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非同志此文可以称为一篇比较文化学的习作。兹举一段为例。此段比较中村正直和严复,二人都曾到英国留学,都注意到英国的政制法治有可取之处,都抱兴国利民之志,然而回国以后,两人的遭遇截然不同: 中村是教授;有地位,可专心著述,译《自由之理》等书;中国鄙夷新知,西学不为所重,留学归来的严复,只能执教于海军,寂寞十五年。在中国,科举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从事著译没有出路;日本无科举陋制,留学回国者,执政如伊藤博文,执教如中村正直,皆负时望。中村潜心学术,所译之书,发行数以万计,受到社会重视;严复则要“摒弃万缘,唯以译书自课”,是在迷惘之中自慰自勉。日本的归国学者在渴求新知的社会里大有可为,中国的洋翰林则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不同的社会环境为中村严复两氏规定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也为他们后来译介西方自由思想时,一位重个性自由和品德修养,一位重群己权界、经世济民,规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