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到底怎么决策？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卸任后思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小涓
　　本文节选自《江小涓学术自传》，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3月
　　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
　　记得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写给起草组的研究报告、意见和建议有上百份，绝大多数都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一般性行业中与其他类型企业相竞争。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有一段时间某种形态的学术诚信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都不易判断，相关部门一时没有定论，甚至有“放过”的迹象。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对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议，切实推动了相关工作。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各方面呼声很高，要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时，经济学家有时会提出质疑，这种意见也容易被决策者重视和接受。
　　记得2004年前后，刘遵义先生在《比较》杂志上发过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筹措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测算。我当时正好在起草一个文件，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我把论文拿给一位领导看，他感叹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应该建立保障体系，但账算不清楚就开始推动，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其一，中美关系会负向影响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这提示我们，想要同时改善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其难度可能比较大，特定情况下或许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一定的取舍和侧重。其二，中美关系恶化的影响并非全部都是消极的。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下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本文的研究提示，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会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而恶化，相反有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其三，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会负向影响小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显然不可能停止发展军力，因此根据本文的模型结果，除非中美关系恶化，否则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可能呈现疏远趋势。这从一个角度突显出中国外交在侧重美国还是侧重周边之间做出取舍的迫切性。
　　本文的实证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例如，本文的模型显示，无论权力转移进行到哪个阶段，中美两个大国的实力对比都不影响小国的对冲倾向，这暴露出我们对大国权力转移本身对小国行为的内在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又如，无论是从直觉上还是从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上，小国对大国的经济和军事依赖都应当影响小国的行为选择，但本文的模型结果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反倒是此前被多数学者所忽视的小国国内合法性这一因素始终稳定地影响着亚太国家的对冲倾向。对这些反常识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大国权力转移背景下小国行为规律的理解，并帮助大国更准确地制定对外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