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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碳城市从哪里来”的环保论坛上,一份由上海市政府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联合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撰写的《2050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报告发布,从十个领域的研究入手,描述了一幅上海低碳发展的蓝图。
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0-2000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增长率为2.2%,但在2000-2007年间迅速上升为7.5%。其中,2006年,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然有超过70%来自中国,从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迈向城市化时代的同时,城市也逐步患上了高污染、高排放与高能耗的“三高综合征”。
城市是碳排放的主体,未来20年是我国城市化的高峰,将有4亿-5亿的人口进入城市。城市碳排放的快速上升决定了其作为低碳经济主战场的必然性。眼下,社会各界都在试图寻找中国城市化的低碳路径。而上海,作为中国市场、资本、技术等综合优势最强大的城市之一,理应成为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领跑者。
8月中下旬,在“低碳城市从哪里来”的环保论坛上,一份由上海市政府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联合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撰写的《2050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报告发布,从十个领域的研究入手,描述了一幅上海低碳发展的蓝图。
去重工业化
昔日的“雾都”伦敦,告别了重化工业,已成为世界宜居城市和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同样是重工业城市的东京,如今服务业已占其经济的主体。事实证明,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以其整合和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而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没有一例是依靠重化工业成为国际大都市的。
当前,上海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当量高、人均能源消费量高,能源消费强度高。2009年上海能耗1.04亿吨标准煤,人均能耗超过5吨标准煤。如果未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依惯性推进,则人均碳排放量将达到全球其他大城市所未曾有过的规模。因此,“低碳化发展”是上海一个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
报告负责人、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星翼指出,上海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应该建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局面,而不应是一座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城市。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大规模建设改造,拉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成长,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当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上海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正处于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转折点上,必须学会容忍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上海低碳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重工业化。”戴星翼说。
报告以2050年,上海人口达到3000万左右,老龄化约在32%为基本参数的情况下,为上海未来低碳设定了四个情景:惯性情景、转型情景、弱干预情景和强干预情景。惯性情景是假设城市发展理念未发生变化,仍以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转型情景假设上海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进行转型,但不采取特别的针对低碳的措施;弱干预情景,假设上海进行了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并且采用了能效控制的手段、优化了能源结构;强干预情景是在第二、第三种情景的基础上加以对需求进行控制的措施。
在惯性情景下,上海的碳排放快速上升,直到2040年后增速趋缓,到2050年上海的碳排放总量将达到67646万吨CO2,是2005年碳排放总量的3.59倍。在转型情景下,2050年碳排放总量是2005年的1.9倍。而在强干预情景下,到2020年主动淘汰20%的重化产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完成。
在戴星翼看来,上海如果要继续保留重化工业,整体应该向高端化方向转变,产能收缩,质量提高。此外,上海与周边城市产业同构、恶性竞争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上海意欲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就必须有进有退,而重化工业退出应当成为首选。
在戴星翼看来,上海的转型,还应在能源结构方面做文章。首先必须提高上海的外电比重。当前,上海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将逐步取代本地煤电中的老机组,不断提高上海的煤电效率。其次,要適度扩大天然气发电比重。上海还要推动可再生能源和配套技术的成熟,用技术研发来带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此外,上海沿海有900万千瓦的风能,可以作为新能源重点发展。在此基础上,上海应该摒弃大型发电厂,合理规划分布式能源系统。
“尤其是热电联产项目,比如为浦东陆家嘴提供服务,国外的项目能达到80%到90%的效率。”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
戴星翼总结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上海的人均能耗应当保持稳定,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在此基础上,碳排放的下降主要依靠能源结构的优化来实现。“所以上海比较现实的低碳发展路径是:转型 能效提升 能源结构优化,也就是报告中的弱干预情景。”
低碳vs.GDP
在论坛的一场“头脑风暴”中,有与会者提问“对于上海而言,转型的成本会有多高?”无疑,这是整个会议中最难以回答的问题。
报告的另一位负责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诸大建认为,现在研究低碳有三种基础路径,最主流的为能源替代路径,其次是效率提高路径,第三种就是报告里强调的转型路径。
“光靠能源替代是没办法实现低碳的,而效率路径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在现有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技术上的效率提高。”诸大建说,“转型路径则是指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从原来非常重型化的结构转向服务导向的结构。这样一种转型成本我们是很难估计的,但成功的转型是要伤筋动骨的,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转折。伤筋动骨的政策能不能推行,这才是真正的成本,如果要低碳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而转型意味着GDP可能会往下降,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敢不敢这样做。”
可以看到的是,报告预测了上海在不同政策干预情景下的GDP增长率。在转型情景下,2010-2015年,上海GDP增速约为7.23%,2015年到2020年,增速为7.23%,2030年到2040年,为3.59%。而在强干预情境下,2010年到2015年,上海GDP增速为6.81%,2015-2020年,GDP增速为5.92%,2020-2030年,GDP增速为4.92%,而2040年到2050年,GDP增速为1.99%。
官方数据称,上海钢铁和精细化工工业产值占上海市的15%,耗能量占60%。此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尚玉英曾对媒体表示,这些产业虽然是耗能大户,但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不低。
戴星翼表示,过去几年上海GDP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驱动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资本的引入构成了资本形成的基本内容,由此又拉动了本地重化产业,“这种由起吊机经济拉动的高速成长应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非永久的主旋律。”
“未来上海的发展必须摒弃GDP主义,需要在理顺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基础上,着力培育上海的核心竞争力,从投资和外贸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内外兼修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向后工业化的转型。”戴星翼说。
难道GDP的增长和发展低碳两者真的不能兼顾?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何东全举了几个国外的成功实例:纽约和华盛顿这两个美国的大城市,任何技术手段上几乎不存在差异,但纽约的城市人均碳排放是华盛顿的1/4,基本上是5:20吨的关系,而华盛顿则代表了美国的平均水平;还有一个例子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它是欧洲这两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但那里的碳排放量这两年都在降。“如果真正地微观聚焦这两个城市,你会看到它的人的行为方式和其他城市是有非常大的差异,这应该是造成这两个城市低碳发展的核心原因。纽约90%以上的交通出行是通过公共交通方式来解决的。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出行率居然还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达到35%,整个的交通体系是一个绿色的公共交通和慢性交通作为支撑的体系。”何东全说,“如果从城市的角度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下一步要关注低碳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对此,诸大建表示赞同。他还补充,伦敦对于英国,它的人均排碳也是最低的,东京对于日本也是最低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也是最低的,“而北京、上海的排碳量都是高于全国人均的。中国是工业的城市,所以城市里面三种排碳:工业、交通、建筑,实际上有一个时间序列。所以报告点明了当前中国城市要低碳,实际上就是首先要在工业的转型上面做大文章,随后在配合交通以及建筑上的节能减排。”
此外,报告课题组还建议,上海要审慎思考“如何在低速增长下过日子”,实质是更审慎地决策,杜绝奢靡、杜绝浪费,将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建立更健康的公共财政体系的问题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
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0-2000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增长率为2.2%,但在2000-2007年间迅速上升为7.5%。其中,2006年,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然有超过70%来自中国,从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迈向城市化时代的同时,城市也逐步患上了高污染、高排放与高能耗的“三高综合征”。
城市是碳排放的主体,未来20年是我国城市化的高峰,将有4亿-5亿的人口进入城市。城市碳排放的快速上升决定了其作为低碳经济主战场的必然性。眼下,社会各界都在试图寻找中国城市化的低碳路径。而上海,作为中国市场、资本、技术等综合优势最强大的城市之一,理应成为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领跑者。
8月中下旬,在“低碳城市从哪里来”的环保论坛上,一份由上海市政府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联合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撰写的《2050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报告发布,从十个领域的研究入手,描述了一幅上海低碳发展的蓝图。
去重工业化
昔日的“雾都”伦敦,告别了重化工业,已成为世界宜居城市和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同样是重工业城市的东京,如今服务业已占其经济的主体。事实证明,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以其整合和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而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没有一例是依靠重化工业成为国际大都市的。
当前,上海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当量高、人均能源消费量高,能源消费强度高。2009年上海能耗1.04亿吨标准煤,人均能耗超过5吨标准煤。如果未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依惯性推进,则人均碳排放量将达到全球其他大城市所未曾有过的规模。因此,“低碳化发展”是上海一个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
报告负责人、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星翼指出,上海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应该建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局面,而不应是一座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城市。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大规模建设改造,拉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成长,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但当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上海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正处于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转折点上,必须学会容忍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上海低碳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重工业化。”戴星翼说。
报告以2050年,上海人口达到3000万左右,老龄化约在32%为基本参数的情况下,为上海未来低碳设定了四个情景:惯性情景、转型情景、弱干预情景和强干预情景。惯性情景是假设城市发展理念未发生变化,仍以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转型情景假设上海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进行转型,但不采取特别的针对低碳的措施;弱干预情景,假设上海进行了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并且采用了能效控制的手段、优化了能源结构;强干预情景是在第二、第三种情景的基础上加以对需求进行控制的措施。
在惯性情景下,上海的碳排放快速上升,直到2040年后增速趋缓,到2050年上海的碳排放总量将达到67646万吨CO2,是2005年碳排放总量的3.59倍。在转型情景下,2050年碳排放总量是2005年的1.9倍。而在强干预情景下,到2020年主动淘汰20%的重化产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完成。
在戴星翼看来,上海如果要继续保留重化工业,整体应该向高端化方向转变,产能收缩,质量提高。此外,上海与周边城市产业同构、恶性竞争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上海意欲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就必须有进有退,而重化工业退出应当成为首选。
在戴星翼看来,上海的转型,还应在能源结构方面做文章。首先必须提高上海的外电比重。当前,上海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将逐步取代本地煤电中的老机组,不断提高上海的煤电效率。其次,要適度扩大天然气发电比重。上海还要推动可再生能源和配套技术的成熟,用技术研发来带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此外,上海沿海有900万千瓦的风能,可以作为新能源重点发展。在此基础上,上海应该摒弃大型发电厂,合理规划分布式能源系统。
“尤其是热电联产项目,比如为浦东陆家嘴提供服务,国外的项目能达到80%到90%的效率。”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
戴星翼总结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上海的人均能耗应当保持稳定,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在此基础上,碳排放的下降主要依靠能源结构的优化来实现。“所以上海比较现实的低碳发展路径是:转型 能效提升 能源结构优化,也就是报告中的弱干预情景。”
低碳vs.GDP
在论坛的一场“头脑风暴”中,有与会者提问“对于上海而言,转型的成本会有多高?”无疑,这是整个会议中最难以回答的问题。
报告的另一位负责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诸大建认为,现在研究低碳有三种基础路径,最主流的为能源替代路径,其次是效率提高路径,第三种就是报告里强调的转型路径。
“光靠能源替代是没办法实现低碳的,而效率路径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在现有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技术上的效率提高。”诸大建说,“转型路径则是指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从原来非常重型化的结构转向服务导向的结构。这样一种转型成本我们是很难估计的,但成功的转型是要伤筋动骨的,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转折。伤筋动骨的政策能不能推行,这才是真正的成本,如果要低碳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而转型意味着GDP可能会往下降,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敢不敢这样做。”
可以看到的是,报告预测了上海在不同政策干预情景下的GDP增长率。在转型情景下,2010-2015年,上海GDP增速约为7.23%,2015年到2020年,增速为7.23%,2030年到2040年,为3.59%。而在强干预情境下,2010年到2015年,上海GDP增速为6.81%,2015-2020年,GDP增速为5.92%,2020-2030年,GDP增速为4.92%,而2040年到2050年,GDP增速为1.99%。
官方数据称,上海钢铁和精细化工工业产值占上海市的15%,耗能量占60%。此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尚玉英曾对媒体表示,这些产业虽然是耗能大户,但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不低。
戴星翼表示,过去几年上海GDP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驱动的。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资本的引入构成了资本形成的基本内容,由此又拉动了本地重化产业,“这种由起吊机经济拉动的高速成长应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非永久的主旋律。”
“未来上海的发展必须摒弃GDP主义,需要在理顺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基础上,着力培育上海的核心竞争力,从投资和外贸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内外兼修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向后工业化的转型。”戴星翼说。
难道GDP的增长和发展低碳两者真的不能兼顾?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何东全举了几个国外的成功实例:纽约和华盛顿这两个美国的大城市,任何技术手段上几乎不存在差异,但纽约的城市人均碳排放是华盛顿的1/4,基本上是5:20吨的关系,而华盛顿则代表了美国的平均水平;还有一个例子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它是欧洲这两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但那里的碳排放量这两年都在降。“如果真正地微观聚焦这两个城市,你会看到它的人的行为方式和其他城市是有非常大的差异,这应该是造成这两个城市低碳发展的核心原因。纽约90%以上的交通出行是通过公共交通方式来解决的。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出行率居然还高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达到35%,整个的交通体系是一个绿色的公共交通和慢性交通作为支撑的体系。”何东全说,“如果从城市的角度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下一步要关注低碳的很重要的出发点。”
对此,诸大建表示赞同。他还补充,伦敦对于英国,它的人均排碳也是最低的,东京对于日本也是最低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也是最低的,“而北京、上海的排碳量都是高于全国人均的。中国是工业的城市,所以城市里面三种排碳:工业、交通、建筑,实际上有一个时间序列。所以报告点明了当前中国城市要低碳,实际上就是首先要在工业的转型上面做大文章,随后在配合交通以及建筑上的节能减排。”
此外,报告课题组还建议,上海要审慎思考“如何在低速增长下过日子”,实质是更审慎地决策,杜绝奢靡、杜绝浪费,将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建立更健康的公共财政体系的问题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