洋的大码头，其繁华景象，让我这个日本文人惊叹不已，说实话，不管是大阪神户还是东京横滨，与上海港的差距都不止是一星半点而已。（《新入蜀记》）”在看到上海的建筑、道路、交通设施的时候，迟塚也不禁做起了比较。他说：“把三越、松屋、松坂屋、第一相互以及丸之内大厦和其他东京所有的壮观建筑汇集到一块，才稍稍能与之媲美”“另外还有火车，车身好看且宽敞，与之相比，我们东京的圆太郎（火车的名字）只能自惭形秽”。
但是，也有人对上海租界的西洋景象持否定态度。比如，在1923年3月-7月作为特派员到访了中国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芥川于1921年8月17日-9月12日在《大阪每日新闻》发表了连载《上海游记》。这篇游记由21节构成，其中芥川对上海的西洋化的厌恶感充分体现在了《十二 西洋》这一部分中。《十二 西洋》这一节是采用问答的形式，问的一方的西洋拥护者，回答的一方则是厌恶西洋的人。比如其中有如下的对话。
问：那一带基本上是西洋人的住宅吧。有红瓦房、也有白砖房，西洋人的房子不错的吧。
答：西洋人住的房子，大体来说都不行。至少我看到的房子，全都是下等的。
问：你那么厌恶西洋，我做梦也没想到啊……
答：我不是讨厌西洋，我只是讨厌那种俗不可耐的东西。
（中略）
问：这么说，你对上海的西洋景象，完全不感兴趣了？
答：不不，我是很感兴趣的啊。如你所说，上海的确有西洋化的一面。不管是好是坏，能在这里看到西洋，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只是这里的西洋，即使在没有见过真正西洋的我的眼中，也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
从上可见，“俗不可耐”“不合时宜”是芥川对上海租界西洋化的评价。芥川在《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1921年）一文中说到：“（中国）南方的风景只能说很美丽。但是刚好与日本的景象相似，所以少了一些中国应有的感觉”“这次是第一回到中国，来到这里一看，我觉得要是早点来就好了。不早点来的话，那些古老的东西会慢慢随着时间被破坏殆尽”。也就是说，芥川憧憬和向往的是古老而美好的中国，而上海租界已经西洋化，其景象与近代的日本十分相似，因而芥川感到失望。
谷崎润一郎（1886-1965年）于1918年10月-12月、1926年1月-2月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没有留下下关于上海的记录，第二次则发表了《上海见闻录》（《文艺春秋》，1926年5月）、《上海交游记》（《女性》5月号、6月号、8月号）。他在《上海见闻录》中说：“中国人的风俗也崇洋媚外，与我八年前来的时候的印象大不相同。那时我还想如果有合适的，在上海置办一处房子也不错，结果这次失望而归。想要了解真正的西洋必须到西洋去，想了解真正的中国必须去北京。”也就是说，在谷崎看来，上海既不是西洋，也不是中国。 三.上海县城的风景与民众
与对上海租界正反两面的评价不一样，游记中对于上海县城的描写则基本一致。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迟塚丽水《新入蜀记》对上海县城的描写中，不管是街道，还是名胜湖心亭，都是脏乱无序、破烂不堪的。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也是肮脏、不讲文明的。作家之所以对县城有如此不快的感受，一部分是作家的真实所见的反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来到上海的日本人是用极其严厉的目光来审视上海的。也就是说，他是用近代日本和日本人的发展水平为基准，来评判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对中国的车夫做了如下描写：“本来黄包车夫这个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不是脏兮兮的，他们劲头十足的样子，令人产生一种回到江户时代的心情。可是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而对于乞丐，芥川写道：“读中国的小说，有不少是浪荡公子或神仙装成乞丐的故事。这是从中国的乞丐自然发展出来的浪漫主义。而日本的乞丐因为没有中国乞丐那种异乎寻常的肮脏，因而不会产生像中国那样的故事”。可见，对于贫穷的中国民众，作者不仅没有表现出同情，反而用戏谑的语气加以调侃。
四.对时局的关注
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很多次巨大的变动。每次变动，其影响必然会波及到上海租界。1915年3月，为了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上海发生了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1919年5月，为了反对巴黎和会，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为了响应该运动，上海也举行了抗议活动。1925年6月，为了抗议五卅惨案，上海全市举行了大罢工。当时，为了驱逐侵略者，夺回中国的主权，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在中国越来越活跃。
实业家服部源次郎在1925年《一个商人的中国之旅》中提到，中国长期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令人十分焦急。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于上海时局的变动，基本上是从日本的国家秩序出发来进行审视的。与此种态度有关，在日本人的访沪游记当中，基本上看不到对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形势的介绍，甚至可以说是无视。比如，河东碧梧桐在《游在中国》一书中认为：日本要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必须与欧美进行苦战恶斗。也就是说，他只将同为帝国主义的欧美国家当成对手，没有认识到中国人已经在逐渐觉醒的事实，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照单全收。
而1917年9月-12月来到中国的德富苏峰，考察了上海。他虽然看到了中国的时局变化，但他没有认识到日益兴盛的民族运动会终结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扩张，反而期待日本能够维持和扩大利益。
五.结语
大正时代日本人访沪游记是了解上海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重要资料。可以看到，这些游记的基本态度是憧憬西洋，蔑视中国。即便是批判西洋，也是对崇拜西洋的上海的批判。对于租界以外的上海，则以十分严厉的目光加以审视，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即使表示出同情，也基本是是采取一个俯视的角度。这里体现了日本人的优越感。20世纪初，对于在中国国土上恣意暴行的殖民者，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掀起了驱赶殖民者、夺回主权的运动。但是，在这些游记中并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人的民族运动。这体现了生活在大正时代的日本人认知的局限性，30年代开始的全面侵华和大东亚共荣圈之梦也与之有关。
参考文献
[1]德富苏峰『支那漫遊記』民友社、1918年.
[2]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大阪屋号書店、1919年10月、150頁。（小島晋治監修『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第7巻』復刻版、ゆまに書房、1999年）.
[3]遅塚麗水『新入蜀記』（大阪屋号書店、1926年、7頁）。（小島晋治監修『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第19巻新入蜀記』復刻版、ゆまに書房、1999年）.
[4]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著、土方定一等译《上海史》生活社，1940年.
[5]芥川龍之介「上海遊記」（『芥川龍之介全集』第八巻、岩波書店、1996年）.
[6]芥川龍之介「新芸術家の眼に映じた支那の印象」（『芥川龍之介全集』第八巻、岩波書店、1996年）.
[7]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の「近代」体験』ちくま学芸文庫、2010年.
[8]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
（作者介绍：杨静芳，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比较文学）
关键词：日本人 访沪游记 大正时代
近年来，“魔都”一词作为上海的代名词被广泛使用。这个词充分说明了作为国际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人们纷至沓来的上海的“魔性”。实际上，最早将上海称为“魔都”的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村松在1923年初次来到上海，1924年他以在上海的经历为基础，发表了《魔都》一书。该书将“上海”=“魔都”这一印象传达给了日本人，并使“魔都”一词作为上海的代名词而固定了下来。
一.日本人和上海
1870年左右，上海租界的近代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根据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记载：“英国人所到之处必有教会和赛马场”。在上海和欧美之间开通了定期航线，欧式建筑林立。道路和桥梁畅通，煤气灯常亮。学校、医院、消防所、监狱等开始系统化管理。剧场和公园、俱乐部和板球场、社交和运动设施齐备。上海渐渐地从商业之地变成了欧美人的生活之所。20世纪前期，有人称上海为“冒险家乐园”“悦乐之都”“东洋巴黎”等，这充分说明了上海作为实现人们的梦想和欲望的地方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战前的上海作为离日本最近的国际大都市，而备受日本关注。在上海作为租界的百年间，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交通的发展，日本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上海。1870年时只有7人，1900年则到达1172人。进入20世纪以后，以纺织业为主的日本企业进入上海，1910年的日本居留者激增至7628人。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扩大了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居留者人数超过了英国，达到11457人，位居第一位。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全面对中国进行侵略，1941年，日本军队进驻共同租界，上海全城处于日本的管制之下。日本人的数量在1943年达到了103968人。
在不计其数的来访者当中，不仅有官僚、商人、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学生、一般民众等等。当时出版了许多以上海为舞台的小说、游记、实地报道和旅行指南等。这些作品通过文字向日本人传递了当时上海的景象，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上海印象。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上海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社会对上海的认识的反映。
在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特別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势力的扩张和长崎-上海定期航路的开通，来到上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因而关于上海的出版物也十分兴盛。大正时代访沪的日本人走出日常的生活空间，调动各自的观察者之眼，把在中国这个异国他乡所获得的体验，用游记这一形式进行记录。本文将考察这些作家笔下的上海。
二.上海的“西洋”景象
如前文所述，租界的近代城市设施在1870年前后已经基本齐备。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和人口的增加，使得上海的成长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最高点。
日本人在游记里经常把当时上海的繁荣景象与日本进行对照。俳人河东碧梧桐（1873-1937年）在《游在中国》一书中，惊叹于上海港的巨大规模，羡慕不已，并不禁把上海港和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港做比较。同样，小说家、游记家迟塚丽水（1866-1942年）也把上海港同日本的港口做比较，他惊叹道：“上海港不愧为东洋的大码头，其繁华景象，让我这个日本文人惊叹不已，说实话，不管是大阪神户还是东京横滨，与上海港的差距都不止是一星半点而已。（《新入蜀记》）”在看到上海的建筑、道路、交通设施的时候，迟塚也不禁做起了比较。他说：“把三越、松屋、松坂屋、第一相互以及丸之内大厦和其他东京所有的壮观建筑汇集到一块，才稍稍能与之媲美”“另外还有火车，车身好看且宽敞，与之相比，我们东京的圆太郎（火车的名字）只能自惭形秽”。
但是，也有人对上海租界的西洋景象持否定态度。比如，在1923年3月-7月作为特派员到访了中国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芥川于1921年8月17日-9月12日在《大阪每日新闻》发表了连载《上海游记》。这篇游记由21节构成，其中芥川对上海的西洋化的厌恶感充分体现在了《十二 西洋》这一部分中。《十二 西洋》这一节是采用问答的形式，问的一方的西洋拥护者，回答的一方则是厌恶西洋的人。比如其中有如下的对话。
问：那一带基本上是西洋人的住宅吧。有红瓦房、也有白砖房，西洋人的房子不错的吧。
答：西洋人住的房子，大体来说都不行。至少我看到的房子，全都是下等的。
问：你那么厌恶西洋，我做梦也没想到啊……
答：我不是讨厌西洋，我只是讨厌那种俗不可耐的东西。
（中略）
问：这么说，你对上海的西洋景象，完全不感兴趣了？
答：不不，我是很感兴趣的啊。如你所说，上海的确有西洋化的一面。不管是好是坏，能在这里看到西洋，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只是这里的西洋，即使在没有见过真正西洋的我的眼中，也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
从上可见，“俗不可耐”“不合时宜”是芥川对上海租界西洋化的评价。芥川在《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1921年）一文中说到：“（中国）南方的风景只能说很美丽。但是刚好与日本的景象相似，所以少了一些中国应有的感觉”“这次是第一回到中国，来到这里一看，我觉得要是早点来就好了。不早点来的话，那些古老的东西会慢慢随着时间被破坏殆尽”。也就是说，芥川憧憬和向往的是古老而美好的中国，而上海租界已经西洋化，其景象与近代的日本十分相似，因而芥川感到失望。
谷崎润一郎（1886-1965年）于1918年10月-12月、1926年1月-2月两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没有留下下关于上海的记录，第二次则发表了《上海见闻录》（《文艺春秋》，1926年5月）、《上海交游记》（《女性》5月号、6月号、8月号）。他在《上海见闻录》中说：“中国人的风俗也崇洋媚外，与我八年前来的时候的印象大不相同。那时我还想如果有合适的，在上海置办一处房子也不错，结果这次失望而归。想要了解真正的西洋必须到西洋去，想了解真正的中国必须去北京。”也就是说，在谷崎看来，上海既不是西洋，也不是中国。 三.上海县城的风景与民众
与对上海租界正反两面的评价不一样，游记中对于上海县城的描写则基本一致。比如，在上文中提到的迟塚丽水《新入蜀记》对上海县城的描写中，不管是街道，还是名胜湖心亭，都是脏乱无序、破烂不堪的。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也是肮脏、不讲文明的。作家之所以对县城有如此不快的感受，一部分是作家的真实所见的反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来到上海的日本人是用极其严厉的目光来审视上海的。也就是说，他是用近代日本和日本人的发展水平为基准，来评判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对中国的车夫做了如下描写：“本来黄包车夫这个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不是脏兮兮的，他们劲头十足的样子，令人产生一种回到江户时代的心情。可是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而对于乞丐，芥川写道：“读中国的小说，有不少是浪荡公子或神仙装成乞丐的故事。这是从中国的乞丐自然发展出来的浪漫主义。而日本的乞丐因为没有中国乞丐那种异乎寻常的肮脏，因而不会产生像中国那样的故事”。可见，对于贫穷的中国民众，作者不仅没有表现出同情，反而用戏谑的语气加以调侃。
四.对时局的关注
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很多次巨大的变动。每次变动，其影响必然会波及到上海租界。1915年3月，为了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上海发生了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1919年5月，为了反对巴黎和会，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为了响应该运动，上海也举行了抗议活动。1925年6月，为了抗议五卅惨案，上海全市举行了大罢工。当时，为了驱逐侵略者，夺回中国的主权，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在中国越来越活跃。
实业家服部源次郎在1925年《一个商人的中国之旅》中提到，中国长期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令人十分焦急。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于上海时局的变动，基本上是从日本的国家秩序出发来进行审视的。与此种态度有关，在日本人的访沪游记当中，基本上看不到对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形势的介绍，甚至可以说是无视。比如，河东碧梧桐在《游在中国》一书中认为：日本要维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获得的利益，必须与欧美进行苦战恶斗。也就是说，他只将同为帝国主义的欧美国家当成对手，没有认识到中国人已经在逐渐觉醒的事实，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照单全收。
而1917年9月-12月来到中国的德富苏峰，考察了上海。他虽然看到了中国的时局变化，但他没有认识到日益兴盛的民族运动会终结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扩张，反而期待日本能够维持和扩大利益。
五.结语
大正时代日本人访沪游记是了解上海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重要资料。可以看到，这些游记的基本态度是憧憬西洋，蔑视中国。即便是批判西洋，也是对崇拜西洋的上海的批判。对于租界以外的上海，则以十分严厉的目光加以审视，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即使表示出同情，也基本是是采取一个俯视的角度。这里体现了日本人的优越感。20世纪初，对于在中国国土上恣意暴行的殖民者，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掀起了驱赶殖民者、夺回主权的运动。但是，在这些游记中并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人的民族运动。这体现了生活在大正时代的日本人认知的局限性，30年代开始的全面侵华和大东亚共荣圈之梦也与之有关。
参考文献
[1]德富苏峰『支那漫遊記』民友社、1918年.
[2]河東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大阪屋号書店、1919年10月、150頁。（小島晋治監修『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第7巻』復刻版、ゆまに書房、1999年）.
[3]遅塚麗水『新入蜀記』（大阪屋号書店、1926年、7頁）。（小島晋治監修『大正中国見聞録集成第19巻新入蜀記』復刻版、ゆまに書房、1999年）.
[4]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著、土方定一等译《上海史》生活社，1940年.
[5]芥川龍之介「上海遊記」（『芥川龍之介全集』第八巻、岩波書店、1996年）.
[6]芥川龍之介「新芸術家の眼に映じた支那の印象」（『芥川龍之介全集』第八巻、岩波書店、1996年）.
[7]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の「近代」体験』ちくま学芸文庫、2010年.
[8]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
（作者介绍：杨静芳，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