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里弄这样的城市历史街区跳出“保护”的框架束缚，重新像有机体那样转动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关注度极高。城市历史街区年久失修，又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面临拆迁的威胁。近年来随着从学界到社会对城市历史文化日益关注，历史街区得以初现留存的曙光，但也暴露出现时状况堪忧及发展策略滞后的问題。

　　同时，技术的力量也在颠覆人的想象。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乃至生活方式，更开始重新定义空间、场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如果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以新理念将新技术引入城市历史住区，会怎么样？
　　笔者曾首次提出“里弄经济”概念。正如绿色经济之于环境保护、循环经济之于粗放消费、共享经济之于产权买断，对建筑文化遗产来说，单纯依靠政府行政管理式的“风貌保护”已经难以为继，不仅在保护效果上难以令人满意，给管理部门带来的经济、人力、管理负担也不容忽视。
　　如何让里弄这样的城市历史街区的日常运行跳出“保护”的框架束缚，重新像有机体那样转动起来，是当前学界与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老弄堂不应只是“标本”
　　事实上，上海房管部门对于里弄这样的一般性历史建筑，绝不是毫无作为的。
　　“八年轮修制度”确保了每一座老房子每八年都可以得到一次较为全面的修缮。修缮涉及建筑单体从屋面修补、外墙粉刷，到建筑内部的楼梯间、公共厨房等部位，虽然投入资金额度有限，但可算是一个例行的维护制度，对建筑单体的使用保养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样的维修也部分涉及室外的巷弄空间，譬如更新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修补路面等。经过这样的修缮，老弄堂看上去总是焕然一新的，然而置身于这样的崭新空间当中似乎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某种意义上，上海城市发展史的宏伟框架是被无数细碎的里弄空间演绎与填充的。从中产阶层的居所，到市民社会的权利觉醒，经年累月来自各地的移民不断进入里弄，在这样的空间中营造出社会的涌动与嬗变，逐渐帮助这座城市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精神。弄堂夜话、九子游戏或柴爿馄饨成为梦幻而又具有标志性的上海情景。
　　然而，伴随着城市经济的腾飞，有能力的中青年一代纷纷外迁，留下的是老龄化问题极其突出的弄堂空间;外来务工人员的落脚之地，也悄然在老邻里之中增加了嫌隙，曾经的守望关照变成了各扫门前雪。弄堂中浓浓的人情味不再，整饬的空间背后流露着萧瑟与冷漠。
　　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令老弄堂不只是任凭居民在居所中各自老去的建筑遗产标本，而能够重新焕发社区本应有的活力呢？
　　要实现这样的理想，需要思考并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社会是可持续的吗？
　　人类建造城市和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近年来，社会对于历史建筑和城市文化的理解有了长足进步，“将有价值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起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在取得这样的文明进步的同时，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建筑存在的原初价值，是为了让人居住使用。如果在里面住的人没有办法以当代标准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甚至忍受着痛苦，那么这样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这不该是城市发展的目标。

　　第二，环境能不能可持续？
　　当前发展模式下的城市建筑环境，破坏了自然环境原有的状态。城市居民对于资源的巨量消费，无论是在城市区域还是外部，都形成了日渐高企的隐患。自然水系的消弭、水资源的枯竭、排放带来的污染以及时常发作波及全国的空气灾害，迫切需要我们调整生活习惯、更新城市功能结构，同时引入新技术，更加高效而巧妙地利用和处理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城市历史街区也不可能例外。
　　第三，经济要不要可持续？
　　城市发展的责任仅仅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吗？当城市历史街区被贴上“文化”标签，是否应当耻于谈论经济并与之绝缘？一方面，发展需要持续的资本与人力投入，对于历史街区而言虽然也存在相同的需求，但面对产权主体、居民密度等目前看来难解的问题，似乎缺乏有效对策。另一方面，对于居住其间的居民而言，有无机会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并得以以不同形式在经济上得到支持？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是城市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重塑社区活力的实验
　　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不再满足于案头的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而是直接介入真实里弄、真实社会，展开田野调查、设计实践与治理探索：进行一场“公共空间改造——吸引居民回归弄堂——重塑社区活力”的实验。
　　坐落于上海愚园路上的“四明体育弄”是一条有着典雅的西班牙风格建筑的弄堂，早已被授予优秀历史建筑称号。虽然居住环境看起来非常华丽，但其所真正面临的威胁，同所有的城市历史街区都是一样的——社区人际交往不断退化，活力逐渐丧失。
　　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缺乏晾晒设施只能以各家私自搭竹竿等方式权宜解决、公共活动空间匮乏导致邻居只能在机动车穿梭的弄堂里潦草寒暄便各自散去，号称以“体育”“健康”为特色的弄堂，并没有一处能够供居民全天候使用的户外活动场所。
　　笔者和普方研究室在进行了前期人类学精度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征询并理清了居民的核心诉求，将“晾晒”与“活动”作为整个项目的出发点提出立项建议书。在解决方案的提出过程中，结合场地实际情况，以免维护的友好操作为原则，整合进了包括“雨水承接回收导引系统”“人工手动开合屋面机构”“太阳能夜间照明”“轻量化可变结构体系”“带状蓄水装置”“景观界墙”等在内的数项定制专利或技术，营造出了与历史街区风貌相协调、提供居民日常使用功能、符合有关部门管理规定的装置。 　　它不仅是一个晾晒工具，也不仅是一个健身场地，它为公共空间与使用资源匮乏的社区开辟了一处“社区活力发生器”，不论是在晴天还是雨天、酷暑还是寒冬、白天还是夜晚，都能鼓励与引导居民来到这里从事日常的基本活动——晾衣、晒被、健身、闲坐、聊天、打水、赏花，从而达到促进人与人相遇、沟通、交流的作用。
　　这是一种在城市历史街区的狭小空间中进行公共空间再生的模式探索，其目的不仅在于对该类区域较为匮乏的基础设施进行补强，更是通过提供每个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刚性及改善性服务，塑造一处社区公共活动空间枢纽，从而唤回早已失去的社区活力与人情味。
　　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项目，这个项目的尺度可以说小到极限——作为一个室外空间，仅有不到四十平方米的面积;项目的实施环境也是极限——在重要风貌环境内与优秀历史建筑贴邻而建，在形式、材料与技术选择上不可以有丝毫马虎;项目的管理语境更是达到极限——规划部门对此类弄堂的建设指标规定为零，即不可以建造建筑物，甚至连有固定顶的亭子都不行。然而建筑师的功夫，便是在种种极限条件追身紧逼的情况下，闪转腾挪，给出对各方都有恰当回应的解决方案。
　　经过这样的切身实践获得的完整经验与成果，我们计划将其运用于今后的城市更新研究实践当中，为更多社区带去活力与福祉。
　　以“社区规划师”为轴的合作治理
　　这是一次“以人为本”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实践。早在项目立项之前，研究团队便不断通过调研、访谈、征询等诸多手段，探寻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需求，譬如在不同时段与气候条件下观察记录弄堂中发生的活动状况等。
　　方案实施过程中，碰到与居民利益相冲突的情况，研究团队总是通过调整获得对利益相关者无害的解法，譬如通过调整活动顶的标高与角度消除对住户窗口通风的干扰。实施方案确定之后，在施工过程中也根据居民的反馈及时调整，譬如对原本计划拆除的早前的健身石子路根据居民意见予以保留。居民使用的感受，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
　　在这项实验中，我们尝试了“社区规划师”机制。项目全过程中，在街道、居民区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以研究设计团队（社区规划师）为主导与协调轴展开，各方共同呈现了一个经典的合作治理样本。
　　从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设计过程、资金筹集，直到项目落地，研究团队都积极主导、深度介入，努力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合作各方都各展所长、求同存异，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项目前进。
　　合作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还体现为居民自治，晴雨变换时可變顶的收放、垂直景观绿化的日常维护保养、场地的保洁整理等，都落实到具体责任人或小组，确保这一公共资源的顺畅运行，从而保证社区的公共利益。
　　我们都曾见过这样的场景：村口的大树下、古井旁，有居民围坐，或操弄手中的活计，或闲暇时聊天，大家一派其乐融融的氛围。在四明体育弄这片场地中央，也有一口仍然有水的老井，但按照管理部门的规定需要封闭或填埋。在“社区活力发生器”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脉被保留下来并改造成了一个“井凳”——老井、活水，既是过去岁月存在的证据，又预示着弄堂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普方研究室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