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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党益民写过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和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还出版过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党益民说，西藏是他生命中难以磨灭，不能忘却的记忆。
在西藏，党益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他经历过许多次生死劫难。那些感动和劫难，成为他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和创作的源泉与动力：“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摄氏度，我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几乎砸死；一次重感冒，我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台突然跑掉了，几乎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來。”
即便如此，他还是眷恋和深爱着西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张绸缎做的西藏公路交通图，那地图，承载着他心中化不开的西藏情结与怀想。每当他打开地图，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激动不已，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评论家雷达在《人民日报》发文说：读《雪祭》，我时时被感动，为作者心中凝聚的那一份对战友、对时代、对国家的深沉情感，为喧嚣时代中那份深挚的担当而感动。作者把全部精力和心血融入书中，浇灌出这部内在热量极大的书。
宋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一而再地混淆为是纪实。这种真实感，大概缘于无比生动饱满的细节。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多次入藏采访的深入体会，是否《雪祭》的写作相对轻松？
党益民：一点也不轻松。我的叙述语调看似很平静、很节制，但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一直在翻江倒海。平静是高原军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在艰苦的环境里，高原官兵已经习惯了忍耐，见惯了牺牲。我用平静的口吻讲述这些故事，符合高原官兵的生活常态与品性。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煽情，不喜欢故弄玄虚，也不想在叙述中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将对战友的深情转化为一种尊重、理解和体谅。
宋庄：写《雪祭》的过程，我想可能对您来说在情感处理上是一次挑战。因为您既融入了对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又有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担当。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党益民：英雄主义在和平时代已经被冷落了，总得有人回望与坚守。在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没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现高原军人的平凡与非凡。他们不是不想追求个人享受与家庭幸福，但是军人的职责让他们选择了奉献与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在巨大痛苦中表现出忍耐与平静，在大难临头时表现出从容与淡定，是因为他们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经历过太多的生死劫难。高原现实中的“死亡”比书中写到的还要多，但我实在不忍心让那么多“战友”死去，所以在最后修改时，我又让赵天成“活”了过来。
宋庄：作品以第一人称破题做引子，随后却转入第三人称讲述——在作品结构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党益民：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是由题材决定的，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这个题材。第一人称是为了让读者感到“真实”，况且现实中的我就是从高原走来，带着冰雪的气息。后面转入第三人称叙述，包括倒叙、插叙、自述等多种手法，我认为这种多视角叙述，更能体现故事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复杂多义性。
宋庄：开头第一句话：“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既然已经死了，怎么讲述这个故事？
党益民：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亡灵叙事，而是设置了一个悬念，小说最后给出了现实的答案：当众人以为连长赵天成在执行任务中已经牺牲，战友们为他建起了衣冠塚，而他却并没有死，只是被雪崩冲下山谷，在葬礼即将结束时，他在“满天飞雪中，正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我在创作每部书时，都在极力寻找属于“这个故事”的叙述模式、腔调以及句式。只有另辟蹊径，才算得上是创作。
评论家汪守德认为，《雪祭》无疑是一部用来赞颂生者、祭奠逝者的力作，其最可宝贵之处是作品写出了生命的质感与信仰的力量。
宋庄：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特别精彩，每个人物都让人过目不忘。炊事班长兰洲为改善连里官兵生活，抓雪鸡被冻死；城市兵牛大伟怕苦装病想通过打小报告和行贿改善处境；赵天成对战友兼同乡刘铁手足般的情谊……还有赵天成的妻子、女医生黄雪丽。这些人物不同性格的碰撞非常精彩，栩栩如生。您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写这些人物的？有没有觉得不好把握的人物心理？
党益民：这些人物是我过去战友中的一个或多个重组，他们想些什么，有哪些喜怒哀乐，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所以没什么不好把握的。在阿里无人区，我遇见过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肺水肿长眠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一个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的车子就在执行任务中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得艰难与死得容易”。
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这些平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有缺点但却仍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个兜”（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但是他们都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军人。 党益民：我还在成都工作的时候，就对汶川、北川一带的羌族地区古朴的民风、神奇的羌寨和古老的羌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神秘的“释比”老人（西夏时期叫“厮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多次去那里考察采访。那里的羌族，有一部分是西夏亡国后南逃的党项后裔。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又恰巧居住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附近，我经常在那里晨练。作为一个党项族后裔，元大都是一个让我感慨万千的地方，因为蒙古人灭了西夏，并残忍地屠城。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这个党项后裔来写这部有关西夏神秘覆灭的书。
我研究西夏历史10多年，对八百年前的西夏所发生的一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就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些帝王将相，那些血腥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其中最吸引我的是西夏的最后一个帝王李睍。恍惚中，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倒霉的李睍。我时常有种强烈的叙述欲望，好像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八百年前曾经发生的那一切。这部书其实就写了两个字：忧患。民族忧患，国家忧患，军队忧患。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迟早会被其他民族灭亡，国家也是如此。西夏的覆灭，再一次验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没有写党项辉煌的立国和盛世，而是选择了党项民族的“败走麦城”，就是想揭开西夏的疮疤，探究其覆灭的奥秘。我不仅仅想告诉读者鲜为人知的西夏史，而是想想反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灭亡原因，借此警醒后世。
宋庄：评论家称《石羊里的西夏》在悲凉当中有一种人文的思考，历史的思考。您认为这种思考的价值在哪里？
党益民：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西夏立国189年，帝王更替10代。西夏疆域广阔，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前期“点集不逾岁、征战不虚月”，一直与北宋抗衡，与辽金激战，仅与北宋就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同时又攻灭甘州回鹘、凉州吐蕃；后期与南宋、金成三足鼎立之势。西夏立国时十分强大。这么一个“以武立国”雄霸西北的军事强国，为何会突然被蒙古人消灭，使得党项人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字几近灭绝？当年元朝为宋、辽、金三朝修史，为何唯独没有为西夏修史？致使我们今天翻遍了“二十四史”也寻找不到西夏史。尽管党项人的许多风俗文化在同宗同祖羌族人身上得以传承，但是作为一个独特民族，党项早已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连同党项奇特文字。所有这一切，都给这个消失在丝绸古道上的王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作为党项后裔，我想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陈俊贵拖家带口重返天山，為班长和168名牺牲在天山的战友守墓，一守就是24年。党益民的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一个老兵24年的感恩故事》感动了中国。
宋庄：陈俊贵出于对牺牲战友的感情，自愿地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在天山为烈士守墓，一守就是30年。他的事迹虽然让人感动，但是看完之后，很多人都会想到值与不值的问题。为了怀念与感恩，他把自己、妻子以及孩子们的青春全部葬送在那里；而且他守墓这么多年，并没有创作出更多的价值。您认为值吗？值得提倡吗？
党益民：我认为值。这个社会总得有人坚守。他的妻子开始并不理解他，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想跟他一起上天山为牺牲的战友守墓三年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但是在墓地待久了，她跟那些从来没见过面的烈士有了感情，她说：“我们走了，那些牺牲了的人呆在这里多孤单啊！人家把命都扔在这里了，我们苦点算个啥？”“我也习惯了住在墓地的生活。好像那就是一个村子，他的战友就是我们的邻居。想离开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后来他也不提回家的事，我也不提，一年拖一年，就这么一直待了下来，直到现在。”“我也是有儿女的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的孩子十八九就牺牲在这里，那些父母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该有多痛苦！我不管咋苦，咋累，咋受罪，但毕竟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几个儿女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人家的儿子早就牺牲了，就在那山坡上剩下了一个冰冷的碑子。他们埋在这雪山上，孤伶伶的，总得有人守着吧。”陈俊贵对他的儿女说，如果当时班长没有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我，那么现在躺在墓地的就是我，没有了我，也就没有你们，我们一家说啥也不能忘了救命恩人。对陈俊贵来说，这是他的一种报恩方式，不一定值得提倡。报恩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都去守墓。但是陈俊贵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们就应该尊重他。我们提倡的是这种“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精神，而不是这种方式。
宋庄：在当前的时代，这种纯粹而崇高的精神是很缺失的。在这部书里，您向读者表达的是什么思想？
党益民：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精神，一种纯粹，一种崇高了。陈俊贵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身上体现了战友之间那种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甚至超越兄弟情的纯洁感情，体现我军的优良传统，诠释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为我们树立了“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道德典范。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书里不仅写了陈俊贵，写了他一家人，还以他们的感恩故事为主线，还写了30多年前部队修筑天山公路时牺牲的168个战友，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是一部多声部的英雄交响曲。我想告诉人们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我们的军队听党指挥，几十年来为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多牺牲。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闹红”已有10年之久，但一直没有人全面系统地去研究、去书写。党益民的写作，填补了党史军史的空白。军旅作家王树增认为，《根据地》的推出，既沿袭着党益民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他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
宋庄：《根据地》是一部全景式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的小说，写这部作品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党益民：当初太白文艺出版社定下这个选题后，去征求过陈忠实老师的意见，陈老师说，让党益民来写最合适，这个意见跟出版社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其一，我是渭北富平人，了解根据地的地形地貌、方言土语和风土人情；其二，我曾获过鲁迅文学奖、陕西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的质量差不到哪儿去；其三，我是军人，政治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我在一线部队带兵，写战争题材应该没问题。但是那时我有三个担心：一是题材重大，担心审批起来比较麻烦；二是有些历史事件十分复杂敏感，担心把握不好；三是担心创作时间无法保证。因为我是一线带兵人，不是“专业作家”，写作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和节假日，长期加班加点又怕身体吃不消。但我觉得写什么是命中注定的，便决定来完成这个任务。初稿完成后，我修改过四遍，先后删掉了10余万字。创作过程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尔后再将这些线头捏在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这样便可以全景式地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硝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与惨烈性，后者则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聚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这样要求自己：第一，尊重历史。真实是底线，也是原则。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第二，情节的处理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指史有所载的人和事，它们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不能随意虚构；小事是指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合理虚构的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小细节，它们是“小说”文本的生动性、丰富性的体现。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革命历史小说需要艺术地讲述，唯其如此，才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是我创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宋庄：您认为和平时期应该如何表现军事文学？
党益民：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军事变革是当代军事文学的主题。我喜欢表现普通人默默的献身精神。他们献身了，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献身，我常常被这样的人感动得落泪。别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我们西藏和新疆高海拔地区的部队官兵，却是“身在苦中不知苦”。他们觉得这没什么，这是军人的本分与责任。
宋莊：写到今天，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状态？很多作家面临同质化、创作资源枯竭的问题，但是您好像恰恰相反？
党益民：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一直在一线部队工作，经历比较丰富，有写不完的素材，所以不存在创作资源枯竭的问题。我的写作状态良好，只是因为工作太忙，只能在休息时间写作，有时候体力不支。上级曾经几次想调我去创作室，当“专业作家”，我都拒绝了。我不喜欢当“专业作家”，我喜欢基层部队生活，喜欢跟战士们在一起。同质化问题对我来说好像不严重。我写历史题材、军旅题材，也写乡土题材，题材不同，写法也不同，甚至差别很大。有评论家说，看《石羊里的西夏》和《一路格桑花》，感觉就像两个人写的。即使同一题材，比如西藏题材，我也会努力避免同质化，极力让每本书都有自己特有的表达。创作贵在创新。我不想重复自己。我不敢说超越别人，但我起码要超越自己。一点一点超越自己，超越了就是进步。
宋庄：现实主义是陕西作家的特色之一，您觉得自己作为陕西籍作家的特色明显吗？
党益民：我一直尊崇现实主义，也一直在写现实。陕西是文学大省，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当代文学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陈忠实和贾平凹老师给过我许多指点与帮助。我30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陈忠实老师就为我作序，那时他的《白鹿原》刚刚出版，他第一次为人作序。我生在陕西，长在陕西，19岁才当兵离开陕西。尽管这些年我这个关中人一直奔波在关外，但秦文化早已沁入骨髓，我骨子里还是个“陕西冷娃”。我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阿宫》《根据地》等，都带有明显的关中地域特色。
（作者简介：党益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宋庄，青年作家，自由撰稿人。）
在西藏，党益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他经历过许多次生死劫难。那些感动和劫难，成为他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和创作的源泉与动力：“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摄氏度，我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个半小时徒步58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几乎砸死；一次重感冒，我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台突然跑掉了，几乎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來。”
即便如此，他还是眷恋和深爱着西藏。他总是随身携带一张绸缎做的西藏公路交通图，那地图，承载着他心中化不开的西藏情结与怀想。每当他打开地图，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激动不已，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评论家雷达在《人民日报》发文说：读《雪祭》，我时时被感动，为作者心中凝聚的那一份对战友、对时代、对国家的深沉情感，为喧嚣时代中那份深挚的担当而感动。作者把全部精力和心血融入书中，浇灌出这部内在热量极大的书。
宋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一而再地混淆为是纪实。这种真实感，大概缘于无比生动饱满的细节。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多次入藏采访的深入体会，是否《雪祭》的写作相对轻松？
党益民：一点也不轻松。我的叙述语调看似很平静、很节制，但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一直在翻江倒海。平静是高原军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在艰苦的环境里，高原官兵已经习惯了忍耐，见惯了牺牲。我用平静的口吻讲述这些故事，符合高原官兵的生活常态与品性。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煽情，不喜欢故弄玄虚，也不想在叙述中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将对战友的深情转化为一种尊重、理解和体谅。
宋庄：写《雪祭》的过程，我想可能对您来说在情感处理上是一次挑战。因为您既融入了对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又有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担当。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党益民：英雄主义在和平时代已经被冷落了，总得有人回望与坚守。在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没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现高原军人的平凡与非凡。他们不是不想追求个人享受与家庭幸福，但是军人的职责让他们选择了奉献与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在巨大痛苦中表现出忍耐与平静，在大难临头时表现出从容与淡定，是因为他们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经历过太多的生死劫难。高原现实中的“死亡”比书中写到的还要多，但我实在不忍心让那么多“战友”死去，所以在最后修改时，我又让赵天成“活”了过来。
宋庄：作品以第一人称破题做引子，随后却转入第三人称讲述——在作品结构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党益民：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是由题材决定的，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这个题材。第一人称是为了让读者感到“真实”，况且现实中的我就是从高原走来，带着冰雪的气息。后面转入第三人称叙述，包括倒叙、插叙、自述等多种手法，我认为这种多视角叙述，更能体现故事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复杂多义性。
宋庄：开头第一句话：“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既然已经死了，怎么讲述这个故事？
党益民：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亡灵叙事，而是设置了一个悬念，小说最后给出了现实的答案：当众人以为连长赵天成在执行任务中已经牺牲，战友们为他建起了衣冠塚，而他却并没有死，只是被雪崩冲下山谷，在葬礼即将结束时，他在“满天飞雪中，正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我在创作每部书时，都在极力寻找属于“这个故事”的叙述模式、腔调以及句式。只有另辟蹊径，才算得上是创作。
评论家汪守德认为，《雪祭》无疑是一部用来赞颂生者、祭奠逝者的力作，其最可宝贵之处是作品写出了生命的质感与信仰的力量。
宋庄：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特别精彩，每个人物都让人过目不忘。炊事班长兰洲为改善连里官兵生活，抓雪鸡被冻死；城市兵牛大伟怕苦装病想通过打小报告和行贿改善处境；赵天成对战友兼同乡刘铁手足般的情谊……还有赵天成的妻子、女医生黄雪丽。这些人物不同性格的碰撞非常精彩，栩栩如生。您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写这些人物的？有没有觉得不好把握的人物心理？
党益民：这些人物是我过去战友中的一个或多个重组，他们想些什么，有哪些喜怒哀乐，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所以没什么不好把握的。在阿里无人区，我遇见过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肺水肿长眠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一个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的车子就在执行任务中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得艰难与死得容易”。
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这些平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有缺点但却仍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个兜”（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但是他们都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军人。 党益民：我还在成都工作的时候，就对汶川、北川一带的羌族地区古朴的民风、神奇的羌寨和古老的羌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神秘的“释比”老人（西夏时期叫“厮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多次去那里考察采访。那里的羌族，有一部分是西夏亡国后南逃的党项后裔。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又恰巧居住在元大都遗址公园附近，我经常在那里晨练。作为一个党项族后裔，元大都是一个让我感慨万千的地方，因为蒙古人灭了西夏，并残忍地屠城。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这个党项后裔来写这部有关西夏神秘覆灭的书。
我研究西夏历史10多年，对八百年前的西夏所发生的一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就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些帝王将相，那些血腥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其中最吸引我的是西夏的最后一个帝王李睍。恍惚中，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倒霉的李睍。我时常有种强烈的叙述欲望，好像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八百年前曾经发生的那一切。这部书其实就写了两个字：忧患。民族忧患，国家忧患，军队忧患。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迟早会被其他民族灭亡，国家也是如此。西夏的覆灭，再一次验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没有写党项辉煌的立国和盛世，而是选择了党项民族的“败走麦城”，就是想揭开西夏的疮疤，探究其覆灭的奥秘。我不仅仅想告诉读者鲜为人知的西夏史，而是想想反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灭亡原因，借此警醒后世。
宋庄：评论家称《石羊里的西夏》在悲凉当中有一种人文的思考，历史的思考。您认为这种思考的价值在哪里？
党益民：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西夏立国189年，帝王更替10代。西夏疆域广阔，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前期“点集不逾岁、征战不虚月”，一直与北宋抗衡，与辽金激战，仅与北宋就有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同时又攻灭甘州回鹘、凉州吐蕃；后期与南宋、金成三足鼎立之势。西夏立国时十分强大。这么一个“以武立国”雄霸西北的军事强国，为何会突然被蒙古人消灭，使得党项人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字几近灭绝？当年元朝为宋、辽、金三朝修史，为何唯独没有为西夏修史？致使我们今天翻遍了“二十四史”也寻找不到西夏史。尽管党项人的许多风俗文化在同宗同祖羌族人身上得以传承，但是作为一个独特民族，党项早已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连同党项奇特文字。所有这一切，都给这个消失在丝绸古道上的王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作为党项后裔，我想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陈俊贵拖家带口重返天山，為班长和168名牺牲在天山的战友守墓，一守就是24年。党益民的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一个老兵24年的感恩故事》感动了中国。
宋庄：陈俊贵出于对牺牲战友的感情，自愿地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在天山为烈士守墓，一守就是30年。他的事迹虽然让人感动，但是看完之后，很多人都会想到值与不值的问题。为了怀念与感恩，他把自己、妻子以及孩子们的青春全部葬送在那里；而且他守墓这么多年，并没有创作出更多的价值。您认为值吗？值得提倡吗？
党益民：我认为值。这个社会总得有人坚守。他的妻子开始并不理解他，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想跟他一起上天山为牺牲的战友守墓三年就可以回东北老家。但是在墓地待久了，她跟那些从来没见过面的烈士有了感情，她说：“我们走了，那些牺牲了的人呆在这里多孤单啊！人家把命都扔在这里了，我们苦点算个啥？”“我也习惯了住在墓地的生活。好像那就是一个村子，他的战友就是我们的邻居。想离开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后来他也不提回家的事，我也不提，一年拖一年，就这么一直待了下来，直到现在。”“我也是有儿女的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的孩子十八九就牺牲在这里，那些父母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该有多痛苦！我不管咋苦，咋累，咋受罪，但毕竟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几个儿女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人家的儿子早就牺牲了，就在那山坡上剩下了一个冰冷的碑子。他们埋在这雪山上，孤伶伶的，总得有人守着吧。”陈俊贵对他的儿女说，如果当时班长没有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我，那么现在躺在墓地的就是我，没有了我，也就没有你们，我们一家说啥也不能忘了救命恩人。对陈俊贵来说，这是他的一种报恩方式，不一定值得提倡。报恩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都去守墓。但是陈俊贵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们就应该尊重他。我们提倡的是这种“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精神，而不是这种方式。
宋庄：在当前的时代，这种纯粹而崇高的精神是很缺失的。在这部书里，您向读者表达的是什么思想？
党益民：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精神，一种纯粹，一种崇高了。陈俊贵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身上体现了战友之间那种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甚至超越兄弟情的纯洁感情，体现我军的优良传统，诠释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为我们树立了“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道德典范。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书里不仅写了陈俊贵，写了他一家人，还以他们的感恩故事为主线，还写了30多年前部队修筑天山公路时牺牲的168个战友，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是一部多声部的英雄交响曲。我想告诉人们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我们的军队听党指挥，几十年来为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多牺牲。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闹红”已有10年之久，但一直没有人全面系统地去研究、去书写。党益民的写作，填补了党史军史的空白。军旅作家王树增认为，《根据地》的推出，既沿袭着党益民历史写作的风格，也饱含了他对文学意义的新的诠释与探索。
宋庄：《根据地》是一部全景式再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的小说，写这部作品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党益民：当初太白文艺出版社定下这个选题后，去征求过陈忠实老师的意见，陈老师说，让党益民来写最合适，这个意见跟出版社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其一，我是渭北富平人，了解根据地的地形地貌、方言土语和风土人情；其二，我曾获过鲁迅文学奖、陕西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的质量差不到哪儿去；其三，我是军人，政治上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我在一线部队带兵，写战争题材应该没问题。但是那时我有三个担心：一是题材重大，担心审批起来比较麻烦；二是有些历史事件十分复杂敏感，担心把握不好；三是担心创作时间无法保证。因为我是一线带兵人，不是“专业作家”，写作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和节假日，长期加班加点又怕身体吃不消。但我觉得写什么是命中注定的，便决定来完成这个任务。初稿完成后，我修改过四遍，先后删掉了10余万字。创作过程中，我采取了先点后面、线面结合、多线交织的叙事结构。所谓点，就是从每个人的初期革命经历写起，人随事来，事了人去；所谓线，就是分出多个事件的线头，一条条捋顺，尔后再将这些线头捏在一起，拧成一股向前推进；所谓面，就是先写陕甘边根据地，再写陕北根据地，然后把两个根据地重合在一起写，这样便可以全景式地再现根据地的历史总体面貌。我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是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一条是不见硝烟的地下斗争。前者着眼于叙事的真实性与惨烈性，后者则注重叙事的悬念性和可读性。这样既能凸显个体的人生传奇，又能将众多的历史人物汇聚在一起，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这样要求自己：第一，尊重历史。真实是底线，也是原则。宁可少写，不能胡写；宁可少说，不能戏说。第二，情节的处理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是指史有所载的人和事，它们是构成历史叙事的基石，不能随意虚构；小事是指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合理虚构的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小细节，它们是“小说”文本的生动性、丰富性的体现。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革命历史小说需要艺术地讲述，唯其如此，才能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当然，这是我创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够完全达到。
宋庄：您认为和平时期应该如何表现军事文学？
党益民：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军事变革是当代军事文学的主题。我喜欢表现普通人默默的献身精神。他们献身了，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献身，我常常被这样的人感动得落泪。别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我们西藏和新疆高海拔地区的部队官兵，却是“身在苦中不知苦”。他们觉得这没什么，这是军人的本分与责任。
宋莊：写到今天，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状态？很多作家面临同质化、创作资源枯竭的问题，但是您好像恰恰相反？
党益民：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一直在一线部队工作，经历比较丰富，有写不完的素材，所以不存在创作资源枯竭的问题。我的写作状态良好，只是因为工作太忙，只能在休息时间写作，有时候体力不支。上级曾经几次想调我去创作室，当“专业作家”，我都拒绝了。我不喜欢当“专业作家”，我喜欢基层部队生活，喜欢跟战士们在一起。同质化问题对我来说好像不严重。我写历史题材、军旅题材，也写乡土题材，题材不同，写法也不同，甚至差别很大。有评论家说，看《石羊里的西夏》和《一路格桑花》，感觉就像两个人写的。即使同一题材，比如西藏题材，我也会努力避免同质化，极力让每本书都有自己特有的表达。创作贵在创新。我不想重复自己。我不敢说超越别人，但我起码要超越自己。一点一点超越自己，超越了就是进步。
宋庄：现实主义是陕西作家的特色之一，您觉得自己作为陕西籍作家的特色明显吗？
党益民：我一直尊崇现实主义，也一直在写现实。陕西是文学大省，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当代文学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陈忠实和贾平凹老师给过我许多指点与帮助。我30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陈忠实老师就为我作序，那时他的《白鹿原》刚刚出版，他第一次为人作序。我生在陕西，长在陕西，19岁才当兵离开陕西。尽管这些年我这个关中人一直奔波在关外，但秦文化早已沁入骨髓，我骨子里还是个“陕西冷娃”。我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阿宫》《根据地》等，都带有明显的关中地域特色。
（作者简介：党益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宋庄，青年作家，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