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族的文身习俗，来源久远。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
　　刺青是在身体上刺以青色的花纹或文字，台湾土著民族中最显著的是北部的泰雅族和苗粟一带的赛夏族，他们男女在成年之时，都要在面上刺青，所以清代时称其为“王字蕃”，面上刺青称为“黯面”，南部的排湾族，在手背上刺青，也为特色。现在山胞已不再刺青，只有老年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的身体上留有刺青的装饰。
　　可见，在泰雅族、赛夏族以及排湾族等族群中，历史上都存在过文身习俗。
　　海南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都是古老而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族群，他们将自己民族的族源，用自身的血肉彩绘出点、线、面的丰富多彩的图案，刻在脸上或身体其他部位而表示出来。我们从文身习俗的历史记载、文身的原始意义以及文身的图案艺术等方面，说明琼、台两地原住民族群族源的一致性。
　　
　　琼、台两族群彩绘人体斑斓图案的历史回顾
　　
　　在2001年10月30日海口市举行的“琼台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周”的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李辉博士发表论文《用Y染色体多态位点对上海原住民的遗传学分析》，论证距今6000年以前，台湾原住民族源于浙江河姆渡一带，即是古骆越族人，与今天的黎族人一样，同是骆越人的后裔。
　　中国典籍中对骆越人及其后裔的文身，多所记载。
　　中国早期典籍所记载的骆越族习惯，涵盖了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或者说，这些记载，至今还能看到残留历史印痕的，也只有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
　　


　　最早记载骆越族文身习俗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赵世家》在论到“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时，引称海南岛上黎族文身，说“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是“瓯越之民”。《索隐》引刘氏的话说：“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这里，当时是以肯定的语气，用文身这种特例来说明，对于“礼服”，不能强求一律，不同的地域，因为“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地域环境所形成的风俗，差异很大，无可厚非，包括文身。
　　东汉时，杨孚在《异物志》中说：“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这段记载，是典籍中第一次将文身的线条体制及所文的身体部位加以描述。可以推断出，在杨孚以前，这种复杂的文身艺术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但杨孚所说的人们文身的生活阶段，则指为出生的时候。这与后来的说法不同。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记载，说朱崖、儋耳二郡（按：当时实指整个海南岛），“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又说：“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
　　宋代以后，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蛮》、赵汝适的《诸番志·海南》和明清两代的载籍，多有记载。
　　台湾少数民族的文身、文面，在中国典籍里，最早记载的是《隋书·东夷传》：“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妇女以墨黥手为虫蛇之纹。”“流求”即指台湾岛。
　　清·郁永河所著《裨海游记》中《番境补遗篇》载：“斗尾龙岸番，伟岸多力，既尽文身，后尽文面，穷奇极怪，状同魔鬼。”
　　清·黄叔著《台海使槎录》卷六中记载：南投县泰雅族妇女，“水沙莲北港女将嫁时，两颐用针针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男不娶”。
　　


　　傅恒编纂的《皇清职贡图》卷三记述：彰化内山生番妇女，“番妇针刺两颐，如网巾纹”。
　　道光二十七年，浙闽总督刘韵珂的《奏勘番地疏》：“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五社生番……男番眉心间，有刺一王字者，画体较粗。而女番之眉心领颏，多各刺一小王字，且从口旁刺入两颊至耳。”
　　陈叔均所编纂之《噶玛兰厅志》记载宜兰境内的泰雅族文面习俗：“吧哩沙喃，额刺王字者尤逼近尤凶恶。”
　　“两颐用针针如网巾纹”、“从口旁刺入两颊至耳”，正是泰雅族妇女颊纹的贴切写照，而所谓“刺王字者”，可能指的正是部分泰雅族人刺于额头的“王”字形额纹。泰雅族女性的颊纹虽有角度上的差异，但都是从跨口连拦接双耳；额纹则往往会依不同的分系族群，而有不同形式，刺王字者可能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在近代已经失落，只能从文字记述中得到记录。
　　清朝关于泰雅族文面的记载很多。由于泰雅族人的文面习俗，使得清代与日据时期惯称泰雅族为“黥面番”。
　　琼、台原住民族的文身、文面，其实都是源于骆越，是很久远的历史遗存，只不过在史籍记载中，台湾比海南晚了好几个世纪，但这并不能说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面比海南晚。
　　
　　文身的原始意义
　　
　　关于琼、台原住民族的文身、文面，典籍中所述，多是就海南地区作对象的；其实，台湾原住民族的文身，据口授资料所作印证，与海南岛大体上是一样的。
　　关于文身、文面的起因或意义，在文献及文人诗中所记述的主要有四种说法，其中比较普遍被认同的，是明代顾的说法：不文身，“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明·顾：《海槎余录》）。其他文献也作出了概括性的叙述。这点明了文身是祖先传下的遗规，如果妇女在世时不文身，死后祖先鬼不认她，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也就是说，文身习俗产生于原始宗教中的祖先崇拜，文身含有氏族标志的意义。
　　


　　还有另外三种说法，一为防止被掳掠：“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昔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为砺俗，至今慕而效之。”（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绣面》）一为表示爱情的忠贞不贰：“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己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文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使之不得再嫁。”（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这里说的“花样皆男家所与”，或者是清代以前某些地方黎族的习俗；后来，黎族文身都是同一方言、同一信仰、同一部落的文身图样一致，女儿文身图样与其母亲相同。而且，也不是男为女文面，在文身操作时，男性是不能接近的。一为美丽：“五指山中女及笄，百花绣面胜胭脂。”（清·尤侗：《西堂全集·黎人》）
　　文身、文面的起因，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因为历史久远，而且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缺乏本民族的文字记录，现在已不可考。
　　
　　从文身、文面特点比较中看两个族群同源异流
　　
　　黎族有5种方言，其中4种方言的黎族仍有文身老人健在。我们曾经跋山涉水，拍摄了不少照片。关于台湾泰雅族文身的习俗，中外研究的学者颇多，泰雅族文面文史工作室负责人田贵实先生是其中颇有成就的一个。田先生于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几年来，先后在台北、海口见过几次面，相见无杂言，谈的都是两岛原住民族文身文面的内容。难得的是，我们在2001年11月中下旬应邀访问台湾时，得陈仲玉教授伉俪作陪，于11月22～24日，驾车到泰雅族作田野调查。沿着太平洋岸边向南走，右方是陡峻的山岭，左面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台北和宜兰两县境进入花莲县，我们第一站落脚处就是秀林乡富地村的泰雅文面文史工作室。田贵实夫妇以泰雅族人的盛装迎接我们进入他的工作室。偌大一个工作室，四壁挂满了泰雅族老人文面的大照片，每幅照片下面都记录了老人的基本情况，加上一屋子文物，蔚为壮观！我们互换两岛原住民族照片等资料后，又登山到泰雅山地作田野工作。
　　


　　根据我们在台湾自北而南的田野考察以及查阅相关资料，1949年以来台湾原住民中还保存文身文面习俗的族群有泰雅、赛夏、排湾、鲁凯、邹及卑南等六族；但真正具有文面传统习俗的，仅有泰雅族。据记载，泰雅族的文身部位广泛而又复杂，有代表意义的是文面。
　　泰雅族男子有文身习惯，文在额上，有纪录成绩作用，亦即“雕题”习俗，女子嫁时也文两颊到口边；浊水溪一带则有文足。文身亦多由老妇女施针。
　　赛夏族男子也文额，且也有文下颚及胸部的。女子也有文面，主要是双颊到颚。男子文胸，亦有表示勇气之意，与古代文身有相同意义。
　　南部排湾族有文身风俗，男子文在胸部和背部，表示门第地位。女子则文在两手。
　　邹族也有文身习俗，特别是女子文指。
　　概括说来，台湾原住民族的文身习俗特点是：
　　1.男子也文身；
　　2.女子多为文面；
　　3.文身图式较为简单；
　　4.文式以成片为主。
　　他们的文身习俗和黎族对比有很大的相似性，即男子文身，女子文面，文式亦基本相同，即由两颊到下颌的纹式。不同之处是“雕题”，即额纹，在黎族中是没有的。按《尔雅·释言》注称：“题，额也。”故雕题即文额之意。雕题称国（见《山海经》），即南方有雕题和交趾国，即东南民族集团之意。可见台湾原住民族和我国东南少数民族是有同一风俗的。
　　


　　从图式上看，泰雅族图式与五指山区黎胞一支的面式最为接近，水满峒黎人面式亦为由口角到耳的若干条平行斜线组成，不文额及下颌，其差异处即为台湾原住民多有文额，而杞方言的文面图式又比泰雅族为多。
　　至于文身的文素和图式，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都有着自己习惯上使用的文素。各类文素，包括直形、斜形、曲形、点形、圆形等数十种，从这些文素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共同点，即不管哪一种文素，都是由点和线构成。而点有时可能变为空心点，有时则是半圆形、圆形或椭圆形。线则有横线、竖线和曲线。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基本的文素，加上各民族间的思维的相似性，常常造成不同民族间拥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文素。
　　综上所述，海南黎族和台湾原住民族的文身、文面，都是由许多种文素而精心设计、结构成完整的文身、文面图式，它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意义。文身、文面是两个族群历史上氏族的凝聚符号，特别是与外族人发生战争时，文身、文面、服饰就是“自己人”的最鲜明的标志。文身、文面也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象征，成人的符号。刻在身上的这些不同文素构成的图案中，包含着各种对生命的祈求，对幸福的盼望，对灾难的回避，对青春美丽的显示等内容和族群识别的标志，是生命的综合体。
　　文身、文面是两个族群历史上最壮观的文化现象，也足证两个族群是同源而异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身、文面必将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