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的复苏和强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社会思潮中一种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特征。从学术界的文化探寻意识的自觉、深入和强化，到决策层对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建设的种种蓝图规划及其文化软实力观念的凸显，再到经济实体领域对某种特色文化的借重和效益发掘，或对自身文化个性的张扬等，都是这种文化意识的可喜的自觉的标志。其中尽管也难免出现某种故作姿态的“文化搭台”的策略之举，但更多并值得充分肯定的，是社会各界那种脚踏实地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和实施。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丛书《湖湘文库》，便是这种自觉地将文化探寻、发掘与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大手笔之一。
　　该丛书的出版宗旨即“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近代以来它那“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髓的昂扬展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强势色彩和现实意义，更体现出它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这自然意味着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询和弘扬。弘扬湖湘文化，就需要先来辨析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要明确湖湘文化精神和特色，首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精神承传加以言之有据的梳理、分析和定位，需要做具体、深入的资料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以现实意义为旨归的湖湘文化建设和弘扬，其实又首先是科学，是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湖湘历代典籍文献，从而完成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也可在近代以来湖湘精英的文韬武略和事功业绩的执着追求中，发现湖湘文化人格的特征和魅力；既可以在新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尝试和率先实践中，管窥湖湘文化精神催生下的探索和创造意志，也可以通过当下湖湘众生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世俗思维惯性，来理解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潜在的精神承传。而从分布于湖南不同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世家”入手，来把脉和提取湖湘文化精髓和内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涵盖性和说服力的。彭文忠女士撰写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客观而清晰地将一个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的代表的世家推到了读者面前。
　　既然称其为“文化世家”，就表明这个家族必定具有整体上的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世家在民间也自然多承享“书香门第”之誉；其家族子弟也必定尽显才学，鸿儒出入，才俊往来，即后人所谓人才群体化、家族化，这是文化世家不愧为这一美誉的最基本的前提。湘潭黎氏家族便是“累代科甲”之族，历代“寄身于翰墨”，以至吟诗结社、文章唱和、书画遗友，成为黎氏家风及其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方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黎家重文化教育，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可谓诗书世家。但从“黎氏八骏”之重祖黎祚泽、曾祖黎大鄂、祖父黎葆堂，到其父黎培銮，再到“黎氏八骏”及其后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作为读书人的鲜明特征：祖辈父辈们“读书求仕”，科举入仕，走传统士子走了千百年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迁，让锦熙们从传统读书人的道路上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黎家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仅“黎氏八骏”中就包括语文大师、教育家、音乐家、作家、戏剧艺术家、地矿学家、桥梁专家等，广为人知。但是，身为典型的湖湘文化一脉的黎氏家族，其世家的标志性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决不止于“诗书继世”这一外在的基本点上。在其标志性的家族光环中，更能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黎氏家族对湖湘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承传，是黎家代代相传的开明、忠厚的家族门风和人格意志对湘中地域社会文明的辐射作用和表率意义，是其家族延续的忧国忧民、经世济群的躬身实践所体现出的积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
　　这首先表现在黎氏家族成员们强烈的经世救国和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如黎松安先生虽偏居一隅，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后来的黎氏八兄弟虽事业各有所好，但都秉持一种“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自觉弘扬父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世家传统。黎锦熙十七岁时就组织了“德育会”，以“致良知”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为宗旨，不惜“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办《长沙日报》、《湖南公报》，任总编，写社论、时评，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即便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同样是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年轻时自命为“革命党”，并参加了同盟会，还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讥评时政旧俗，表达其爱国、正义思想；强调“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认为“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上世纪初期走上文学道路始，就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他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加了海丰革命活动，并写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坚持参加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黎氏世家虽为当地出名的一大富绅，却为富思仁，一直秉承乐善睦邻的家教，黎氏家风在当地有口皆碑。而这种家风实则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黎氏家族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的启示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方面，还表现在关于民族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世家的意义评价问题上。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国内学术界、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大凡涉及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问题，往往表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倾向。或者说，人们对当时国家贫困落后状况的不满及其某种时代的绝望情绪，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式批判和否定，往往混杂在了一起。一方面，被片面夸大了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往往被当做传统文化的整体而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突出的宗法因素，而导致人们往往对具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大家族”及传统文化世家，一概加以批判和否定。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家族叙事”中，尤其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关于传统世家和大家族生活的书写中，或者在近现代某些思想理论著述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种种现实的缺陷乃至罪恶，如生活腐朽、愚昧专制、自由缺失、礼教“吃人”、女性悲剧、婚姻牢笼、年轻一代爱情幻灭等，都往往被归结于传统世家或大家族这个渊薮。同时，在某种僵化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潮流中，传统世家更往往被当做扫地出门的对象。其实并不尽然。传统大家族尤其是文化世家，多属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属于时代文明的体现者和代表者。
　　这在《湖湘文库》的八册“湖南历代文化世家”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湘潭黎氏卷》的作者就总结出这样的特点：传统文化世家中的“士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乡村社会的精英，他们在民间往往借助其文化优势、道德魅力和人格力量，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维护着乡村道德的正统性和一致性；从而构建出“人心止、风俗美”的和谐乡村，使民间教化的淳朴清新之风得以绵延不绝，民众在熟悉的儒家伦理纲常中安贫乐道。另一方面，在重大历史关头，传统文化世家又往往表现出深晓民族国家之大义及勇于担当的气节。湘潭黎氏家族就在不同历史阶段上都能表现出这样的正直、无私和凛然之气。黎家不仅激励子女为国家救亡图存而读书，而且全家几代人都将自己家庭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自觉维系在一起。如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黎家家长热情投身于运动中，儿子也参加农会，帮助农民组建农民纠察队；抗战爆发后，黎家鼓励子女投身于抗日洪流，在社会上赫赫有名的黎家子女，都有一腔爱国主义热血，没有一个被日伪政权的高官厚禄拉下水，倒是大多积极从事抗日工作。总之，从文化世家的角度去探究民族传统文化，或者通过某一文化世家的具体剖析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世家文化和家族文化，也许都会让我们得出更具科学性、更有价值的判断。
　　
　　（彭文忠：《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