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约翰P·雅各布（John P.Jacob）
　　出版社：（德）史泰德（Steidl）
　　出版时间：2011年
　　页码：336页
　　（本文配图均翻拍自Kodak Girl）
　　2011年，著名的德国出版社史泰德（SteidI）出版了一本名为《柯达女郎》（Kodak Girl）的画册，里面所有的图像都来自摄影师、收藏家玛莎·库珀（Martha Cooper，b.1943）的收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玛莎的父亲在军队服役，受到其兄鼓励，战后在巴尔的摩开设了一家售卖照相器材的商店，柯达是他们的代理品牌之一。有了这样的便利，玛莎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收到她父亲送的一架儿童柯达相机，到了高中她又当选为学校摄影俱乐部的主席，工作后进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她的收藏活动始于1977年，受家庭氛围及家族生意的影响，“柯达女郎”是她收藏的第一个主题，后来她的收藏方向又扩展到女摄影师和那些正准备拍照的女摄影师的照片。

　　她们是“天生的”照相机用户……不仅在照相机的后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在镜头前也是主力军。更适合成为“菲林杀手”。

　　“柯达女郎”特指伊斯曼柯达公司为柯达相机及胶卷所推出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众所周知，乔治·伊斯曼（GeorgeEastman，1854-1932）是位伟大的发明家，他于1884年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办了“伊斯曼干版和胶片公司”（Eastman Dry Plate andFilm Company），并在1888年推出了划时代的柯达相机：一种外形简洁，带有广角镜头和简单快门，使用纸基感光乳剂卷片的盒式相机，每卷底片可拍摄100张照片，仅售25美元。

　　除此之外，伊斯曼还是一位营销大师，他为柯达相机写下了那句著名的广告语：“你只管按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You press the button-wedo the rest）”。广角镜头的设计可以满足大多数拍摄场景，结构简单的方盒子更容易上手，最复杂的冲印部分完全不需要使用者操心，柯达相机掀起了自摄影术诞生以来的第一次摄影大普及。
　　伊斯曼的另一个创举就是他发现了女性在摄影消费和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他意识到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对其照相机产品的使用需求，他必须创造出这种需求。在当时，女性最适合记录家庭活动和孩子的成长，她们是“天生的”照相机用户。伊斯曼还注意到女性不仅在照相机的后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在镜头前也是主力军，摄影是时尚的代名词，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美貌与气质，更适合成为“菲林杀手”。于是，在柯达公司的产品广告上，一位女性形象出现了，虽然不同的时代她们的着装和面貌有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她们都会拿着一架柯达相机，无论是最早的方盒子还是后来的折叠皮腔。

　　柯达女郎的形象脱胎于美国插画家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在19世纪90年代创造的“吉布森女郎”形象。在他的笔下，这些美国女性过着优渥的生活，总是穿着华丽的长裙，头发蓬松，眼神迷离而慵懒，穿着的紧身胸衣显得身材别致，这是第一个美国女性所认同的容貌标准。乔治·伊斯曼看中的正是这一点，他知道要通过广告创造一种商品的使用需求，不是简单地介绍这件商品，而是传播一种生活方式，于是柯达女郎的形象就诞生了。她们有着吉布森女郎的特征，也就是有美国女性普遍追求的发型、妆容和身材，只是换上了白底蓝条纹的户外长裙，她们出现在码头、车站，异域的海边、山巅，男性在这些广告画中都是从属的角色，要么是司機，要么跟在后面拎行李，而柯达女郎们或背着相机，或在拍照。

　　男性在这些广告画中都是从属的角色，要么是司机，要么跟在后面拎行李，而柯达女郎们或背着相机，或在拍照。

　　这些广告传达给受众，也就是那些生活无忧的女性一个信息（也是柯达同时期的一句广告语）：这世界是我的，我拥有一架柯达（The World ismine，I own a Kodak）。带着照相机走出去，去记录世界，这和著名摄影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那句名言不谋而合：“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女性形象出现在照相机的广告里并非柯达独有，同时期的几个照相机品牌，如“鹰眼（Hawkeye）”“安思科（Ansco）”“塞涅卡（Seneca）”“格拉菲（Graflex）”等等，都选用女性作为他们广告画中的主角。无论如何，女性都是广告中照相机的代言人，她们共同营造了照相消费的文化。 　　柯达女郎的形象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陷入了劳动力危机，很多女性开始进入工厂工作，并且随着1920年美国政府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有了投票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多的女性投入到工厂甚至军队中服务，战争结束仍然选择外出工作，她们追求精神和经济的独立，不愿作为男性的从属，不满足只扮演家庭妇女的角色。过去那种柯达女郎的形象越走越窄，尽管她们的条纹裙被剪短以跟上潮流，但以柯达女郎的形象推动照相机和胶卷的销售已经有些过时了。
　　虽然“柯达女郎”在商业上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但这作为推动摄影的传播，推动摄影消费的发展，无疑已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至今在柯达公司所在的罗彻斯特市里仍然可以看到以她们为主题的涂鸦。

　　雖然赫歇尔爵士很早便提出“快照”的概念。但那时照相器材相对昂贵。感光材料的曝光和换片时间都太长等技术问题限制了快照的发展.直到柯达相机的出现.以上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除此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与其相伴随的“快照”文化的发展。“快照（snapshot）”本来是个狩猎术语，英国的赫歇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1792-1871）将这个名词引入到摄影里。顺便说一下，赫歇尔爵士在我心中是真正的摄影之父，他的很多发明对摄影来说居功至伟，比如“摄影”一词的英文是他发明的，还有“正片”和“负片”的英文单词也是他确定的;达盖尔之所以能实现他的摄影方法，是因为采用了赫歇尔爵士1819年发明的用海波溶液定影的方法;他还发明了蓝晒法等等。虽然赫歇尔爵士很早便提出“快照”的概念，但那时照相器材相对昂贵，感光材料曝光和换片时间都太长等技术问题限制了快照的发展，直到柯达相机的出现，以上三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对于那些有记录孩子成长需求的母亲们，才有了巨大的摄影创作空间，比如跑动、跳跃的孩子都可以被摄入镜头了。
　　数量庞大的业余摄影师们拍出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不乏动态的即兴创作，这些照片也给报纸杂志提供了更真实地展示人性的空间。当然，创作快照一样能出摄影大师，比如法国摄影家雅克一亨利·拉蒂格（Jacques-Henri Lartigue，1894-1986），他六岁时第一次操作照相机拍摄照片，并对拍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拍摄动态的场景，在他的镜头下，有开赛车的表哥、抛球的保姆、自制飞机的起飞、飞驰而过的赛车等等，留下了无数精彩的瞬间。1962年纽约MOMA举行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展，1979年他将自己的20万张照片都捐给了法国政府，被永久珍藏。

　　也有摄影家用快照进行艺术创作，比如美国女摄影师南·戈丁（Nan Goldin，b.1953），她以相机作为自传叙事的工具，用快照的形式进行日记体式的拍摄，记录下了周围朋友们的生活，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安迪·沃霍（AndyWarhol，1928-1987）和荒木经惟利用宝利来相机创作的快照作品更是为收藏家们所追捧。也许可以将快照的出现形容为摄影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在绘画的题材上从描绘神转而关注现实中人类的世俗生活，快照则是在捕捉生活中的瞬间。
　　也有学者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柯达女郎”广告及那时的快照提出批评，如美国摄影史学者南希·韦斯特（NancyM.West）在书中就认为那些广告中描绘的美国小镇平和安详，仿佛一个精致的模型，就像美国梦，满足人们的一切幻想，吸引人们去拍照，但实际上忽略了现实中的贫穷、疾病和犯罪，最后获得的照片也一定是这种片面的社会反映。

　　南希也许过分苛责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们了，当整个欧洲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正经历黄金时代，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是时代的审美追求。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世界越来越复杂，人性也越来越复杂，随着可拍摄设备获得爆炸性的普及，摄影创作每时每刻发生在地球的每个角落，生活中的一切都有人去记录，现在泛滥于社交媒体上的那些快照，除了美好也不乏丑陋、黑暗甚至死亡：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风中摇曳的树枝、天上飘过的云朵、地铁上一条漂亮的裙子、号啕大哭的孩子、爱人的微笑，同时也有街角的动物尸体、惨烈的车祸……
　　无论如何，“柯达女郎”掀起的有摄影参与的生活方式已经像基因一样融入现代人的血液，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人们似乎都是为摄影而生。在防止新冠病毒扩散、自我隔离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也许对“人生苦短”会有新的认识，会更加珍视自己所爱的人，不妨将镜头对准她们，以快照的方式把爱留存在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