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8000元,却生活潦倒:买不起房,只得租房结婚。”遭遇这一“杯具”的是著名画家杨林川的一名学生。昨天,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南京市委常委杨林川在博客中发文:“我呼吁将炒房行为认定为犯罪。”随后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已写完提案草稿,正为提案收集详实的数据与案例,明年南京开两会期间,他将提交提案;数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昨天已给他博客发纸条,表示支持将此写成议案、提案,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重庆商报》9月1日)
　　炒房人罪的提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高房价和炒房行为的痛恨心理,但从市场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显然并非明智之举。通过炒房来牟利,是市场经济扭曲的产物,遏制炒房行为也应当通过市场调控之手。通过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让炒房者无利可图,炒房者自然淡出江湖。法律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保障,而刑法代表着国家最严厉的处罚,非到必须的程度,刑法应当慎重介入市场经济和公民私人领域,否则很有可能造成误伤的结果。炒房行为虽然可恨,但仍属于民事范畴,炒房人罪显然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和理念。
　　在我看来,炒房入罪不如从源头上运用法律手段打击房地产暴利行为。德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然而,在这样一个提倡市场高度自由的国家,却对房地产业施以重重的限制。为了防止开发商任意拾高房价,德国建立了地产价格独立评估机制,对地价、房价、房租等实行“指导价”制度。按照德国的法律,如果房地产商制定的房价超过“合理房价”的20%,即为“超高房价”,构成了违法行为。如果房地产商制定的房价超过“合理房价”50%则为“房价暴利”,触犯《刑法》,出售者最高将被判处3年徒刑。(《新华网》7月28日)
　　德国的这种做法无疑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国楼市的暴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根据国土资源部城市地价监测信息,2009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约2500元。可以大概算出,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商赚取的利润高达1万多亿元。其实早在2005年。福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清单就显示,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低的约为20%,最高的超过90%。且呈现出楼盘越高档,利润率越高的特点,而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一般都在5%左右。我国楼市为何存在如此近乎神话的暴利?原因便在于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对房地产暴利说“不”,商品房价格实际上由开发商一人说了算。一些开发商充分利用自身强势地位,通过行业联盟、哄抬房价、捂盘惜售、暗箱操作等方式,使房价如“脱缰野马”,虚高到超出人们承受的底线,获得了巨大的暴利。
　　因此,我认为。与其炒房入罪不如暴利人罪。我们应当学习德国的做法,通过立法形式对楼市暴利进行适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