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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五杰”：
为信仰工作的间谍
文/黄金生
194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破译了1944-1945年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同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通过这份密码，他们发现，在英国驻美使馆中藏着一名苏联间谍，代号为“霍默”。
“霍默”神通广大，而且隐藏得很深，能读到丘吉尔和杜鲁门之间的来往电报，然后将这些内容报告给莫斯科。据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开始立案调查这个神秘的“霍默”。
随着调查的深入，“霍默”的身份逐渐清晰起来，他就是1944-1945年任英国驻美使馆一等秘书的唐纳德·麦克林。1951年5月，英国军情六处、军情五处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提请时任外交大臣莫里森批准对麦克林的审查。但是，就在莫里森签署批准审查文件的当晚，麦克林却神秘地失踪了，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当时英国副外长秘书盖伊·伯吉斯。直到1956年他们才在莫斯科露面。
两人的神秘失踪让英国情报机构震惊不已。这说明，情报机构里不仅还有“内鬼”，而且其身份和地位相当不一般。英国情报机构开始逐一排查，他们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秘书，从事协调英美两国谍报机构工作的哈罗德·金·菲尔比。他被召回伦敦，接受审查。但菲尔比一口咬定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当时调查方也没有抓到他什么把柄。相反，还有许多人为他开脱。连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向议会称：“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菲尔比先生曾在什么时候背叛过我们的国家……”菲尔比因此过关，但也就此离开了军情六处。案件就这样告一段落，多数英国人都认为菲尔比只不过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替罪羊”。1956年，在两位朋友的帮助下，菲尔比又以记者身份到贝鲁特为军情六处开展情报活动。
1963年1月23日，在伦敦的菲尔比按原计划在晚上携妻子一起前往黎巴嫩驻英国大使馆出席一个招待会。这天下午，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突然接到菲尔比打来的电话，菲尔比以平静的语调告诉她，他要到邮局发报，让她先走一步。接下来，菲尔比就玩起了失踪。与此同时，英国的情报机构从一位叛逃的苏联间谍那儿得到消息，菲尔比长期为苏联提供绝密情报。直到6月初，军情六处才发现菲尔比已身在莫斯科。7月30日，苏联《消息报》宣布苏政府向菲尔比提供政治庇护。这一消息引起了西方的巨大震动，人们这才发现，麦克林、伯吉斯和菲尔比这三位剑桥大学高才生，竟然早已被克格勃招募。
1934年6月，麦克林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毕业。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外交部的大门，成了英国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伯吉斯离开剑桥后，先是在BBC广播电台工作，1938年又成功打入英国情报机构，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处）的副处长。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还成功地把菲尔比调入英国的情报机构。
接受佛朗哥颁发的十字勋章
菲尔比堪称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1912年1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父亲是英国伯爵，也是一位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尽管出身富贵，他却极富反叛精神，对贵族阶层的弊端深恶痛绝，他曾因聚集同学对抗英国公学的僵化体制而名噪一时。1929年，在考入剑桥大学之后不久，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被克格勃招募，而负责招募他的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奥多尔·马雷，其肖像也因此挂在了克格勃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上。
菲尔比接到的第一项情报任务就是以记者身份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1937年2月，菲尔比前往西班牙，其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记者，秘密搜集法西斯战备情报。
第一次的情报工作就差点让菲尔比“出师未捷身先死”。由于缺乏保密意识，他有时会把写有密码和联系地址的纸片放在衣兜里。就是这个疏忽，险些要了他的命。
一天深夜，住在旅馆中的菲尔比突然听到敲门声。他刚将房门打开，两名佛朗哥下属的国民警卫队员猛地闯了进来，将他押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菲尔比首先意识到自己衣兜里有张写有秘密的纸片，但此刻没有办法处理了。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当时的惊魂一刻：“我先掏出一张无用的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一头。正如我所料，那三个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写有秘密的纸片，揉皱之后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了。”
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菲尔比逃过了一劫，不过这次事件也提醒他，情报工作需要慎之又慎。
1939年，二战爆发后，菲尔比突然辞去《泰晤士报》记者一职。原来，苏联情报机构正在给他寻找新的机会。这时他的剑桥同学伯吉斯给他推荐了一个新的职业——英国军情六处特工。在这里，他向苏联提供了英国人破译了德国恩格玛机密码等情报，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情报给苏军帮了大忙。正是因为有这些关键情报的支持，在库尔斯克大会战中，苏联一举改写战场形势，此役使纳粹德国最终丧失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此后德军再也没有能力在东线发起有威胁的攻势。
“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1944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取胜已成定局。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战后最大的敌人将是苏联，于是命令秘密情报局成立一个反苏、反共的专门科室。很快，菲尔比被任命为该科科长。这位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英国人，居然当上了英国专门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战后的土耳其由于处在西欧和苏联的边缘地带，成了获取苏联情报的重要窗口。1945年5月，菲尔比接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的一个电话，局长告诉他，苏联特工沃尔科夫叛逃到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此人掌握着大量潜伏在西方的苏联间谍名单。沃尔科夫叛逃后，他告诉英国驻土耳其领事说，在二战期间苏联的主要间谍中，有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还有7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其中一人在伦敦反间谍部门担任头目，因为知道许多密码已经被破译，沃尔科夫坚决反对通过无线电与伦敦联系，而是要面见信使当面报告。因此，局长命菲尔比迅速去土耳其处理此事。 沃尔科夫提到的“反间谍组织中的领导”，就是指菲尔比。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时刻。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就是通过多条苏联情报联络线，设法干掉沃尔科夫。就在菲尔比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前两天，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已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两名特务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菲尔比给局长报告，说沃尔科夫太爱酗酒而走漏了风声，使苏联人有机可乘，把人抢了回去。这次事件后，菲尔比不仅丝毫没有受到怀疑，反而继续高升：1947年1月，菲尔比成为军情六处土耳其情报站站长。
1949年，菲尔比被派往美国，以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暗地里从事协调英美两国谍报机构的工作。此时的菲尔比已经接近英国情报机关最高层。1949年，英美情报机关拟订了一项派遣人员潜入阿尔巴尼亚搞颠覆活动的计划。菲尔比将这一绝密情报通知给了苏联情报机关。结果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派出的数百名特遣人员一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就中了埋伏，全军覆灭。靠菲尔比送过来的情报，克格勃（时称国家安全部），还破获了英美等国安插在苏联和东欧的大批间谍。
菲尔比在身份暴露后，秘密逃往苏联。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苏联政府将象征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授予了菲尔比，此后他在莫斯科开始了平静的生活。
神秘“第五人”
菲尔比身份暴露的第二年，又一件让英国难堪的事发生了，经一个曾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指认，剑桥毕业生、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1956年被授以爵位的安东尼·布兰特原来也是隐藏在英国的苏联间谍。
1939年，布兰特成功打入军情五处，并晋升为上尉，在那里从事德国密码破译工作。在工作时，他将破译的德军秘密情报一式两份，一份送给上司，另一份则转给苏联情报机构。此外，他还秘密协助暴露身份的伯恩斯、麦克林等逃往苏联。其身份曝光后，许多人为之惋惜。不过，布兰特为此只是丢掉了一些荣誉称号，并未被判刑，还能继续其艺术研究。
当布兰特的身份被公开之后，人们在惊愕之余注意到，这些打入英国权力核心部门、为苏联长期提供情报的间谍们的共性——他们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这时，人们不禁想到了沙俄时期的地下革命组织“五人组”。这种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兴盛一时，1933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化名厄恩斯特·杰里）就在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上公开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承认剑桥“五人组”的存在，并提到他们不仅在公开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虽然“五人组”并不是只有5个人的政治组织，俄国的“五人组”多为10-30人不等，但是，人们都坚信，除伯吉斯、麦克林、菲尔比、布兰特4人之外，一定还有第五人，于是有了情报界“剑桥五杰”的说法。因为“第五人”的身份迟迟没有暴露，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在20世纪80年代初，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到“第五人”，但始终未果。
直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首次予以披露。他就是约翰·凯恩克罗斯，两人甚至连相识的机会都没有。凯恩克罗斯在剑桥毕业不到10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虽然有关他的情况知之不多，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曾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评价凯恩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凯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剑桥一夜之间换了模样”
这些剑桥的青年精英何以心甘情愿冒险为克格勃服务呢？这当然有苏联情报机构渗透的功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苏联的向往。
在德国“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分子将其嫁祸于共产党，为此共产国际的宣传者，德国人维利·明岑贝格在巴黎建立了“无辜者俱乐部”即“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借助揭露希特勒的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真相，配合共产国际来招募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反法西斯者。
当时英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五杰”之一的安东尼·布兰特后来回忆：“1933年秋，马克思主义突然之间传遍剑桥，一夜之间剑桥似乎换了一副模样。”
柏林，还是莫斯科“剑桥五杰”的主要招募地之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化名厄恩斯特·杰里的罗斯托夫斯基在1934年3月出版了“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的书——《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他认为，“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也就是说，没有中间道路，在人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
“剑桥五杰”把为苏联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在1979年（当时身份已被揭露）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时说：“30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了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堡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五人组”的组织者，盖伊·伯吉斯对杰里的理论深信不疑，1932年之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剑桥五杰”中的安东尼·布兰特和唐纳德·麦克林都是在他的吸引下加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秘密小组的。
“维诺纳”计划
“剑桥五杰”的相继暴露使克格勃损失惨重。这既说明英美在大量情报被泄露后加强了侦破工作，也暴露了克格勃在保密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英美两国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就开始联合实施“维诺纳”计划，对1945-1948年间截获的约3000份苏联情报和其他机密电报进行分析和破译。随着计划的进展，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一件件地发生了，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而惨烈的后果，“剑桥五杰”等苏联间谍的噩运开始了。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从而提前实现了苏联对西方的“反威慑计划”，但也引起美国人对苏联人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怀疑和追查。与此同时，在被破译的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提到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克斯，另外，还提到这个苏联间谍有条件接触机密的核试验的资料。经过审讯，福克斯交代了自己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1952年4月，福克斯以间谍罪被判处监禁14年。
美国人在追查苏联原子间谍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朱利乌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的可疑行为，虽然罗森堡夫妇被捕后自始至终都坚决否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但仍然被判处死刑。
“剑桥五杰”以及冒着生命危险为苏联提供原子弹情报的这些间谍们，都是出身殷实或贵族家庭的青年精英，他们为克格勃工作并不是为了金钱或者利益，而是由于信仰共产主义思想而被招募。哈米曾在《间谍：让人感慨万千的名词》一文中这样造句：向间谍致敬——向有信仰的间谍致敬——向坚持有益于人类的信仰的间谍致敬。所以，这些只为信仰而工作的间谍们值得人们向其致敬。
世界最大情报机构
是怎样运作的
文/郭晔旻
“只有那些准备发动战争和进行侵略的人才需要间谍活动。苏联酷爱和平，从未打算进攻任何人。因此，它也无意从事间谍活动。”1962年6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的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赫鲁晓夫是以何种心情写下上面这段话的，不过，他对自己的这番话一定会忍俊不禁。因为他的声明与他所了解的现实情况，实在格格不入。当时的克格勃约有3万个全职特工人员在国外进行活动，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无孔不入，搜集别国科学、工业和军事上的发明，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甚至西方各大城市每日商品价格的涨跌，他们都搜集得一清二楚。至于刺探外国的机密，更是他们活动的重要方面。英国情报机构MI5干脆在一本告诫访苏的外交官和商人的手册中，把克格勃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1962年6月13日，美国国务院曾有过一份不寻常的报告书，是由国务院向参议院提出的。其中指出，当时克格勃特工机关大约有30万人员。文件还称从1952年至1960年在西德被捕的苏联间谍，就达到“约1.83万人”。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因为爆出了“U-2飞机事件”，才特意公开苏联谍报机关的这些数字，以掩饰“U-2事件”造成的难堪局面。不管怎样，这些数字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有趣的是，就在此前不久，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还在1961年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声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实际上已经缩小了”。他说这话时微微一笑，既没有说明当时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也没有说明从多少缩小到多少。这句话其实意味着：克格勃扩大得还不够。
在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克格勃愈发膨胀起来。在主席之下，有6个副主席，组成克格勃中央书记处。统管4个主要的管理局、7个独立管理局和6个独立部。在总部工作的行政人员就达8000人。
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第一管理局”，它是克格勃机构中专门负责对外间谍活动的部门。实际上，它的简称就是“对外谍报局”。作为克格勃间谍活动的策划指挥部门，“对外谍报局”设有书记处和党委会，领导3个局、2个处、2个特别部和16个部门。3个局分别是“非法活动局”“科学技术局”和“设计分析局”。其中“科学技术局”颇有特色，它的目标是监视苏联境外的一切有关核、导弹、集成电路、空间和技术方面的进展情况，规模庞大，在苏联国内影响很大，所有科学机构和委员会中都有它的代表，同时它还控制着全国的科学家。
“第一管理局”有10个处负责向全世界渗透。苏联把情报看得至关重要。在第一总局的领导下有一个情报处，负责向最高统治集团转达苏联秘密活动的成果。克格勃对情报的垄断甚至为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的思想政治倾向有目的地利用情报开辟了道路。不能说委员会的领导在用虚假的情报蒙蔽克里姆林宫，它只不过提供了它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情报罢了。
防不胜防的窃听
当然，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间早就在互相从事间谍活动，但这并不都是怀有恶意或具有进攻性质的，间谍活动获得的情报不仅是为了进攻别国，也用于防止对方的突然袭击和侵略以保卫本国。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无线电侦察的活动领域开始大幅拓展。超短波和超高频信号的侦收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从外国无线电电子设备截获情报的无线电侦察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1961年初，克格勃在呈报赫鲁晓夫的年度报告中指出，1960年破译了51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发出的20.9万份外交电报，其中有约13.32万份被呈报给了中央委员会。到1967年克格勃已经可以破译72个国家所使用的152种密码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外谍报局”的所有驻外谍报机构都设立了无线电截收和监测站。这些站每年11月份都要向中心上报年终总结材料。所有这些无线电截收站中，最重要的当属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站点。1975年，它们截获了2600条信息，1976年猛增至7000条，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出席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英法德和南非领导人会晤情况等重要情报，并在截获情报的基础上，向莫斯科发送了800条通报。
由克格勃特工工厂制造、同样性能极高的摄影机隐装在一个普通的打火机里。这个打火机只有一个很细小的容器装石油气，足够一天之用，其他部分则用来隐藏摄影机。
除了摄影机外，窃听器是另一种典型的特工工具。有一种微型麦克风，是克格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使用的窃听工具。它的体积还没有一个火柴盒大，用超短波发射到5英里直径的范围内，特工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用强力的超短波接收机，就能将这些电波录下来，每一句有用的话立即用密码译出，用打字机打出来，再拍摄和制作成微缩胶卷，贴上邮票后，当信件一样寄出，用不了多久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就收到了。 在苏联国内，克格勃使用各种偷听器来对付外国大使馆。自1933年苏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直是克格勃最主要的窃听目标。
1952年美国新任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下令对整个大使馆及自己的住所进行彻底的检查。华盛顿派来的安全专家建议大使在自己的书房念一段过时的外交文件，以便帮助他们发现那些由声音启动的窃听装置。当大使在念文件时，一位安全专家突然开始不停地敲击木制的美国国徽后面的墙壁。但他在墙壁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当他用小木槌敲击这个木制国徽时，成功地发现了藏在其中的一个微型窃听器：这是一个用纯声学原理制成的窃听器，用电子设备是无法检测出来的。这个窃听器把美国大使的每句话都转发给了苏联的窃听者。第二天，凯南大使注意到苏联警卫及在使馆工作的苏联职员脸上都有一种“新的严峻的”表情，“愤怒和敌意气氛是如此浓厚，仿佛都可以用刀切割一般”。
针对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窃听行动，发生在1979年。当时美国人准备重建8层高的使馆大楼。克格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虽然整个建筑施工的过程完全由联邦调查局人员和海军陆战队队员进行24小时监视，克格勃仍然将窃听装置成功地安装到了各种建筑构件上，连混凝土中的加固钢筋都被设计成了天线。当然，美国人不是傻瓜。在新楼建成后，美国人并未急着封顶，而是请来国家安全局的安全技术人员用仪器对其进行检测，结果在该楼敏感位置的混凝土构件中查出了一大批窃听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甚至表示：“美国除了全部拆除驻苏新使馆大楼外，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大楼是由窃听器堆砌而成的。”美方声称，该楼必须整个推倒重建，并向苏方提出索赔。对此克里姆林宫当然矢口否认。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政府才决定停止“掩盖克格勃这一最大的可耻的失败”，向美方公开了全部窃听器的安装位置。
特工之路
克格勃挑选和物色培养对象十分严恪。他们认为这样会事半功倍，避免浪费时间和财力。
通过严格的审查后，克格勃间谍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间谍城”的训练。苏联共有7座间谍城，其地点都是极为隐蔽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们的标记。每一座间谍城都被划分成几个“隔离地带”，每一个地带都是一个国家。在间谍城里，这里的街道、建筑等与真的别无二致。城里居民是克格勃从外国共产党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认为信得过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也与真实国家中的一模一样：不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准讲一句俄语。
在“间谍城”里，克格勃甚至刻意训练自己的间谍利用性进行讹诈勒索。在谍报术语中，利用性引诱目标上钩的男性间谍被称为“乌鸦”，女性间谍被称为“燕子”。他们个个是调情高手，很少有人抵挡得住他（她）们的诱惑。其中，克格勃训练“燕子”的指导思想与训练“乌鸦”的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燕子”要比“乌鸦”在心理上做出更大牺牲，承受更大压力。因此，相对性技巧而言，他们更注重解决“燕子”的心理问题。他们向“燕子”灌输为了祖国的事业而献身的思想：“献身谍报事业，必须学会用肉体作工具。你是为了祖国，为了刺探绝密情报，而不是为了爱情或金钱而奉献自己，因此，你就能比那些追求爱情的女人获得更大的快乐……”
“燕子”的猎物
克格勃训练的“乌鸦”和“燕子”遍布世界各地。制造“超级”录像，然后进行威胁，是他们的典型手法。1962年，克格勃曾经用窃听器探得法国驻苏联武官路易·提波和妻子的关系不好，就派了一批美丽的女特务去包围他，终于使提波中了圈套，被克格勃拍下了“床照”。后来克格勃拿着照片，向提波提出了与克格勃合作的要求，但提波这个倔强的法国人给出的回答却是——回到使馆后用枪把自己的脑袋打了一个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克格勃设置的最重大的圈套之一，是试图把一个有影响力的苏联代理人安插进法国政府最高决策机关，最好是安插在戴高乐将军身边，让他去左右法国政策使之不利于整个西方世界。一时几十个克格勃官员和特工，包括出色的“燕子”，都参与了“围猎”行动。
克格勃的目标是法国驻苏联大使莫里斯·德让。1955年12月，大使携妻子到达莫斯科之后，克格勃就一直监视着他们，把窃听器安装在他们的寓所和大使馆里，记录下他们最不谨慎的话。由苏联外交部安排给大使的司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克格勃情报员，德让夫人的贴身侍女也是这样的人。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克格勃在德让身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不忠于法国的倾向。但他们注意到尽管他已56岁，却仍对女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克格勃看来，这让他容易落入圈套。经过18个月的接触，克格勃特工成功地与德让建立起了“友谊”。
1958年5月，驻巴黎的克格勃特工报告说，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戴高乐几乎肯定要成为法国总理，这就使得克格勃认为他们对付法国大使这一行动突然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是时候打出“燕子”这张王牌了。出场的是“洛拉”。德让很快就落入了克格勃的陷阱，毫无抵抗地拜倒在了洛拉的石榴裙下。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克格勃女特工把法国大使德让引到住所内，两人正在宽衣解带之时，女特工的“丈夫”——一位假扮成地质队员的克格勃特工回来了：“洛拉，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在接连不断的威胁之下，德让以当时情况所能允许的庄严神态穿好自己的衣服就走了。上车后，他一头倒在车子的后座上，双手捂着脸，对司机说了一声：“大使馆。”
克格勃几乎认定在德让身上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只要戴高乐在巴黎一上台，牢牢握有法国大使德让把柄的克格勃就能从投资中得到巨额红利。但事实上，如此巧妙地设计并进行了好多年的这一整套阴谋最后却是功败垂成。这当然不是“燕子”的错，1963年，参与此事的一名克格勃特工叛逃英国，他的揭发，使英国人目瞪口呆。他们马上找来了一个法国反谍报的高级官员。这位法国官员听完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便在万分震惊中飞回巴黎。法国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真相。在巴黎，戴高乐研究了法国情报机构的总结报告之后，把他的老朋友召到办公室来。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眼睛朝下看着自己的大鼻子，用一句话把他打发掉：“好吧，德让，去和女人睡觉！” “红旗插遍非洲”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二战后老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相继崩溃，非洲一时成为势力真空地带，这里变成东、西方冷战地缘断裂带。长期与该地区素无瓜葛的苏联和美国乘虚而入，相继插手这里。
加纳在1957年独立，是黑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曾被认为是黑非洲最有希望的国家，但总统弗朗西斯·恩克鲁玛除了能说会道外治国乏术，政局一片混乱。1962年，在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之后，恩克鲁玛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此前他在非洲推行的一系列冒险主义举动频频受挫，结怨甚广，因此不得不转向苏联寻求支持。
苏联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渗透进黑非洲，并企图以加纳为跳板控制整个黑非洲，因此满口答应了恩克鲁玛。克格勃出面为他组织了一支特别私人卫队，还提供大批武器和资金援助。几百名克格勃涌进加纳，随之而来的还有东德、捷克、波兰和古巴的“顾问”，大部分是情报人员或游击战与破坏行动专家。到1965年，克格勃在加纳建立起了克格勃式的秘密情报局，设在这里的训练营已训练出350名秘密行动骨干干部，其中一半是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学员，这些学员中的一部分人在毕业后成功渗入大部分对象国。但克格勃还没来得及控制住陆军，也低估了自己一手训练的加纳情报部门中本地人对本民族的忠诚度。
1966年2月24日，恩克鲁玛总统刚踏上访问北京的旅途，首都阿克拉就发生了政变。政变部队向总统府发动进攻，经过近10个小时的战斗打败了总统卫队。政变部队冲进总统府后，发现了11名克格勃官员，加纳士兵把这些克格勃带到花园里，排在围墙边就地枪决。这次处决事件鲜为人知，因为苏联不希望外界知道一些克格勃人员曾躲在总统府里遥控操纵加纳的政局，而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部队则认为没有必要公布此事。随后，加纳新政府整理了恩克鲁玛时期的大批秘密档案，并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调查结果，将加纳多年来成为克格勃在非洲渗透和颠覆活动大本营的事实公之于世。最终，随着恩克鲁玛的垮台，克格勃在非洲的第一次尝试败走麦城，1100多名克格勃和东欧、古巴的特工人员被加纳驱逐出境。
在渗透加纳的同时，克格勃为在非洲开展行动，成立了负责非洲地区的部门，对外叫技术援助局，内部则称为非洲特别事务处，负责在非洲的间谍、颠覆和游击战。并在黑非洲除加纳之外的其他一些地方设立秘密训练营，积极训练非洲当地的游击战和破坏行动骨干。该部门还策划过一些政治暗杀行动。约翰·巴伦曾在《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一书中写道：多哥总统西尔瓦尼·奥林匹欧被克格勃选定为第一个暗杀目标，但克格勃和加纳的行动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奥林匹欧就在1963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本国反对派军人干掉了，这是黑非洲第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事发后曾被全球媒体大肆报道。不久，全世界就对黑非洲令人目不暇接的政变、颠覆、内战之类的新闻熟视无睹了。
克格勃在黑非洲众多国家策划过秘密行动，但大部分效果不佳。1963年，刚果（布）政府发现克格勃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公然支持反政府武装叛乱，于是将苏联使馆100多名工作人员全部驱逐出境，并将此后苏联驻刚果（布）外交人员限定为不超过7人。到1970年，苏联驻刚果（布）使馆人员又悄悄增加到42人，刚果人再次发现克格勃试图渗透本国学生组织、军队、情报系统、外交部和档案部门，又驱逐了一批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人员，并勒令苏联不得再将派驻的外交人员超过7人。
1971年，苏丹发生克格勃幕后操纵的军事政变，但很快被尼迈里总统的执政当局粉碎。随后苏丹政府展开报复，驱逐了苏联和保加利亚大使，并赶走了数百名顶着“技术顾问”头衔的克格勃人员。1976年7月，一批由克格勃训练过的阴谋分子发动武装叛乱，被获得埃及支持的尼迈里总统再次粉碎。次年，苏丹索性将全部苏联顾问赶走，并限制克格勃驻在苏丹活动的主要据点——大使馆内的外交人员人数，还彻底关闭了克格勃的另一个立足点——苏联驻喀土穆文化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非洲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74年，统治葡萄牙30多年的萨拉查法西斯政权突然崩溃，许多葡属殖民地相继宣布独立。苏联在和美国大谈“缓和”的同时，悄悄准备了一个夺取南部非洲的战略计划，准备以古巴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控制住安哥拉、莫桑比克，将其作为立足点，拉拢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入伙，对当时还奉行白人种族主义的津巴布韦、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形成钳形攻势。
1965—1974年，苏联向整个南部非洲输出的武器价值约300万美元，而1975—1980年，仅向莫桑比克一国就提供了约18亿美元军火，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克格勃也趁机涌入非洲。克格勃在5万多古巴军队和大批古巴特工的配合下，由安哥拉、莫桑比克向四面出击，大力支持南部非洲各国亲苏势力和武装，与美国暗中支持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南非、罗的西亚打得不可开交。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古巴和东欧各国在非洲17个国家有近6万名军事顾问和特工人员，有10个黑非洲国家宣布追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至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俨然实现了“红旗插遍非洲”的梦想。
古巴：克格勃西半球的大本营
拉美在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苏联一直对这里鞭长莫及。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苏联获得意外的惊喜——掌权不久后卡斯特罗选择全面倒向苏联，这使克格勃在拉美首次获得立足点，从此古巴成为克格勃在西半球的大本营。
古巴革命后，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第一次设立了独立负责拉美地区的业务部门，克格勃全力帮助古巴组建自己的情报部门保卫新生政权。但一开始，苏联认为卡斯特罗性格乖僻、反复无常，常干一些愚蠢荒唐的事，苏联曾打算用长期流亡苏联、忠诚可靠的老古巴共产党人代替卡斯特罗。但克格勃的政变阴谋到头来却是自食其果，古巴通过克格勃学来的全套苏联政治保卫制度发挥了作用——卡斯特罗和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通过遍布城乡、机关、厂矿的告密网络，准确了解了克格勃企图搞颠覆的计划。1962年，卡斯特罗解除了党内亲苏派的职务，实行大规模驱逐，并勒令苏联驻古巴大使离境。 此时赫鲁晓夫已决定在古巴建立秘密导弹基地，迫切需要卡斯特罗的合作，因此克格勃不得不咽下这服苦药。老资格的克格勃官员、与卡斯特罗私交甚好的希托夫被任命为新任驻古巴大使，苏联还表示愿为刚创建的古巴情报机关提供全套援助。克格勃派出大批官员和捷克情报机关人员一起向古巴传授各种间谍和颠覆活动的技术。这批克格勃教官们不少是“尼奥西斯”，西班牙语“孩子们”，特指西班牙内战后流亡苏联的西共党员后代），他们伪装成古巴人钻进古巴情报局，但古巴毕竟不是东欧，克格勃仍未能完全控制卡斯特罗。
随后几年，莫斯科怏怏不乐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大笔援助挥霍掉，用于荒唐和不切实际的项目与对外冒险行动上。卡斯特罗向拉美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吹嘘，哈瓦那道路比莫斯科宣扬的路线更可取，通向打败美帝和民族独立的钥匙不能去莫斯科而得去哈瓦那找。1966年卡斯特罗甚至一边批评苏联援助北越方面做得不够，一边吹嘘古巴在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斗争，并保证能比苏联更快地奔向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让莫斯科大为光火，除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再次拟定。
但掌管古巴内政和情报的劳尔对克格勃两次打倒卡斯特罗的计划了然于心。1968年初，所谓的35人亲苏反党小集团被揪了出来，卡斯特罗还对他们进行了公开宣判。自从革命胜利以来，苏古关系陷入第二次低潮，濒临崩溃。克格勃虽然搞政变不成，但却对古巴经济了如指掌，克格勃驻古巴负责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只要把从巴库运往古巴的石油延迟3个星期发货，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
不久，苏联突然中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卡斯特罗兄弟清楚地知道没有原油，古巴经济即将面临崩溃，一些糖厂不得不停产。不久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从中国到智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给予谴责，卡斯特罗却出人意料地在广播电台中发表长篇演说，为苏联侵略行径叫好，这一表态使莫斯科恢复了对他的信任。苏联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两国达成了秘密交易，苏联允诺以比国际市场更优惠的价格恢复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并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收购古巴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蔗糖。作为交换，苏联要求古巴永久停止对苏联的批评，并接受至少5000名苏联专家对古巴的各行各业进行监督指导，而且古巴情报局要完全置于克格勃管辖之下。
1968年以后，古巴情报机关的大权逐渐由苏联掌握，重大情报活动计划均需苏联认可。古巴情报局一把手的办公室旁边就设有克格勃总顾问的办公室，克格勃控制着古巴情报局一切通信系统和作战行动，还撤换掉了对苏联不友好的原局长，换上了更听话的局长。克格勃为古巴情报局提供资金并训练人员，古巴则充当克格勃的打手。从此，苏联出钱、古巴出力，苏联指挥、古巴表演。按照克格勃的旨意，古巴还裁减了多余的陆军，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古巴情报局在非洲和拉美的秘密行动。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苏联认识到，因为自身实力有限，地理位置相距遥远，而且对拉美缺乏传统联系与了解，西方在拉美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在拉美要挑战西方的统治地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并冒极大外交风险。因此，克格勃在拉美满足于保护好古巴这块根据地，只是在暗中支持一些秘密活动。克格勃最看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桑地诺阵线则非常希望能以古巴革命为榜样，推翻亲美、腐败的索摩查家族政权。
1957年，尼加拉瓜未来革命领袖卡洛斯·丰塞卡以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节，这是一个克格勃暗中支持的世界性左翼活动。1961年，以武装斗争推翻索摩查政权为宗旨的桑地诺阵线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成立，丰塞卡是其核心领导人。从这年起，桑地诺阵线发起了漫长的游击战。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按照古巴情报局和克格勃的建议，桑地诺阵线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战略，默默积累实力，在尼加拉瓜中北部山区农村训练一支精干的游击武装，同时在大学生、城市贫民中吸取支持者，在城市中悄悄发展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秘密网络。1978年9月，桑地诺阵线同时对全国5座城市发起袭击。随后索摩查军队虽然成功地从城市里击退了桑地诺阵线游击队，但全国性武装斗争已经开展起来。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人加入游击队，克格勃通过古巴转手运来大批武器，索摩查政权却因人权纪录糟糕，而遭到当时奉行“人权外交”的美国卡特政府制裁，众叛亲离。次年5月底，桑地诺阵线发起了最后的攻势。7月，索摩查家族仓皇逃亡美国，桑地诺阵线在首都马那瓜成功夺取政权。
尼加拉瓜革命使克格勃在拉美成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克格勃一改以往由古巴出面的惯例，亲自从幕后走到台前，派去70人的顾问团队，帮助尼加拉瓜成立情报学校。作为回报，尼加拉瓜为克格勃提供了4个电子侦察基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还使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反政府武装深受鼓舞，中美洲一系列右翼独裁军政府都出现不稳迹象，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触即发。
桑地诺阵线夺取政权，引起中美洲众多军事独裁政权的仇恨，特别是尼加拉瓜的邻国洪都拉斯，由收容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所组成的反共游击队，不断对尼加拉瓜发动游击战，美国也多次在中美洲诸国开展大型军事演习，展开武力恫吓。克格勃和古巴则针锋相对，加紧支援各国反政府武装和颠覆势力。1983年还一度在格林纳达开辟了新战场，中美洲局势越发动荡。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因为经济困难，逐步削减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支持，局势才逐渐缓和下来。1987年中美洲五国达成和平协议，约定各自与反政府武装停火，保证不支持对邻国的颠覆活动。
参与南也门内斗
类似黑非洲，中东因长期是英法势力范围，苏联一直找不到渗透的突破口。直到1956年苏伊士战争和1958年伊拉克政变，苏联才逮住机会打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充当军事和“技术”顾问，以军事、经济援助和派遣顾问的方式，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使之奉行对苏联有利的政策。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开始大搞颠覆活动，比如煽动埃及总理萨布里反对纳赛尔、1974年策划针对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未遂政变等，但克格勃在该地区策划的几次秘密行动均遭失败，引起了各国对克格勃的警惕，因此苏联在与中东亲苏国家打交道时，由国防部和外交部主导了该地区的活动。 只有在阿拉伯世界唯一标榜信奉马列主义的南也门（全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克格勃还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这里却存在另一种尴尬。南也门执政党“民族阵线”内斗严重，总统鲁巴伊不太听莫斯科的话，被认为“推进社会主义缺乏热心”，和极端亲苏的总书记伊斯梅尔严重不合，鲁巴伊和当时北也门的总统加什米都上了克格勃的暗杀黑名单。克格勃和伊斯梅尔共同策划了暗杀阴谋，伊斯梅尔派人以鲁巴伊总统特使的名义访问北也门，讨论给两国紧张局势降温的问题，特使的公文包里被安放了炸弹，当北也门总统加什米会见特使时，两人见面坐下后两分钟，公文包中的定时炸弹就发生爆炸。特使和加什米总统都被炸死。事发后，北也门发表声明谴责南也门，两国局势更加紧张，南也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伊斯梅尔则嫁祸于毫不知情的鲁巴伊，逼迫其辞职。鲁巴伊拒绝背黑锅，两人矛盾激化。伊斯梅尔早有准备，趁机发动政变，调动坦克、装甲车和空军进攻总统府，忠于总统的卫队在总统府进行了长达16个小时的抵抗，最终鲁巴伊战败被俘，被戴上杀害加什米的帽子后，和两个主要助手被就地枪决。但伊斯梅尔掌权时间也不长，1980年，伊斯梅尔被宣布因“健康原因”而解职，接替他的是更年轻更狂热的领导人阿里·穆罕默德。
克格勃在南也门首都亚丁驻有庞大的间谍机构，但因为南也门领导层大多残忍且冲动，充满了不可预知性，因此克格勃在这里多年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也门执政党内部的阴谋和派系斗争，想要控制其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1986年，阿里·穆罕默德总统下令总统卫队冲进内阁办公大厅，用冲锋枪将正在开会的反对派政治局委员全部枪杀。严重的内讧极大削弱了南也门的力量，当苏联逐步削减对南也门的支持后，南也门政权维持不下去了，1990年南、北也门通过和平协议完成统一。
暗杀阿富汗总统阿明
冷战后期，克格勃特别行动部门的力量增长迅猛。1974年，安德罗波夫亲自下令成立克格勃特种部队，计划用于海外秘密行动。克格勃特种部队的首次重大任务就是暗杀阿富汗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1953年，阿富汗巴克拉宰王朝的末代国王查希尔的堂兄弟达乌德亲王就任首相，达乌德因思想上亲苏而被称为“红色亲王”。1973年，在克格勃的怂恿下，达乌德发动政变赶跑了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自任总统。
1977年，在苏联的支持下，由努尔·塔拉基、哈菲祖拉·阿明、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领导的3个亲苏政治组织合并，宣告组成阿富汗人民党。次年4月，克格勃暗中支持下的人民党亲苏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达乌德本人和全家30口人在政变中全部被杀。
阿富汗人民党执政以后，以全盘苏式意识形态为向导，在一个地方部落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狂热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和宗教政策，各地爆发了打着伊斯兰教圣战旗号的叛乱，不断有苏联专家、顾问、政府官员和政府军被杀。阿富汗的混乱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和警觉。同时，人民党内部斗争激烈，极端亲苏的塔拉基出任总统，但野心勃勃的阿明觊觎着总统宝座。数学教师出身的阿明性格残忍，于1979年9月发动政变，杀死了塔拉基后自立为总统，这次政变让莫斯科非常震惊。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入膏肓，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制定权慢慢地转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三人手中，政治局开会时，这三人常常抱团做出决策并形成文件，事后再报老眼昏花的勃列日涅夫批准后转发其他政治局委员圈阅。克格勃经常将夸大的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情报提交到政治局，这有助于军事部门争取到更多预算。苏联就这样在老人政治中浑浑噩噩地迈向阿富汗的未知深渊中。
安德罗波夫怀疑阿明企图终结阿富汗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倒向美国，克格勃下级特务就投其所好，炮制了子虚乌有的报告，说阿明正在暗中和中情局秘密勾结，还编造说“一队美国专家正经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阿富汗去会见阿明”。这类捕风捉影的情报促使安德罗波夫下决心除掉阿明。安德罗波夫对暗杀行动一向非常谨慎，但错估了阿富汗局势。经过仔细权衡后，他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已经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只能采取非常措施。
1979年11月下旬，阿明要求苏联撤换驻阿大使普扎诺夫，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确信苏联必须出兵干涉阿富汗并肉体消灭阿明。作为大规模入侵计划的一部分，暗杀阿明的计划代号为“玛瑙行动”。12月8日，勃列日涅夫正式批准了入侵计划。克格勃一手策划了全局，对阿明有好感的苏军顾问被提前撤换，驻阿富汗大使、苏军军事情报机关驻阿富汗负责人对即将开始的行动一无所知。
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负责秘密行动的S局局长基尔皮琴科和处长克拉索夫斯基秘密飞往喀布尔，监督除掉阿明的行动。“玛瑙行动”由克拉索夫斯基的副手拉扎连科具体负责实施。12月25日，阿富汗当地时间下午3点，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苏联精心实施的掩护计划使阿明上当受骗，他认为苏军是来为他提供“友好援助”、镇压地方叛乱的，浑然不觉死期已近。12月27日，克格勃的阿尔法特种部队700余人身穿阿富汗军服，乘坐挂着阿富汗牌照的军车，对阿明的总统府“人民宫”发起攻击。
但是出乎克格勃预料的是，阿明的总统府卫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米特罗欣档案》一书中提到，在占领人民宫和打死阿明前，参战的克格勃部队就有百余人被打死，其中包括突击队头头格里高利·博亚里诺夫上校，另有说法认为他死于己方火力误伤。克格勃在此次行动中下达了“不留活口”的命令，在场的阿富汗人被全部打死，包括阿明本人及其妻子、7个孩子、一个侄子。另有说法认为，此次事件中大约有10名克格勃特种部队成员死亡。
按照惯例，克格勃总部事后会展示镶在黑框中的阵亡军官照片，但这一次克格勃折损的人太多，安德罗波夫亲自下令此次不许挂照片，只是表彰了部分幸存者。
阿明死后，苏军不久就在阿富汗陷入全面游击战，阿富汗战争打了8年多，最终有1/3的人口被战火赶进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营，但苏联对阿富汗的游击队还是无可奈何。阿富汗成为让苏联这个巨人不断失血直到死亡的致命溃疡。 1965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曾告诉他的一名手下，将来与美国竞争的重心不在欧洲，而是非洲和拉美。然而到1980年秋，安德罗波夫无奈地说：“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一些苏联理论家指出，像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尼加拉瓜甚至古巴这样的附庸国，都是耗费苏联资源的经济灾区。苏联以克格勃为先锋，在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最终伤及了自身。
普京的克格勃岁月
文/李思达
1989年年末，东德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自柏林墙倒塌之后，整个民主德国社会剧烈动荡，德国统一社会党已经失去对各地的控制，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德累斯顿也不例外，大街上已经出现了针对当地苏联驻军的标语——“占领军滚出去”，局势日益紧张。
12月6日，紧张的局势终于引起了骚乱。抗议示威的民众冲击了当地安全机关的办公大楼，荷枪实弹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一面阻止群众，一面开始焚烧秘密档案，局面变得紧张而混乱。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数百名抗议者冲进大楼，民众开始欢呼，气氛更加高涨。这时，有人提议：“现在让我们去冲击俄国人的克格勃办公室吧，它离这儿并不远！”
虽然从没有人公开说起，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距离当地国家安全局不到100米的那座两层小楼，就是克格勃的派驻机构。一群人呼啸着向那里扑去，当他们冲到门口时，一名身着克格勃军装的男人站在门口拦住了他们。这名军人大声地告诉他们，这是苏联军事机构驻地，不容侵犯。有人大声质问，既然是苏联军事机构，为什么进出院子的车都挂着东德牌照？这名军人回答：“根据有关协议，苏方有权使用东德的汽车牌照！”又有人直接质问这名军人为什么德语说得这么好？对方回答说：“因为我是一名翻译。”正当人们还想进一步质问的时候，这名军人严肃并且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们已经获得授权，对擅自闯入者可以开枪。一时间，克格勃军人和躁动的人群僵持住了，双方对峙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直到当地驻扎的苏军赶来才驱散了人群。由于这名军人的勇敢和智慧，保住了当地克格勃机构里面诸多重要机密文件。当时许多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已经断定这名军官不简单，日后必定大有所为——但可能他们没有想到这名军官能走那么远，一直做到俄罗斯总统，成为第二名出身克格勃的俄罗斯统治者。是的，当年这位孤身冒险的克格勃军官，就是如今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
从小就有成为克格勃的梦想
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巴斯科夫街的一个院子里。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1岁，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是两个哥哥都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因为德军的围困而夭折。
作为一名老苏维埃人，普京的父亲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还在那场战争中受过伤，当时服役的就是内务部部队。从这个角度来说，普京家族算得上是克格勃世家了。也许是父亲曾当过军人的缘故，普京从小就受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对情报系统的故事也有所接触。不过，对德语的偏好则可能是天性，他上高中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德语的兴趣，甚至还用德语做其他科目的笔记。
小时候的普京曾经有过很多梦想，想过当水手或飞行员。不过到16岁的时候，他已经坚定地想要加入克格勃了。除了家庭因素之外，让他做出这个终身决定的是一部电视剧。当时，根据瓦吉姆·柯热夫尼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4集苏联电视连续剧《剑与盾》正热播。这部电视剧描写的是苏联情报人员与德国纳粹斗智斗勇的故事。此剧在苏联一经播出就成为当时的热播节目。片中英勇无畏的苏联情报人员给许多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对成为情报人员充满了向往，在这些追星族中就有年轻的普京。不过，可能只有普京把这种事情当了真：还在上九年级的他居然跑到列宁格勒的克格勃办事处要求加入克格勃！对于这种找上门来的小伙子，克格勃当然不会接受，只是很客气地告诉他，原则上情报机关从来不接受直接找上门来的人，克格勃只招收大学生和复员军人。当不死心的普京追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时，得到的答复是：“最好是法律系毕业生。”
梦想变成现实，被
克格勃招募
1970年，普京高中毕业，考入了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开始了5年的大学生涯，由此向梦想迈出了第一步。但大学时代的普京看上去似乎很普通，除了一直在练习的柔道和一些其他体育运动外，他几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甚至连共青团都没加入。
虽然普京是听从克格勃人员的建议才考入大学法律系的，但仔细想想，这会不会是当年办事人员的敷衍之词？像克格勃这种庞大而神秘的机关，他们真的还记得当年那个小毛头吗？由于在大学期间一直没有得到克格勃的回应，普京逐渐失去了信心，在高年级面临就业压力时，他开始现实地考虑是否要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检察官之类的。然而，是金子就会发光，机关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棵好苗子的。事实上，普京当年给克格勃机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关注这位苏维埃的大好青年。就在普京上大四的某一天，学校突然通知他去一间教室接受面试。虽然学校和来人都没有告诉他是谁要面试他，但普京立刻意识到，他梦寐以求的组织来和他接头了！
当时，在苏联名校中秘密招募优秀大学生是克格勃的一种惯例，而且当时招募的还不止普京一人，同期招募的还有帕特鲁谢夫——后来成为普京的左膀右臂，在普京出任总理之后还担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普京加入了克格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加入苏共（至今他也没有宣布退出苏共）。在毕业之后他又接受了长达6个月的培训，第一个任务就是被分配到列宁格勒的反间谍处，负责跟踪和监视克格勃认为有价值的目标。毫无疑问，此时的青年普京是怀着一颗真诚之心来从事这份工作的。
但即便如此，经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普京，还是和一些老特工人员有所不同。普京刚参加克格勃工作时，曾经和一些老特工人员讨论某项工作计划。一位老特工人员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而普京则天真地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法。这名老特工人员当时就愣住了，困惑不解地问普京到底不符合什么法律？普京就只好引用法律条文，指出这个计划的不合法之处。但当他说完之后，这位老特工人员就像听天书一样，带着几分讥讽的笑容对这个新人说：“我们有上级指示，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同志。” “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虽然和老人们有着各种观念上的冲突，但普京的工作能力还是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在1984年，也就是他加入克格勃的第九个年头，普京因为工作优异被送到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进修。这所克格勃进修院校是专门为培养对外情报官员设立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模仿世界各地而建成的“风情街”：根据学员需要派驻的国家，克格勃花大价钱建筑了模拟各种派驻国的街区，让人身临其境，迅速熟悉当地环境。就这样，普京在红旗学院接受了一年的德语强化培训，为派驻到德国做准备。
实际上，普京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派驻到民主德国工作，因为这是华约成员国，所以进修完成之后就能立即出发；而另一个选择则是被派驻到北约成员国联邦德国，但前提是需要去卢比扬卡的第一总管理局第四处坐一年到三年的办公室，而这显然是一种进一步考察和防范的手段。为了尽快建功立业，普京决定不用等待立即去东德。
在冷战时代，东德是北约和华约对峙的最前线。因此所有派驻两德的克格勃军官都要听从第一总管理局负责人弗拉基米尔·谢洛库夫的指挥，普京也不例外。当时他主要负责收集北约的情报，并在第一时间发回莫斯科。在东德时，普京的公开身份是莱比锡的“苏德友谊之家”主任，但他更多时间是待在克格勃的德累斯顿办事处，顺便监视驻德苏军。另外，由于德累斯顿的办事处和当地安全机关驻地很近，两个机关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相互交流。
除此之外，普京的另一项任务是以德累斯顿为据点，发展当地官员和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线人。据说，他负责实施了一个代号为“日出”的行动，目的是在德国建立一个间谍网，专门负责搜集经济或科技情报。虽然这份计划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但据德国情报机构分析认为，这个“日出”计划可能运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在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后还在持续工作。
在“日出”计划之外，普京还负责管理一家高级酒店“贝琉”——因为这家位于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本身是克格勃的重要基地。这座三层楼传统德式建筑位于易北河畔，由于风光绮丽，是许多外国游客首选的下榻之地。但让这些游客完全想不到的是，酒店中全是克格勃人员，每当具有情报价值的西方游客入住时，普京就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位游客的身份、背景，根据其情报价值做出相应的安排。
当年的普京也曾犯过大错
由于克格勃工作的性质，普京在东德的具体活动细节，至今都没有怎么曝光，外界只能通过一些侧面渠道加以了解。据英国《泰晤士报》爆料，一名前东德的刑事警察督查官从1985年开始就作为普京在当地的线人，直到冷战结束。而这名前线人爆料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普京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刚从间谍学校毕业出来的新手：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但是对如何在国外开展实际工作却毫无经验，不得不由这位线人向他详细介绍在东德工作时应注意的事项。
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对方如此谆谆教导，普京还是犯了大错：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居然没有按约定准时前往某地接头。这种严重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行为大大激怒了线人，他甚至不顾上下级身份直接警告普京：“忘记与你负责的特工接头就等于危及对方安全，如果你不能克服这些不良习惯，那么我就立即不干了。”好在普京倒是擅长学习，在此之后再也没有犯过错误，而且像德国人一样开始守时了。
据这位前特工透露，克格勃在当地有10栋房子作为“安全屋”，以便他们会面。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这名特工会连拨3次普京的电话但不说话，接到这个信号之后，普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往接头地点。如果情况不方便见面，那么他们俩就会通过死信箱或者是易北河边的一个接头点进行联络。这个接头点位于一条小路上，这位特工会以慢跑的方式经过，将加密电文放在烟盒或者是压扁的啤酒罐中供普京取走。有时甚至会把一些重要情报事先封存在水泥块中，扔在接头处，只有前来接头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水泥块，取走打碎得到情报。
不过，这位前特工对普京也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在他眼中，普京可以说是一个天生情报工作人：几乎不怎么喝酒，也不吸烟，不贪财，也不好色，而且总是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将秘密藏在心底。他唯一一次见到普京吐露感情，还是在1990年苏东局势变化，普京不得不奉调回国之时。普京在嘱咐这位特工消除一切痕迹之后，忍不住向这位长期合作的下属吐露了心声。据说当时普京含着眼泪，动情地告诉这位特工说自己不想返回俄罗斯，因为他担心回国之后局势变幻莫测，而他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德国的生活，也觉得这位下属已是自己的亲人。
此时正是苏联走向崩溃之际，虽然苏军在东德领土还要待上一段时间，但是克格勃和普京都已经失去了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可能性，只能撤回本国。因此，普京对于前途倍感焦虑，忍不住在下属面前吐露真情。不过，恐怕没人能想到，这名迷茫和伤感的克格勃军官，已经被命运选中，在未来将由他带领俄罗斯继续走下去。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
2016年第11期〕
为信仰工作的间谍
文/黄金生
194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破译了1944-1945年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同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通过这份密码，他们发现，在英国驻美使馆中藏着一名苏联间谍，代号为“霍默”。
“霍默”神通广大，而且隐藏得很深，能读到丘吉尔和杜鲁门之间的来往电报，然后将这些内容报告给莫斯科。据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开始立案调查这个神秘的“霍默”。
随着调查的深入，“霍默”的身份逐渐清晰起来，他就是1944-1945年任英国驻美使馆一等秘书的唐纳德·麦克林。1951年5月，英国军情六处、军情五处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提请时任外交大臣莫里森批准对麦克林的审查。但是，就在莫里森签署批准审查文件的当晚，麦克林却神秘地失踪了，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当时英国副外长秘书盖伊·伯吉斯。直到1956年他们才在莫斯科露面。
两人的神秘失踪让英国情报机构震惊不已。这说明，情报机构里不仅还有“内鬼”，而且其身份和地位相当不一般。英国情报机构开始逐一排查，他们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秘书，从事协调英美两国谍报机构工作的哈罗德·金·菲尔比。他被召回伦敦，接受审查。但菲尔比一口咬定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当时调查方也没有抓到他什么把柄。相反，还有许多人为他开脱。连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向议会称：“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菲尔比先生曾在什么时候背叛过我们的国家……”菲尔比因此过关，但也就此离开了军情六处。案件就这样告一段落，多数英国人都认为菲尔比只不过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替罪羊”。1956年，在两位朋友的帮助下，菲尔比又以记者身份到贝鲁特为军情六处开展情报活动。
1963年1月23日，在伦敦的菲尔比按原计划在晚上携妻子一起前往黎巴嫩驻英国大使馆出席一个招待会。这天下午，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突然接到菲尔比打来的电话，菲尔比以平静的语调告诉她，他要到邮局发报，让她先走一步。接下来，菲尔比就玩起了失踪。与此同时，英国的情报机构从一位叛逃的苏联间谍那儿得到消息，菲尔比长期为苏联提供绝密情报。直到6月初，军情六处才发现菲尔比已身在莫斯科。7月30日，苏联《消息报》宣布苏政府向菲尔比提供政治庇护。这一消息引起了西方的巨大震动，人们这才发现，麦克林、伯吉斯和菲尔比这三位剑桥大学高才生，竟然早已被克格勃招募。
1934年6月，麦克林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毕业。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外交部的大门，成了英国外交机构的新成员。
伯吉斯离开剑桥后，先是在BBC广播电台工作，1938年又成功打入英国情报机构，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处）的副处长。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还成功地把菲尔比调入英国的情报机构。
接受佛朗哥颁发的十字勋章
菲尔比堪称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1912年1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父亲是英国伯爵，也是一位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尽管出身富贵，他却极富反叛精神，对贵族阶层的弊端深恶痛绝，他曾因聚集同学对抗英国公学的僵化体制而名噪一时。1929年，在考入剑桥大学之后不久，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被克格勃招募，而负责招募他的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奥多尔·马雷，其肖像也因此挂在了克格勃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上。
菲尔比接到的第一项情报任务就是以记者身份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1937年2月，菲尔比前往西班牙，其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记者，秘密搜集法西斯战备情报。
第一次的情报工作就差点让菲尔比“出师未捷身先死”。由于缺乏保密意识，他有时会把写有密码和联系地址的纸片放在衣兜里。就是这个疏忽，险些要了他的命。
一天深夜，住在旅馆中的菲尔比突然听到敲门声。他刚将房门打开，两名佛朗哥下属的国民警卫队员猛地闯了进来，将他押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菲尔比首先意识到自己衣兜里有张写有秘密的纸片，但此刻没有办法处理了。在回忆录中，他写到当时的惊魂一刻：“我先掏出一张无用的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一头。正如我所料，那三个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写有秘密的纸片，揉皱之后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了。”
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菲尔比逃过了一劫，不过这次事件也提醒他，情报工作需要慎之又慎。
1939年，二战爆发后，菲尔比突然辞去《泰晤士报》记者一职。原来，苏联情报机构正在给他寻找新的机会。这时他的剑桥同学伯吉斯给他推荐了一个新的职业——英国军情六处特工。在这里，他向苏联提供了英国人破译了德国恩格玛机密码等情报，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情报给苏军帮了大忙。正是因为有这些关键情报的支持，在库尔斯克大会战中，苏联一举改写战场形势，此役使纳粹德国最终丧失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此后德军再也没有能力在东线发起有威胁的攻势。
“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1944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取胜已成定局。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战后最大的敌人将是苏联，于是命令秘密情报局成立一个反苏、反共的专门科室。很快，菲尔比被任命为该科科长。这位长期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英国人，居然当上了英国专门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战后的土耳其由于处在西欧和苏联的边缘地带，成了获取苏联情报的重要窗口。1945年5月，菲尔比接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的一个电话，局长告诉他，苏联特工沃尔科夫叛逃到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此人掌握着大量潜伏在西方的苏联间谍名单。沃尔科夫叛逃后，他告诉英国驻土耳其领事说，在二战期间苏联的主要间谍中，有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还有7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其中一人在伦敦反间谍部门担任头目，因为知道许多密码已经被破译，沃尔科夫坚决反对通过无线电与伦敦联系，而是要面见信使当面报告。因此，局长命菲尔比迅速去土耳其处理此事。 沃尔科夫提到的“反间谍组织中的领导”，就是指菲尔比。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时刻。在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就是通过多条苏联情报联络线，设法干掉沃尔科夫。就在菲尔比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前两天，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已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两名特务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菲尔比给局长报告，说沃尔科夫太爱酗酒而走漏了风声，使苏联人有机可乘，把人抢了回去。这次事件后，菲尔比不仅丝毫没有受到怀疑，反而继续高升：1947年1月，菲尔比成为军情六处土耳其情报站站长。
1949年，菲尔比被派往美国，以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暗地里从事协调英美两国谍报机构的工作。此时的菲尔比已经接近英国情报机关最高层。1949年，英美情报机关拟订了一项派遣人员潜入阿尔巴尼亚搞颠覆活动的计划。菲尔比将这一绝密情报通知给了苏联情报机关。结果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派出的数百名特遣人员一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就中了埋伏，全军覆灭。靠菲尔比送过来的情报，克格勃（时称国家安全部），还破获了英美等国安插在苏联和东欧的大批间谍。
菲尔比在身份暴露后，秘密逃往苏联。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苏联政府将象征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授予了菲尔比，此后他在莫斯科开始了平静的生活。
神秘“第五人”
菲尔比身份暴露的第二年，又一件让英国难堪的事发生了，经一个曾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指认，剑桥毕业生、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1956年被授以爵位的安东尼·布兰特原来也是隐藏在英国的苏联间谍。
1939年，布兰特成功打入军情五处，并晋升为上尉，在那里从事德国密码破译工作。在工作时，他将破译的德军秘密情报一式两份，一份送给上司，另一份则转给苏联情报机构。此外，他还秘密协助暴露身份的伯恩斯、麦克林等逃往苏联。其身份曝光后，许多人为之惋惜。不过，布兰特为此只是丢掉了一些荣誉称号，并未被判刑，还能继续其艺术研究。
当布兰特的身份被公开之后，人们在惊愕之余注意到，这些打入英国权力核心部门、为苏联长期提供情报的间谍们的共性——他们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这时，人们不禁想到了沙俄时期的地下革命组织“五人组”。这种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兴盛一时，1933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化名厄恩斯特·杰里）就在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上公开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承认剑桥“五人组”的存在，并提到他们不仅在公开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虽然“五人组”并不是只有5个人的政治组织，俄国的“五人组”多为10-30人不等，但是，人们都坚信，除伯吉斯、麦克林、菲尔比、布兰特4人之外，一定还有第五人，于是有了情报界“剑桥五杰”的说法。因为“第五人”的身份迟迟没有暴露，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在20世纪80年代初，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到“第五人”，但始终未果。
直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首次予以披露。他就是约翰·凯恩克罗斯，两人甚至连相识的机会都没有。凯恩克罗斯在剑桥毕业不到10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虽然有关他的情况知之不多，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曾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评价凯恩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凯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剑桥一夜之间换了模样”
这些剑桥的青年精英何以心甘情愿冒险为克格勃服务呢？这当然有苏联情报机构渗透的功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苏联的向往。
在德国“国会纵火案”之后，纳粹分子将其嫁祸于共产党，为此共产国际的宣传者，德国人维利·明岑贝格在巴黎建立了“无辜者俱乐部”即“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借助揭露希特勒的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真相，配合共产国际来招募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反法西斯者。
当时英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五杰”之一的安东尼·布兰特后来回忆：“1933年秋，马克思主义突然之间传遍剑桥，一夜之间剑桥似乎换了一副模样。”
柏林，还是莫斯科“剑桥五杰”的主要招募地之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化名厄恩斯特·杰里的罗斯托夫斯基在1934年3月出版了“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的书——《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他认为，“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也就是说，没有中间道路，在人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
“剑桥五杰”把为苏联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在1979年（当时身份已被揭露）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时说：“30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了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堡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五人组”的组织者，盖伊·伯吉斯对杰里的理论深信不疑，1932年之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剑桥五杰”中的安东尼·布兰特和唐纳德·麦克林都是在他的吸引下加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秘密小组的。
“维诺纳”计划
“剑桥五杰”的相继暴露使克格勃损失惨重。这既说明英美在大量情报被泄露后加强了侦破工作，也暴露了克格勃在保密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英美两国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就开始联合实施“维诺纳”计划，对1945-1948年间截获的约3000份苏联情报和其他机密电报进行分析和破译。随着计划的进展，莫斯科最担心的事终于一件件地发生了，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而惨烈的后果，“剑桥五杰”等苏联间谍的噩运开始了。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从而提前实现了苏联对西方的“反威慑计划”，但也引起美国人对苏联人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怀疑和追查。与此同时，在被破译的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提到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克斯，另外，还提到这个苏联间谍有条件接触机密的核试验的资料。经过审讯，福克斯交代了自己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1952年4月，福克斯以间谍罪被判处监禁14年。
美国人在追查苏联原子间谍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朱利乌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的可疑行为，虽然罗森堡夫妇被捕后自始至终都坚决否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但仍然被判处死刑。
“剑桥五杰”以及冒着生命危险为苏联提供原子弹情报的这些间谍们，都是出身殷实或贵族家庭的青年精英，他们为克格勃工作并不是为了金钱或者利益，而是由于信仰共产主义思想而被招募。哈米曾在《间谍：让人感慨万千的名词》一文中这样造句：向间谍致敬——向有信仰的间谍致敬——向坚持有益于人类的信仰的间谍致敬。所以，这些只为信仰而工作的间谍们值得人们向其致敬。
世界最大情报机构
是怎样运作的
文/郭晔旻
“只有那些准备发动战争和进行侵略的人才需要间谍活动。苏联酷爱和平，从未打算进攻任何人。因此，它也无意从事间谍活动。”1962年6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的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赫鲁晓夫是以何种心情写下上面这段话的，不过，他对自己的这番话一定会忍俊不禁。因为他的声明与他所了解的现实情况，实在格格不入。当时的克格勃约有3万个全职特工人员在国外进行活动，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无孔不入，搜集别国科学、工业和军事上的发明，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甚至西方各大城市每日商品价格的涨跌，他们都搜集得一清二楚。至于刺探外国的机密，更是他们活动的重要方面。英国情报机构MI5干脆在一本告诫访苏的外交官和商人的手册中，把克格勃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1962年6月13日，美国国务院曾有过一份不寻常的报告书，是由国务院向参议院提出的。其中指出，当时克格勃特工机关大约有30万人员。文件还称从1952年至1960年在西德被捕的苏联间谍，就达到“约1.83万人”。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因为爆出了“U-2飞机事件”，才特意公开苏联谍报机关的这些数字，以掩饰“U-2事件”造成的难堪局面。不管怎样，这些数字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有趣的是，就在此前不久，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还在1961年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声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规模“实际上已经缩小了”。他说这话时微微一笑，既没有说明当时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也没有说明从多少缩小到多少。这句话其实意味着：克格勃扩大得还不够。
在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克格勃愈发膨胀起来。在主席之下，有6个副主席，组成克格勃中央书记处。统管4个主要的管理局、7个独立管理局和6个独立部。在总部工作的行政人员就达8000人。
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第一管理局”，它是克格勃机构中专门负责对外间谍活动的部门。实际上，它的简称就是“对外谍报局”。作为克格勃间谍活动的策划指挥部门，“对外谍报局”设有书记处和党委会，领导3个局、2个处、2个特别部和16个部门。3个局分别是“非法活动局”“科学技术局”和“设计分析局”。其中“科学技术局”颇有特色，它的目标是监视苏联境外的一切有关核、导弹、集成电路、空间和技术方面的进展情况，规模庞大，在苏联国内影响很大，所有科学机构和委员会中都有它的代表，同时它还控制着全国的科学家。
“第一管理局”有10个处负责向全世界渗透。苏联把情报看得至关重要。在第一总局的领导下有一个情报处，负责向最高统治集团转达苏联秘密活动的成果。克格勃对情报的垄断甚至为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的思想政治倾向有目的地利用情报开辟了道路。不能说委员会的领导在用虚假的情报蒙蔽克里姆林宫，它只不过提供了它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情报罢了。
防不胜防的窃听
当然，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间早就在互相从事间谍活动，但这并不都是怀有恶意或具有进攻性质的，间谍活动获得的情报不仅是为了进攻别国，也用于防止对方的突然袭击和侵略以保卫本国。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无线电侦察的活动领域开始大幅拓展。超短波和超高频信号的侦收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从外国无线电电子设备截获情报的无线电侦察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1961年初，克格勃在呈报赫鲁晓夫的年度报告中指出，1960年破译了51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发出的20.9万份外交电报，其中有约13.32万份被呈报给了中央委员会。到1967年克格勃已经可以破译72个国家所使用的152种密码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外谍报局”的所有驻外谍报机构都设立了无线电截收和监测站。这些站每年11月份都要向中心上报年终总结材料。所有这些无线电截收站中，最重要的当属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站点。1975年，它们截获了2600条信息，1976年猛增至7000条，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出席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英法德和南非领导人会晤情况等重要情报，并在截获情报的基础上，向莫斯科发送了800条通报。
由克格勃特工工厂制造、同样性能极高的摄影机隐装在一个普通的打火机里。这个打火机只有一个很细小的容器装石油气，足够一天之用，其他部分则用来隐藏摄影机。
除了摄影机外，窃听器是另一种典型的特工工具。有一种微型麦克风，是克格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使用的窃听工具。它的体积还没有一个火柴盒大，用超短波发射到5英里直径的范围内，特工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用强力的超短波接收机，就能将这些电波录下来，每一句有用的话立即用密码译出，用打字机打出来，再拍摄和制作成微缩胶卷，贴上邮票后，当信件一样寄出，用不了多久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就收到了。 在苏联国内，克格勃使用各种偷听器来对付外国大使馆。自1933年苏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直是克格勃最主要的窃听目标。
1952年美国新任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下令对整个大使馆及自己的住所进行彻底的检查。华盛顿派来的安全专家建议大使在自己的书房念一段过时的外交文件，以便帮助他们发现那些由声音启动的窃听装置。当大使在念文件时，一位安全专家突然开始不停地敲击木制的美国国徽后面的墙壁。但他在墙壁里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是，当他用小木槌敲击这个木制国徽时，成功地发现了藏在其中的一个微型窃听器：这是一个用纯声学原理制成的窃听器，用电子设备是无法检测出来的。这个窃听器把美国大使的每句话都转发给了苏联的窃听者。第二天，凯南大使注意到苏联警卫及在使馆工作的苏联职员脸上都有一种“新的严峻的”表情，“愤怒和敌意气氛是如此浓厚，仿佛都可以用刀切割一般”。
针对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窃听行动，发生在1979年。当时美国人准备重建8层高的使馆大楼。克格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虽然整个建筑施工的过程完全由联邦调查局人员和海军陆战队队员进行24小时监视，克格勃仍然将窃听装置成功地安装到了各种建筑构件上，连混凝土中的加固钢筋都被设计成了天线。当然，美国人不是傻瓜。在新楼建成后，美国人并未急着封顶，而是请来国家安全局的安全技术人员用仪器对其进行检测，结果在该楼敏感位置的混凝土构件中查出了一大批窃听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甚至表示：“美国除了全部拆除驻苏新使馆大楼外，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大楼是由窃听器堆砌而成的。”美方声称，该楼必须整个推倒重建，并向苏方提出索赔。对此克里姆林宫当然矢口否认。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政府才决定停止“掩盖克格勃这一最大的可耻的失败”，向美方公开了全部窃听器的安装位置。
特工之路
克格勃挑选和物色培养对象十分严恪。他们认为这样会事半功倍，避免浪费时间和财力。
通过严格的审查后，克格勃间谍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间谍城”的训练。苏联共有7座间谍城，其地点都是极为隐蔽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们的标记。每一座间谍城都被划分成几个“隔离地带”，每一个地带都是一个国家。在间谍城里，这里的街道、建筑等与真的别无二致。城里居民是克格勃从外国共产党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认为信得过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也与真实国家中的一模一样：不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准讲一句俄语。
在“间谍城”里，克格勃甚至刻意训练自己的间谍利用性进行讹诈勒索。在谍报术语中，利用性引诱目标上钩的男性间谍被称为“乌鸦”，女性间谍被称为“燕子”。他们个个是调情高手，很少有人抵挡得住他（她）们的诱惑。其中，克格勃训练“燕子”的指导思想与训练“乌鸦”的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燕子”要比“乌鸦”在心理上做出更大牺牲，承受更大压力。因此，相对性技巧而言，他们更注重解决“燕子”的心理问题。他们向“燕子”灌输为了祖国的事业而献身的思想：“献身谍报事业，必须学会用肉体作工具。你是为了祖国，为了刺探绝密情报，而不是为了爱情或金钱而奉献自己，因此，你就能比那些追求爱情的女人获得更大的快乐……”
“燕子”的猎物
克格勃训练的“乌鸦”和“燕子”遍布世界各地。制造“超级”录像，然后进行威胁，是他们的典型手法。1962年，克格勃曾经用窃听器探得法国驻苏联武官路易·提波和妻子的关系不好，就派了一批美丽的女特务去包围他，终于使提波中了圈套，被克格勃拍下了“床照”。后来克格勃拿着照片，向提波提出了与克格勃合作的要求，但提波这个倔强的法国人给出的回答却是——回到使馆后用枪把自己的脑袋打了一个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克格勃设置的最重大的圈套之一，是试图把一个有影响力的苏联代理人安插进法国政府最高决策机关，最好是安插在戴高乐将军身边，让他去左右法国政策使之不利于整个西方世界。一时几十个克格勃官员和特工，包括出色的“燕子”，都参与了“围猎”行动。
克格勃的目标是法国驻苏联大使莫里斯·德让。1955年12月，大使携妻子到达莫斯科之后，克格勃就一直监视着他们，把窃听器安装在他们的寓所和大使馆里，记录下他们最不谨慎的话。由苏联外交部安排给大使的司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克格勃情报员，德让夫人的贴身侍女也是这样的人。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克格勃在德让身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不忠于法国的倾向。但他们注意到尽管他已56岁，却仍对女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克格勃看来，这让他容易落入圈套。经过18个月的接触，克格勃特工成功地与德让建立起了“友谊”。
1958年5月，驻巴黎的克格勃特工报告说，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之内，戴高乐几乎肯定要成为法国总理，这就使得克格勃认为他们对付法国大使这一行动突然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是时候打出“燕子”这张王牌了。出场的是“洛拉”。德让很快就落入了克格勃的陷阱，毫无抵抗地拜倒在了洛拉的石榴裙下。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克格勃女特工把法国大使德让引到住所内，两人正在宽衣解带之时，女特工的“丈夫”——一位假扮成地质队员的克格勃特工回来了：“洛拉，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在接连不断的威胁之下，德让以当时情况所能允许的庄严神态穿好自己的衣服就走了。上车后，他一头倒在车子的后座上，双手捂着脸，对司机说了一声：“大使馆。”
克格勃几乎认定在德让身上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只要戴高乐在巴黎一上台，牢牢握有法国大使德让把柄的克格勃就能从投资中得到巨额红利。但事实上，如此巧妙地设计并进行了好多年的这一整套阴谋最后却是功败垂成。这当然不是“燕子”的错，1963年，参与此事的一名克格勃特工叛逃英国，他的揭发，使英国人目瞪口呆。他们马上找来了一个法国反谍报的高级官员。这位法国官员听完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便在万分震惊中飞回巴黎。法国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真相。在巴黎，戴高乐研究了法国情报机构的总结报告之后，把他的老朋友召到办公室来。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眼睛朝下看着自己的大鼻子，用一句话把他打发掉：“好吧，德让，去和女人睡觉！” “红旗插遍非洲”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二战后老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相继崩溃，非洲一时成为势力真空地带，这里变成东、西方冷战地缘断裂带。长期与该地区素无瓜葛的苏联和美国乘虚而入，相继插手这里。
加纳在1957年独立，是黑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曾被认为是黑非洲最有希望的国家，但总统弗朗西斯·恩克鲁玛除了能说会道外治国乏术，政局一片混乱。1962年，在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之后，恩克鲁玛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此前他在非洲推行的一系列冒险主义举动频频受挫，结怨甚广，因此不得不转向苏联寻求支持。
苏联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渗透进黑非洲，并企图以加纳为跳板控制整个黑非洲，因此满口答应了恩克鲁玛。克格勃出面为他组织了一支特别私人卫队，还提供大批武器和资金援助。几百名克格勃涌进加纳，随之而来的还有东德、捷克、波兰和古巴的“顾问”，大部分是情报人员或游击战与破坏行动专家。到1965年，克格勃在加纳建立起了克格勃式的秘密情报局，设在这里的训练营已训练出350名秘密行动骨干干部，其中一半是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学员，这些学员中的一部分人在毕业后成功渗入大部分对象国。但克格勃还没来得及控制住陆军，也低估了自己一手训练的加纳情报部门中本地人对本民族的忠诚度。
1966年2月24日，恩克鲁玛总统刚踏上访问北京的旅途，首都阿克拉就发生了政变。政变部队向总统府发动进攻，经过近10个小时的战斗打败了总统卫队。政变部队冲进总统府后，发现了11名克格勃官员，加纳士兵把这些克格勃带到花园里，排在围墙边就地枪决。这次处决事件鲜为人知，因为苏联不希望外界知道一些克格勃人员曾躲在总统府里遥控操纵加纳的政局，而推翻恩克鲁玛的政变部队则认为没有必要公布此事。随后，加纳新政府整理了恩克鲁玛时期的大批秘密档案，并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调查结果，将加纳多年来成为克格勃在非洲渗透和颠覆活动大本营的事实公之于世。最终，随着恩克鲁玛的垮台，克格勃在非洲的第一次尝试败走麦城，1100多名克格勃和东欧、古巴的特工人员被加纳驱逐出境。
在渗透加纳的同时，克格勃为在非洲开展行动，成立了负责非洲地区的部门，对外叫技术援助局，内部则称为非洲特别事务处，负责在非洲的间谍、颠覆和游击战。并在黑非洲除加纳之外的其他一些地方设立秘密训练营，积极训练非洲当地的游击战和破坏行动骨干。该部门还策划过一些政治暗杀行动。约翰·巴伦曾在《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一书中写道：多哥总统西尔瓦尼·奥林匹欧被克格勃选定为第一个暗杀目标，但克格勃和加纳的行动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奥林匹欧就在1963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本国反对派军人干掉了，这是黑非洲第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事发后曾被全球媒体大肆报道。不久，全世界就对黑非洲令人目不暇接的政变、颠覆、内战之类的新闻熟视无睹了。
克格勃在黑非洲众多国家策划过秘密行动，但大部分效果不佳。1963年，刚果（布）政府发现克格勃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公然支持反政府武装叛乱，于是将苏联使馆100多名工作人员全部驱逐出境，并将此后苏联驻刚果（布）外交人员限定为不超过7人。到1970年，苏联驻刚果（布）使馆人员又悄悄增加到42人，刚果人再次发现克格勃试图渗透本国学生组织、军队、情报系统、外交部和档案部门，又驱逐了一批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人员，并勒令苏联不得再将派驻的外交人员超过7人。
1971年，苏丹发生克格勃幕后操纵的军事政变，但很快被尼迈里总统的执政当局粉碎。随后苏丹政府展开报复，驱逐了苏联和保加利亚大使，并赶走了数百名顶着“技术顾问”头衔的克格勃人员。1976年7月，一批由克格勃训练过的阴谋分子发动武装叛乱，被获得埃及支持的尼迈里总统再次粉碎。次年，苏丹索性将全部苏联顾问赶走，并限制克格勃驻在苏丹活动的主要据点——大使馆内的外交人员人数，还彻底关闭了克格勃的另一个立足点——苏联驻喀土穆文化中心。
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非洲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74年，统治葡萄牙30多年的萨拉查法西斯政权突然崩溃，许多葡属殖民地相继宣布独立。苏联在和美国大谈“缓和”的同时，悄悄准备了一个夺取南部非洲的战略计划，准备以古巴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控制住安哥拉、莫桑比克，将其作为立足点，拉拢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入伙，对当时还奉行白人种族主义的津巴布韦、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形成钳形攻势。
1965—1974年，苏联向整个南部非洲输出的武器价值约300万美元，而1975—1980年，仅向莫桑比克一国就提供了约18亿美元军火，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克格勃也趁机涌入非洲。克格勃在5万多古巴军队和大批古巴特工的配合下，由安哥拉、莫桑比克向四面出击，大力支持南部非洲各国亲苏势力和武装，与美国暗中支持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南非、罗的西亚打得不可开交。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古巴和东欧各国在非洲17个国家有近6万名军事顾问和特工人员，有10个黑非洲国家宣布追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至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俨然实现了“红旗插遍非洲”的梦想。
古巴：克格勃西半球的大本营
拉美在传统上被视为美国的后院，苏联一直对这里鞭长莫及。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苏联获得意外的惊喜——掌权不久后卡斯特罗选择全面倒向苏联，这使克格勃在拉美首次获得立足点，从此古巴成为克格勃在西半球的大本营。
古巴革命后，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第一次设立了独立负责拉美地区的业务部门，克格勃全力帮助古巴组建自己的情报部门保卫新生政权。但一开始，苏联认为卡斯特罗性格乖僻、反复无常，常干一些愚蠢荒唐的事，苏联曾打算用长期流亡苏联、忠诚可靠的老古巴共产党人代替卡斯特罗。但克格勃的政变阴谋到头来却是自食其果，古巴通过克格勃学来的全套苏联政治保卫制度发挥了作用——卡斯特罗和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通过遍布城乡、机关、厂矿的告密网络，准确了解了克格勃企图搞颠覆的计划。1962年，卡斯特罗解除了党内亲苏派的职务，实行大规模驱逐，并勒令苏联驻古巴大使离境。 此时赫鲁晓夫已决定在古巴建立秘密导弹基地，迫切需要卡斯特罗的合作，因此克格勃不得不咽下这服苦药。老资格的克格勃官员、与卡斯特罗私交甚好的希托夫被任命为新任驻古巴大使，苏联还表示愿为刚创建的古巴情报机关提供全套援助。克格勃派出大批官员和捷克情报机关人员一起向古巴传授各种间谍和颠覆活动的技术。这批克格勃教官们不少是“尼奥西斯”，西班牙语“孩子们”，特指西班牙内战后流亡苏联的西共党员后代），他们伪装成古巴人钻进古巴情报局，但古巴毕竟不是东欧，克格勃仍未能完全控制卡斯特罗。
随后几年，莫斯科怏怏不乐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大笔援助挥霍掉，用于荒唐和不切实际的项目与对外冒险行动上。卡斯特罗向拉美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吹嘘，哈瓦那道路比莫斯科宣扬的路线更可取，通向打败美帝和民族独立的钥匙不能去莫斯科而得去哈瓦那找。1966年卡斯特罗甚至一边批评苏联援助北越方面做得不够，一边吹嘘古巴在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斗争，并保证能比苏联更快地奔向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让莫斯科大为光火，除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再次拟定。
但掌管古巴内政和情报的劳尔对克格勃两次打倒卡斯特罗的计划了然于心。1968年初，所谓的35人亲苏反党小集团被揪了出来，卡斯特罗还对他们进行了公开宣判。自从革命胜利以来，苏古关系陷入第二次低潮，濒临崩溃。克格勃虽然搞政变不成，但却对古巴经济了如指掌，克格勃驻古巴负责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只要把从巴库运往古巴的石油延迟3个星期发货，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
不久，苏联突然中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卡斯特罗兄弟清楚地知道没有原油，古巴经济即将面临崩溃，一些糖厂不得不停产。不久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从中国到智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给予谴责，卡斯特罗却出人意料地在广播电台中发表长篇演说，为苏联侵略行径叫好，这一表态使莫斯科恢复了对他的信任。苏联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两国达成了秘密交易，苏联允诺以比国际市场更优惠的价格恢复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并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收购古巴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蔗糖。作为交换，苏联要求古巴永久停止对苏联的批评，并接受至少5000名苏联专家对古巴的各行各业进行监督指导，而且古巴情报局要完全置于克格勃管辖之下。
1968年以后，古巴情报机关的大权逐渐由苏联掌握，重大情报活动计划均需苏联认可。古巴情报局一把手的办公室旁边就设有克格勃总顾问的办公室，克格勃控制着古巴情报局一切通信系统和作战行动，还撤换掉了对苏联不友好的原局长，换上了更听话的局长。克格勃为古巴情报局提供资金并训练人员，古巴则充当克格勃的打手。从此，苏联出钱、古巴出力，苏联指挥、古巴表演。按照克格勃的旨意，古巴还裁减了多余的陆军，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古巴情报局在非洲和拉美的秘密行动。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苏联认识到，因为自身实力有限，地理位置相距遥远，而且对拉美缺乏传统联系与了解，西方在拉美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在拉美要挑战西方的统治地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并冒极大外交风险。因此，克格勃在拉美满足于保护好古巴这块根据地，只是在暗中支持一些秘密活动。克格勃最看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桑地诺阵线则非常希望能以古巴革命为榜样，推翻亲美、腐败的索摩查家族政权。
1957年，尼加拉瓜未来革命领袖卡洛斯·丰塞卡以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节，这是一个克格勃暗中支持的世界性左翼活动。1961年，以武装斗争推翻索摩查政权为宗旨的桑地诺阵线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成立，丰塞卡是其核心领导人。从这年起，桑地诺阵线发起了漫长的游击战。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按照古巴情报局和克格勃的建议，桑地诺阵线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战略，默默积累实力，在尼加拉瓜中北部山区农村训练一支精干的游击武装，同时在大学生、城市贫民中吸取支持者，在城市中悄悄发展同情和支持游击队的秘密网络。1978年9月，桑地诺阵线同时对全国5座城市发起袭击。随后索摩查军队虽然成功地从城市里击退了桑地诺阵线游击队，但全国性武装斗争已经开展起来。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人加入游击队，克格勃通过古巴转手运来大批武器，索摩查政权却因人权纪录糟糕，而遭到当时奉行“人权外交”的美国卡特政府制裁，众叛亲离。次年5月底，桑地诺阵线发起了最后的攻势。7月，索摩查家族仓皇逃亡美国，桑地诺阵线在首都马那瓜成功夺取政权。
尼加拉瓜革命使克格勃在拉美成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克格勃一改以往由古巴出面的惯例，亲自从幕后走到台前，派去70人的顾问团队，帮助尼加拉瓜成立情报学校。作为回报，尼加拉瓜为克格勃提供了4个电子侦察基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还使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反政府武装深受鼓舞，中美洲一系列右翼独裁军政府都出现不稳迹象，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触即发。
桑地诺阵线夺取政权，引起中美洲众多军事独裁政权的仇恨，特别是尼加拉瓜的邻国洪都拉斯，由收容的索摩查政权的遗老遗少所组成的反共游击队，不断对尼加拉瓜发动游击战，美国也多次在中美洲诸国开展大型军事演习，展开武力恫吓。克格勃和古巴则针锋相对，加紧支援各国反政府武装和颠覆势力。1983年还一度在格林纳达开辟了新战场，中美洲局势越发动荡。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因为经济困难，逐步削减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支持，局势才逐渐缓和下来。1987年中美洲五国达成和平协议，约定各自与反政府武装停火，保证不支持对邻国的颠覆活动。
参与南也门内斗
类似黑非洲，中东因长期是英法势力范围，苏联一直找不到渗透的突破口。直到1956年苏伊士战争和1958年伊拉克政变，苏联才逮住机会打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充当军事和“技术”顾问，以军事、经济援助和派遣顾问的方式，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使之奉行对苏联有利的政策。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克格勃开始大搞颠覆活动，比如煽动埃及总理萨布里反对纳赛尔、1974年策划针对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未遂政变等，但克格勃在该地区策划的几次秘密行动均遭失败，引起了各国对克格勃的警惕，因此苏联在与中东亲苏国家打交道时，由国防部和外交部主导了该地区的活动。 只有在阿拉伯世界唯一标榜信奉马列主义的南也门（全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克格勃还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这里却存在另一种尴尬。南也门执政党“民族阵线”内斗严重，总统鲁巴伊不太听莫斯科的话，被认为“推进社会主义缺乏热心”，和极端亲苏的总书记伊斯梅尔严重不合，鲁巴伊和当时北也门的总统加什米都上了克格勃的暗杀黑名单。克格勃和伊斯梅尔共同策划了暗杀阴谋，伊斯梅尔派人以鲁巴伊总统特使的名义访问北也门，讨论给两国紧张局势降温的问题，特使的公文包里被安放了炸弹，当北也门总统加什米会见特使时，两人见面坐下后两分钟，公文包中的定时炸弹就发生爆炸。特使和加什米总统都被炸死。事发后，北也门发表声明谴责南也门，两国局势更加紧张，南也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伊斯梅尔则嫁祸于毫不知情的鲁巴伊，逼迫其辞职。鲁巴伊拒绝背黑锅，两人矛盾激化。伊斯梅尔早有准备，趁机发动政变，调动坦克、装甲车和空军进攻总统府，忠于总统的卫队在总统府进行了长达16个小时的抵抗，最终鲁巴伊战败被俘，被戴上杀害加什米的帽子后，和两个主要助手被就地枪决。但伊斯梅尔掌权时间也不长，1980年，伊斯梅尔被宣布因“健康原因”而解职，接替他的是更年轻更狂热的领导人阿里·穆罕默德。
克格勃在南也门首都亚丁驻有庞大的间谍机构，但因为南也门领导层大多残忍且冲动，充满了不可预知性，因此克格勃在这里多年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也门执政党内部的阴谋和派系斗争，想要控制其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1986年，阿里·穆罕默德总统下令总统卫队冲进内阁办公大厅，用冲锋枪将正在开会的反对派政治局委员全部枪杀。严重的内讧极大削弱了南也门的力量，当苏联逐步削减对南也门的支持后，南也门政权维持不下去了，1990年南、北也门通过和平协议完成统一。
暗杀阿富汗总统阿明
冷战后期，克格勃特别行动部门的力量增长迅猛。1974年，安德罗波夫亲自下令成立克格勃特种部队，计划用于海外秘密行动。克格勃特种部队的首次重大任务就是暗杀阿富汗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1953年，阿富汗巴克拉宰王朝的末代国王查希尔的堂兄弟达乌德亲王就任首相，达乌德因思想上亲苏而被称为“红色亲王”。1973年，在克格勃的怂恿下，达乌德发动政变赶跑了国王，宣布成立共和国并自任总统。
1977年，在苏联的支持下，由努尔·塔拉基、哈菲祖拉·阿明、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领导的3个亲苏政治组织合并，宣告组成阿富汗人民党。次年4月，克格勃暗中支持下的人民党亲苏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达乌德本人和全家30口人在政变中全部被杀。
阿富汗人民党执政以后，以全盘苏式意识形态为向导，在一个地方部落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狂热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和宗教政策，各地爆发了打着伊斯兰教圣战旗号的叛乱，不断有苏联专家、顾问、政府官员和政府军被杀。阿富汗的混乱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满和警觉。同时，人民党内部斗争激烈，极端亲苏的塔拉基出任总统，但野心勃勃的阿明觊觎着总统宝座。数学教师出身的阿明性格残忍，于1979年9月发动政变，杀死了塔拉基后自立为总统，这次政变让莫斯科非常震惊。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入膏肓，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制定权慢慢地转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三人手中，政治局开会时，这三人常常抱团做出决策并形成文件，事后再报老眼昏花的勃列日涅夫批准后转发其他政治局委员圈阅。克格勃经常将夸大的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情报提交到政治局，这有助于军事部门争取到更多预算。苏联就这样在老人政治中浑浑噩噩地迈向阿富汗的未知深渊中。
安德罗波夫怀疑阿明企图终结阿富汗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倒向美国，克格勃下级特务就投其所好，炮制了子虚乌有的报告，说阿明正在暗中和中情局秘密勾结，还编造说“一队美国专家正经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阿富汗去会见阿明”。这类捕风捉影的情报促使安德罗波夫下决心除掉阿明。安德罗波夫对暗杀行动一向非常谨慎，但错估了阿富汗局势。经过仔细权衡后，他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已经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只能采取非常措施。
1979年11月下旬，阿明要求苏联撤换驻阿大使普扎诺夫，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确信苏联必须出兵干涉阿富汗并肉体消灭阿明。作为大规模入侵计划的一部分，暗杀阿明的计划代号为“玛瑙行动”。12月8日，勃列日涅夫正式批准了入侵计划。克格勃一手策划了全局，对阿明有好感的苏军顾问被提前撤换，驻阿富汗大使、苏军军事情报机关驻阿富汗负责人对即将开始的行动一无所知。
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负责秘密行动的S局局长基尔皮琴科和处长克拉索夫斯基秘密飞往喀布尔，监督除掉阿明的行动。“玛瑙行动”由克拉索夫斯基的副手拉扎连科具体负责实施。12月25日，阿富汗当地时间下午3点，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苏联精心实施的掩护计划使阿明上当受骗，他认为苏军是来为他提供“友好援助”、镇压地方叛乱的，浑然不觉死期已近。12月27日，克格勃的阿尔法特种部队700余人身穿阿富汗军服，乘坐挂着阿富汗牌照的军车，对阿明的总统府“人民宫”发起攻击。
但是出乎克格勃预料的是，阿明的总统府卫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米特罗欣档案》一书中提到，在占领人民宫和打死阿明前，参战的克格勃部队就有百余人被打死，其中包括突击队头头格里高利·博亚里诺夫上校，另有说法认为他死于己方火力误伤。克格勃在此次行动中下达了“不留活口”的命令，在场的阿富汗人被全部打死，包括阿明本人及其妻子、7个孩子、一个侄子。另有说法认为，此次事件中大约有10名克格勃特种部队成员死亡。
按照惯例，克格勃总部事后会展示镶在黑框中的阵亡军官照片，但这一次克格勃折损的人太多，安德罗波夫亲自下令此次不许挂照片，只是表彰了部分幸存者。
阿明死后，苏军不久就在阿富汗陷入全面游击战，阿富汗战争打了8年多，最终有1/3的人口被战火赶进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难民营，但苏联对阿富汗的游击队还是无可奈何。阿富汗成为让苏联这个巨人不断失血直到死亡的致命溃疡。 1965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曾告诉他的一名手下，将来与美国竞争的重心不在欧洲，而是非洲和拉美。然而到1980年秋，安德罗波夫无奈地说：“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一些苏联理论家指出，像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尼加拉瓜甚至古巴这样的附庸国，都是耗费苏联资源的经济灾区。苏联以克格勃为先锋，在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最终伤及了自身。
普京的克格勃岁月
文/李思达
1989年年末，东德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自柏林墙倒塌之后，整个民主德国社会剧烈动荡，德国统一社会党已经失去对各地的控制，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德累斯顿也不例外，大街上已经出现了针对当地苏联驻军的标语——“占领军滚出去”，局势日益紧张。
12月6日，紧张的局势终于引起了骚乱。抗议示威的民众冲击了当地安全机关的办公大楼，荷枪实弹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一面阻止群众，一面开始焚烧秘密档案，局面变得紧张而混乱。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数百名抗议者冲进大楼，民众开始欢呼，气氛更加高涨。这时，有人提议：“现在让我们去冲击俄国人的克格勃办公室吧，它离这儿并不远！”
虽然从没有人公开说起，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距离当地国家安全局不到100米的那座两层小楼，就是克格勃的派驻机构。一群人呼啸着向那里扑去，当他们冲到门口时，一名身着克格勃军装的男人站在门口拦住了他们。这名军人大声地告诉他们，这是苏联军事机构驻地，不容侵犯。有人大声质问，既然是苏联军事机构，为什么进出院子的车都挂着东德牌照？这名军人回答：“根据有关协议，苏方有权使用东德的汽车牌照！”又有人直接质问这名军人为什么德语说得这么好？对方回答说：“因为我是一名翻译。”正当人们还想进一步质问的时候，这名军人严肃并且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们已经获得授权，对擅自闯入者可以开枪。一时间，克格勃军人和躁动的人群僵持住了，双方对峙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直到当地驻扎的苏军赶来才驱散了人群。由于这名军人的勇敢和智慧，保住了当地克格勃机构里面诸多重要机密文件。当时许多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已经断定这名军官不简单，日后必定大有所为——但可能他们没有想到这名军官能走那么远，一直做到俄罗斯总统，成为第二名出身克格勃的俄罗斯统治者。是的，当年这位孤身冒险的克格勃军官，就是如今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
从小就有成为克格勃的梦想
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巴斯科夫街的一个院子里。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1岁，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是两个哥哥都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因为德军的围困而夭折。
作为一名老苏维埃人，普京的父亲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还在那场战争中受过伤，当时服役的就是内务部部队。从这个角度来说，普京家族算得上是克格勃世家了。也许是父亲曾当过军人的缘故，普京从小就受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对情报系统的故事也有所接触。不过，对德语的偏好则可能是天性，他上高中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德语的兴趣，甚至还用德语做其他科目的笔记。
小时候的普京曾经有过很多梦想，想过当水手或飞行员。不过到16岁的时候，他已经坚定地想要加入克格勃了。除了家庭因素之外，让他做出这个终身决定的是一部电视剧。当时，根据瓦吉姆·柯热夫尼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4集苏联电视连续剧《剑与盾》正热播。这部电视剧描写的是苏联情报人员与德国纳粹斗智斗勇的故事。此剧在苏联一经播出就成为当时的热播节目。片中英勇无畏的苏联情报人员给许多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对成为情报人员充满了向往，在这些追星族中就有年轻的普京。不过，可能只有普京把这种事情当了真：还在上九年级的他居然跑到列宁格勒的克格勃办事处要求加入克格勃！对于这种找上门来的小伙子，克格勃当然不会接受，只是很客气地告诉他，原则上情报机关从来不接受直接找上门来的人，克格勃只招收大学生和复员军人。当不死心的普京追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时，得到的答复是：“最好是法律系毕业生。”
梦想变成现实，被
克格勃招募
1970年，普京高中毕业，考入了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开始了5年的大学生涯，由此向梦想迈出了第一步。但大学时代的普京看上去似乎很普通，除了一直在练习的柔道和一些其他体育运动外，他几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甚至连共青团都没加入。
虽然普京是听从克格勃人员的建议才考入大学法律系的，但仔细想想，这会不会是当年办事人员的敷衍之词？像克格勃这种庞大而神秘的机关，他们真的还记得当年那个小毛头吗？由于在大学期间一直没有得到克格勃的回应，普京逐渐失去了信心，在高年级面临就业压力时，他开始现实地考虑是否要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检察官之类的。然而，是金子就会发光，机关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棵好苗子的。事实上，普京当年给克格勃机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关注这位苏维埃的大好青年。就在普京上大四的某一天，学校突然通知他去一间教室接受面试。虽然学校和来人都没有告诉他是谁要面试他，但普京立刻意识到，他梦寐以求的组织来和他接头了！
当时，在苏联名校中秘密招募优秀大学生是克格勃的一种惯例，而且当时招募的还不止普京一人，同期招募的还有帕特鲁谢夫——后来成为普京的左膀右臂，在普京出任总理之后还担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普京加入了克格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加入苏共（至今他也没有宣布退出苏共）。在毕业之后他又接受了长达6个月的培训，第一个任务就是被分配到列宁格勒的反间谍处，负责跟踪和监视克格勃认为有价值的目标。毫无疑问，此时的青年普京是怀着一颗真诚之心来从事这份工作的。
但即便如此，经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普京，还是和一些老特工人员有所不同。普京刚参加克格勃工作时，曾经和一些老特工人员讨论某项工作计划。一位老特工人员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而普京则天真地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法。这名老特工人员当时就愣住了，困惑不解地问普京到底不符合什么法律？普京就只好引用法律条文，指出这个计划的不合法之处。但当他说完之后，这位老特工人员就像听天书一样，带着几分讥讽的笑容对这个新人说：“我们有上级指示，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同志。” “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虽然和老人们有着各种观念上的冲突，但普京的工作能力还是得到了上级和同僚的肯定。在1984年，也就是他加入克格勃的第九个年头，普京因为工作优异被送到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进修。这所克格勃进修院校是专门为培养对外情报官员设立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模仿世界各地而建成的“风情街”：根据学员需要派驻的国家，克格勃花大价钱建筑了模拟各种派驻国的街区，让人身临其境，迅速熟悉当地环境。就这样，普京在红旗学院接受了一年的德语强化培训，为派驻到德国做准备。
实际上，普京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派驻到民主德国工作，因为这是华约成员国，所以进修完成之后就能立即出发；而另一个选择则是被派驻到北约成员国联邦德国，但前提是需要去卢比扬卡的第一总管理局第四处坐一年到三年的办公室，而这显然是一种进一步考察和防范的手段。为了尽快建功立业，普京决定不用等待立即去东德。
在冷战时代，东德是北约和华约对峙的最前线。因此所有派驻两德的克格勃军官都要听从第一总管理局负责人弗拉基米尔·谢洛库夫的指挥，普京也不例外。当时他主要负责收集北约的情报，并在第一时间发回莫斯科。在东德时，普京的公开身份是莱比锡的“苏德友谊之家”主任，但他更多时间是待在克格勃的德累斯顿办事处，顺便监视驻德苏军。另外，由于德累斯顿的办事处和当地安全机关驻地很近，两个机关可以很方便地进行相互交流。
除此之外，普京的另一项任务是以德累斯顿为据点，发展当地官员和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线人。据说，他负责实施了一个代号为“日出”的行动，目的是在德国建立一个间谍网，专门负责搜集经济或科技情报。虽然这份计划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但据德国情报机构分析认为，这个“日出”计划可能运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在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后还在持续工作。
在“日出”计划之外，普京还负责管理一家高级酒店“贝琉”——因为这家位于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本身是克格勃的重要基地。这座三层楼传统德式建筑位于易北河畔，由于风光绮丽，是许多外国游客首选的下榻之地。但让这些游客完全想不到的是，酒店中全是克格勃人员，每当具有情报价值的西方游客入住时，普京就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位游客的身份、背景，根据其情报价值做出相应的安排。
当年的普京也曾犯过大错
由于克格勃工作的性质，普京在东德的具体活动细节，至今都没有怎么曝光，外界只能通过一些侧面渠道加以了解。据英国《泰晤士报》爆料，一名前东德的刑事警察督查官从1985年开始就作为普京在当地的线人，直到冷战结束。而这名前线人爆料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普京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刚从间谍学校毕业出来的新手：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但是对如何在国外开展实际工作却毫无经验，不得不由这位线人向他详细介绍在东德工作时应注意的事项。
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对方如此谆谆教导，普京还是犯了大错：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居然没有按约定准时前往某地接头。这种严重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行为大大激怒了线人，他甚至不顾上下级身份直接警告普京：“忘记与你负责的特工接头就等于危及对方安全，如果你不能克服这些不良习惯，那么我就立即不干了。”好在普京倒是擅长学习，在此之后再也没有犯过错误，而且像德国人一样开始守时了。
据这位前特工透露，克格勃在当地有10栋房子作为“安全屋”，以便他们会面。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这名特工会连拨3次普京的电话但不说话，接到这个信号之后，普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往接头地点。如果情况不方便见面，那么他们俩就会通过死信箱或者是易北河边的一个接头点进行联络。这个接头点位于一条小路上，这位特工会以慢跑的方式经过，将加密电文放在烟盒或者是压扁的啤酒罐中供普京取走。有时甚至会把一些重要情报事先封存在水泥块中，扔在接头处，只有前来接头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水泥块，取走打碎得到情报。
不过，这位前特工对普京也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在他眼中，普京可以说是一个天生情报工作人：几乎不怎么喝酒，也不吸烟，不贪财，也不好色，而且总是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将秘密藏在心底。他唯一一次见到普京吐露感情，还是在1990年苏东局势变化，普京不得不奉调回国之时。普京在嘱咐这位特工消除一切痕迹之后，忍不住向这位长期合作的下属吐露了心声。据说当时普京含着眼泪，动情地告诉这位特工说自己不想返回俄罗斯，因为他担心回国之后局势变幻莫测，而他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德国的生活，也觉得这位下属已是自己的亲人。
此时正是苏联走向崩溃之际，虽然苏军在东德领土还要待上一段时间，但是克格勃和普京都已经失去了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可能性，只能撤回本国。因此，普京对于前途倍感焦虑，忍不住在下属面前吐露真情。不过，恐怕没人能想到，这名迷茫和伤感的克格勃军官，已经被命运选中，在未来将由他带领俄罗斯继续走下去。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
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