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屈原和漁父的形象，自《渔父》问世后，常为后人评说，但大多认为屈原和渔父处于对立位置。本文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的观点为例进行分析，纠正关于渔父论述的偏差，从屈原和渔父对现实的认识、两人的执着、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指出屈原和渔父实质上是一个本体的两面呈现，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不是对立相反的。
　　【关键词】屈原;渔父;性格;共同性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渔父》是出自《楚辞》的一篇文章，它采用对话的方式呈现屈原不苟合、不妥协的个性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以及渔父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性格特点。初读文本，感觉屈原和渔父，各自人生态度和性格特点鲜明，好像没什么共同点;二人语言针锋相对，渔父用两个“何不”劝告屈原，屈原用两个“安能”反问表明心迹，有针锋相对之意;最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留下屈原独自一人，矛盾不容调和。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语文必修五教参”）在《渔父》“专题内容解析”中说：“《渔父》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屈原和渔父的问答，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从这一点来看，屈原和渔父是一对截然相反的矛盾体，无法对话，不能转化。个人认为，这是对渔父形象的误读，是后代渔父形象的带入导致读者忽视了先秦时期渔父的不同形象，从而认为屈原与渔父格格不入。正如语文必修五教参后面写道：“《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作为对比和衬托，还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
　　先秦时期的渔父，大多以智者的形象出现，这种思维可以上溯老子孔子对“水”的赞美。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是一个智慧的载体，“父”是老年男子的意思，“渔父”就是一个生活在水中的老年男子，无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第一个可以称为渔父的人是姜尚，“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战国策·秦策三》）这个渔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是在渭水边等待建功立业的机会，不是消极避世、随波逐流。文学史上，“渔父”被当成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最早出现在《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这位渔父批评孔子“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乃是“八疵”“四患”的行为。接下去又进一步向孔子提出“真”是“受于天”。这个渔父并不是完全游离在世俗之外的隐者，只是一个“慎守其真”的智叟。《楚辞·渔父》的作者有没有看过《庄子·渔父》不得而知，但由于时代相距不远，对渔父的刻画有极大相似之处。《楚辞》中渔父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与《庄子》中渔父“受于天”思想，如出一辙，是“受于天”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而与后世将渔父的形象定格为“远离世俗、淡泊名利、超然物外、洒落自得”大有出入。由此可见，屈原和渔父的个性并不是后人评说的那样完全对立、截然不同，二者甚至有很多共同性值得探究。
　　一、二者都看清社会现实，对现实极端不满
　　《渔父》中屈原开口就显出满腹愤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到处浑浊不堪，众人沉醉其中，不能觉醒。结合当时楚国背景以及屈原的遭遇，可以理解屈原内心的愤懑之情，鼎力革新，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却遭到旧贵族的集体抵制，到处为难，变革举步维艰。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第二年被流放到汉北。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政治黑暗使屈原丧失了通过革新振兴楚国的希望。其后屈原主张齐楚联盟，但不被楚王接受，第二次被流放到江南地区，在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时，屈原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投汨罗江自尽。
　　渔父虽然没有在文中对社会现实做出任何描述，但从他劝告屈原的话中可以判定，渔父对社会现实也极端不满，他没有对屈原描述的社会现实做出反驳，而是劝告屈原对这种社会的态度要做出改变，前提当然是承认现实的黑暗。唯其如此，渔父才淡然过着逍遥的日子，不理社会政治，独善其身。另外，渔父见到屈原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三闾大夫是楚国一个高官，屈原更是皇族同姓，在当时媒体不发达的年代，渔父竟能一眼认出屈原，可见此人非同一般，可以设想，渔父“也曾是楚国官场上的人物，目睹过三闾大夫往日的风采”。屈原和渔父二者都看清了社会现实，且对现实极端不满。二者都是政治活动的失败者，无法得到当政者的重用，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无法建立自己的功业。
　　二、二者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苟合、不妥协
　　屈原一生的政治理想是“美政”。《离骚》中写道：“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美政”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民本思想。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思想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粉身碎骨，绝不回头。这种观点在《渔父》中表现尤为突出，“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义愤填膺，就是自尽也不妥协。
　　渔父没有这种慷慨陈词，但最后的《沧浪歌》值得玩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渔父借这首歌劝告屈原，不必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独善其身也未尝不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这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精神的另一种表达。渔父的精神不是对现实的苟合、妥协，而是保持自己的高洁。反过来说，如果渔父当真随波逐流，他完全可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纵横驰骋，大可不必“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渔父“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只是劝慰屈原的话，并非自己向往的做法，他劝慰屈原不必过于计较政治得失，大丈夫能屈能伸，用舍行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总之，屈原和渔父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且为之奋斗，为之执着，绝不苟合，绝不妥协，只是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二者都对历史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屈原和渔父的处世方式有所不同，但从历史发展来看，都起到积极作用。屈原纵身一跃，定格为忠臣的形象，为国家献身，死而后已，千百年来激励多少贤能忠臣，他为政治理想献身成为历史的灯塔，照亮历史前进的路，后代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鲁迅先生“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多少都受这种思想影响。也正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存在，在民族和国家危急关头，总有一批优秀人物抛头颅，洒热血，点亮大众的心灯，让中华民族历久不衰。
　　渔父的精神偏重于老子思想，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适时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这是一种隐忍以發的心态，司马迁的“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生活方式，苏武的“仍留一支箭，未射鲁连书”，就是暂时委屈自己，内心永远向着大汉;这是一种卧薪尝胆的魄力，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将悲痛压在心里，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行。
　　屈原和渔父，是硬币的两面，表现出来虽有不同，一面是字，是铮铮铁骨;一面是花，是委婉曲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自己的理想，为了心中的理想，执着不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历史发展，向前运行。正如南开大学副校长陈洪教授在《〈渔父〉赏析》中说：“也可能只是屈原自己把自己内心的矛盾，用一种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了，也就所谓自设问答。”渔父只是一个虚构的人，或者说就是另一个屈原，屈原在《卜居》中考虑过“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一个屈原告诉自己，社会既然如此，我何苦这么执着呢？适应它，我的处境就会好起来。另一个屈原说，我不能为一时的名利、诱惑、压力所动摇。两种声音，化为两个形象，就有了渔父和屈原的这番对话。屈原和渔父不是两种对立的思想态度，而是一个屈原两种思想的不同呈现，是一体两用。
　　参考文献
　　[1]张骏翚，孙久荣.试论中国文学史上渔父形象的古今演变[J].当代文坛，2012（3）.
　　[2]张娜.楚辞《渔父》中的渔父形象分析[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01（2）.
　　（编辑：张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