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小的时候，在小镇上的一条栽满了槐树的巷子里，经常会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端着饭碗站在槐树底下哭泣，据说，这个中年人坐了将近二十年的牢，刚坐牢没多久，新婚妻子就跑了，但是母亲一直守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只是，母亲苦等了十几年之后，在他刑满释放的三年前，还是先走了一步，死了，所以，哪怕这中年人已经回家了好几年，隔三岔五地，饭做熟之后，一想到母亲没有吃上他做的饭，也不管来往是否有人，他便忍不住伤心，槐树底下一站，就像个孩子般哇哇大哭了起来。后来，他疯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满街里奔跑不止，尽管如此，他却又总是记得回家做饭，院子早就荒了，房子也早就塌了，但他总有办法把饭做熟，再端着饭碗，站在槐树底下哭，就好像，母亲一定舍不得他继续哭下去，一定会重新现身，接过他的饭碗。
　　好多年之后，有一度，我在东京鬼混，回也回不去，留又不想留，就每天去住处附近的一家图书馆里借了中文书回去看，有一回，我竟然借到了一本繁体版的《乐府诗选》，归路上，刚翻了几页，读到了一首诗，可能正好是秋天，秋气迫人，经过一排槐树的时候，我竟恍然以为自己置身在家乡小镇上那条栽满了槐树的巷子里，不自禁地，当初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便好像随时都会从街对面走过来，再想起他的平生遭际，一时间，我竟悲慨莫名，而那首诗，哪怕只读了一遍，也像刚刚落下的雨点一样滴滴作响了起来，而实际上，它只是乐府诗里最寻常的一首，名叫《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
　　“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
　　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
　　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
　　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
　　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看，
　　泪落沾我衣。
　　只要你认得这首诗里的字，它之所写是何事是何意，就自当一目了然，而我的断言是，只要你没有忘了它，这一生里，总有一些关头和际遇，你会想起它，会为它悲从中来，甚或不能自已。关于此诗，历朝以来，论说者何止百千，却以清人陈祚明之言为最切：“悲痛之极辞。若此者又以尽言为佳。盖言情不欲尽，尽则思不长;言事欲尽，不尽则哀不深。”而我，每读此诗最是不能自已之处，其实是，在“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与“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之间，我分明看清了一个早已没有了魂魄的人，因为魂魄俱无，所以便也没有了清醒，甚至也没有伤心，人至斯时，生和死，哪里还会有边界？这个人，像是走在生里，也像是走在死里，所以，一切的行走和劳作，无不迷乱，无不迟缓，又无不化作了再也不問黑白的顺受，若不是如此，他怎么会等到“羹饭一时熟”的时候才看清楚自己“不知贻阿谁”？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有确切的证据。倒回去许多年，在那小镇子上，仅仅出自好奇心，我曾有好多回跟踪过那个已经疯掉了的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我原本以为，生火做饭时的他已经从疯狂里苏醒了过来，然而并没有，他只是安静了下来，安静地淘米和择菜，安静地看着灶火升起，再安静地等待着饭菜被做熟蒸熟，可是，我却从这迷乱、迟缓和顺受的安静里感受到了疯狂的另外一种面目——疯狂原来跟躁动、嬉笑和斥骂无关，此时此刻，它只跟安静有关，因为过于安静，时间就像被无限制地拉长了，因此，疯狂也被拉得越来越长，直至令我无法忍受;终于，饭菜都熟了，到了这时，他才似乎迎来了让我难以置信的清醒，一刻也不停，双目炯炯地，手忙脚乱地，他端着它们奔向了屋外的槐树底下，只不过，这仍然是疯狂的一部分。也许，他唯一的、真正的清醒，便是他端起饭碗哇哇大哭的时候，那是因为，无论疯还是不疯，无论在阴间还是在阳世，一如《十五从军征》里的那句“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一个人，只要他在等待着母亲重新接过去他递上前的饭碗，那么，这个人就是有资格去清醒的。
　　由此，即使远在东京，我也将那本《乐府诗选》读下了不知多少遍，越读，越觉得无一首不是哀歌，作诗之人里，不管是那些生于艽野之上的无名氏，还是如曹操、鲍照或李白这样写下拟作的后来者，无不尽露了赤子气，依我看来，是不是赤子，全在自知与不自知，惟有不自知，才是一个人被视作赤子的前提;可信的赤子气，往往又以婴童之气打底，正好，大多数的乐府诗都还没有学会潜藏行迹，甚至没有像那些领受了真相或部分真相的人们一般，执意地去向死而生，相反，生之欢愉与贪恋，无不被再三地赞叹，而对死亡、疾病和灾祸的恐惧与厌弃更是一览无余，并因此而格外明亮，越明亮，就越深挚，再去看它们时，就越不忍;论诗之时，船山先生王夫之尤重乐府，以及从乐府里生长出来的《古诗十九首》，究其因，便是这些不曾潜藏行迹之诗所显露出的明亮、深挚和不忍，所谓“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就连曹操，马踏河山，杀人无算，在乐府诗里，也绝无王侯公卿式的自矜，更多的，却是被惨状震慑后的脱口而出，是为不自知，那首《蒿里行》，便是清白之人写下的清白之诗，在痛诉了各路围剿董卓的义军之心怀鬼胎以后，他写道：
　　淮南弟称号，
　　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很显然，这便是哀歌，更是其来有自之歌，这首《蒿里行》，是从更早的《蒿里》长出来的，那《蒿里》，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与它同气连枝的，还有一首《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相传，这《薤露》与《蒿里》本为同一首诗，传至西汉，李延年将其一分为二，用作送葬时的哀歌，不同的是，《薤露》送的是达官贵人，《蒿里》送的却是草芥之辈;既是哀歌，多少人便避之不及，唯独曹操，偏要直面一个“死”字，先作《薤露行》，又作《蒿里行》，前者哀王怜上，后者悲下悯民，最是这一首《蒿里行》，以己度鬼，念兹在兹，绝未顾盼自雄，更无狼子野心，而是一意低去，低到了蒿里，低到了白骨，但它们恰恰印证的是曹操之未得解脱，《文心雕龙》评说曹氏祖孙三代之乐府诗时颇有微词：“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言下之意，是说他们尚未抵达中正平和之境，可是，以曹操为例，一个大可扬长而去之人，非要做这哀歌之子，非要在乐府诗初生的荒草枯榛与穷街陋巷之间不得解脱，这难道不就是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推重之“正统”吗？ 　　所以，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东京的鬼混也早就成了黄粱一梦，乐府诗，也从来没有打我的眼前和记忆里消失，相反，这些年，当我不停地赶路，眼见得路边的作物从沉睡中苏醒，再从苏醒中沉睡，而晨昏却兀自交替，始终不为大地上的声息与造化所动，又或者，当我找到了歇脚之地，眼见得雨雪从天空里坠落人间，再在人间里化为乌有，而人间生死却犹如罗网，既没放过这个，也没放过那个，我便总是觉得，目力所及，仍是那个乐府诗的世界流淌到了今天，乐府诗就像一幅古久而辽阔的版画，将兴亡，将你我，将桑麻稼穑和流离劳苦，全都凝固在了其中，我们也由此而在天道流转中留存了自己的性命和心意。只说我自己，乌鞘岭上，陕甘道中，总归会想起“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巫山之下，猿啼声声，我又怎能不想起“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之句呢？尤其是，每至穷途末路，当我拎着行李不知何从，那首《枯鱼过河泣》便会像突至的阵雨般滴滴作响了起来：
　　枯鱼过河泣，
　　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鱼，
　　相教慎出入。
　　——因为后悔莫及，一只枯干之鱼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就算早已死去，它的魂魄也要修书一封，告诉身后的鲂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