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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哲学或理论说到最根本处，都是建立在一种超验的价值假设或信仰之上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有没有假设，谁的假设或信仰比谁的“唯物”，而在于这种假设或信仰是不是有助于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有助于缓和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是否能从整体上拓展人的精神视境。我认为老子由“道”出发，推演出“柔弱”、“不争”的人格，又由“柔弱”、“不争”导引出反战思想，就是早期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杰出智慧之一。
《老子》第三十一章开宗明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是他对战争性质的总体定位。在这儿，他没有给任何打着“正义”、“爱国”、“救世济民”、“解放全人类”等美好旗帜的战争留下商量的余地。兵凶战危，自遗其祸，在老子看来，天道掌握着人的生杀予夺，人类的自相残杀不过是“代司杀者（天道）杀”。
既然战争是这样一种人神共愤的不祥之物，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老子当然不可能从制度层面看待战争，譬如，他不可能把当时屡肇兵端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头领的滥施权柄，也不可能进一步设想，如果在联邦的框架内，各自治地方没有军队，或虽有军队但对外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不在这些头人手中，而在由民众组成的代议机关内，就可以避免因头人的一己之私而发动战争。但他为战争设置了两条底线：“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第三十一章）。这样，战争就获得了两条原则：一、不得已，二、恬淡为上；而且只有在两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战争才是可容忍的。
除了对战争性质的判定以及战略战术上的具体运用外，老子对战争胜利的态度也闪烁着慈悲的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战争结果的认识上。
他认为，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是“不得已”的产物，即使最后胜利了，也不要自以为得计：“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老子》第三十章）。达到目的就行了，不要矜恃，不要夸耀，要知道战争都是“不祥之器”，即使是因扶危禁暴而用兵，也是出于不得已；不要逞强，不要赶尽杀绝，逞强就是“不道”，“不道”就会早死；胜利了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怎么可能长久得志？
这种大爱无疆、哀悯深沉的智慧和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接受的铺天盖地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却和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不忍生灵涂炭的观念息息相通。
如果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例，分析老子的反战思想，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北方没有以“叛乱”、“卖国”、“分裂”的罪名镇压“反动派”，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60万死难同胞的坟茔，始终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愧疚。无论是林肯，还是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都坚决主张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南方。直到今天，在遍布全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内，仍然看不到对死者使用“反革命”、“叛徒”、“匪帮”一类蔑称，有的只是对逝去生命的缅怀和追思。南北方的“宣传口径”也不一致：北方称之为“国内战争”，南方则称之为“国与国的战争”；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南方好多地方至今仍矗立着“邦联”总统戴维斯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从没人说这是“伪总统”、“伪司令”。当时明明成立了国家，推选了总统，任命了总司令，怎么能叫“伪”呢？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此役双方有5万年轻人魂归疆场。作为底层出身的总统，林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分量，因而在他著名的葛提斯堡讲演中，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神色，更没有号召北军“追穷寇”、“捣黄龙”，相反，他有一篇感人至深的悼亡辞，全篇短短十几句话，渗透着林肯对死亡将士的惋惜和悲悼之情。作为一个始终将“自由”和“民有，民治，民享”奉为最高圭臬的人道主义者，他深知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
现今，在葛提斯堡战场上建立了一个纪念馆，馆里没有黑白对立，有的只是对战争进程的客观讲解，以及对参与战争的士兵哀伤而痛心的描写。还有一些讲述的是年轻士兵和他们心爱的姑娘生离死别的故事。面对馆里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士兵照片，你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那些灵动而闪射着青春光彩的年轻人曾经和我们同顶一片蓝天，共饮一条河水，而现在他们死了，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
这样的战争，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夸耀呢？难道就因为自己诡计多端，杀死的人比对方多，就要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诬蔑那些死去的，再也不会还口的兄弟为“盗”、为“匪”、为“寇仇”、为“败类”吗？老子说：“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说的是要以悲哀的心情对待战争和杀人，尤其是战胜以后，更要以丧礼对待死去的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人道主义呼声，可惜被淹没在了杀伐四起，群雄争霸的历史暗夜里。
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波斯国王薛克斯率领他的军队翻过一道山梁，回头看见他一望无际的军队，不禁恸哭起来。部下问他哭什么，他说：“想一想百年以后，所有这些人都不见了，因而悲伤莫名。”这个故事说明，在古希腊，即使率军打仗的人也具备哲人的品质，不像我们，五千年了，对于战死的同胞，何曾寄托过多少哀思。
《老子》第三十一章开宗明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是他对战争性质的总体定位。在这儿，他没有给任何打着“正义”、“爱国”、“救世济民”、“解放全人类”等美好旗帜的战争留下商量的余地。兵凶战危，自遗其祸，在老子看来，天道掌握着人的生杀予夺，人类的自相残杀不过是“代司杀者（天道）杀”。
既然战争是这样一种人神共愤的不祥之物，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老子当然不可能从制度层面看待战争，譬如，他不可能把当时屡肇兵端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头领的滥施权柄，也不可能进一步设想，如果在联邦的框架内，各自治地方没有军队，或虽有军队但对外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不在这些头人手中，而在由民众组成的代议机关内，就可以避免因头人的一己之私而发动战争。但他为战争设置了两条底线：“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第三十一章）。这样，战争就获得了两条原则：一、不得已，二、恬淡为上；而且只有在两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战争才是可容忍的。
除了对战争性质的判定以及战略战术上的具体运用外，老子对战争胜利的态度也闪烁着慈悲的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战争结果的认识上。
他认为，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是“不得已”的产物，即使最后胜利了，也不要自以为得计：“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老子》第三十章）。达到目的就行了，不要矜恃，不要夸耀，要知道战争都是“不祥之器”，即使是因扶危禁暴而用兵，也是出于不得已；不要逞强，不要赶尽杀绝，逞强就是“不道”，“不道”就会早死；胜利了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怎么可能长久得志？
这种大爱无疆、哀悯深沉的智慧和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接受的铺天盖地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却和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不忍生灵涂炭的观念息息相通。
如果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例，分析老子的反战思想，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北方没有以“叛乱”、“卖国”、“分裂”的罪名镇压“反动派”，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60万死难同胞的坟茔，始终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愧疚。无论是林肯，还是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都坚决主张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南方。直到今天，在遍布全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内，仍然看不到对死者使用“反革命”、“叛徒”、“匪帮”一类蔑称，有的只是对逝去生命的缅怀和追思。南北方的“宣传口径”也不一致：北方称之为“国内战争”，南方则称之为“国与国的战争”；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南方好多地方至今仍矗立着“邦联”总统戴维斯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塑像，从没人说这是“伪总统”、“伪司令”。当时明明成立了国家，推选了总统，任命了总司令，怎么能叫“伪”呢？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此役双方有5万年轻人魂归疆场。作为底层出身的总统，林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分量，因而在他著名的葛提斯堡讲演中，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神色，更没有号召北军“追穷寇”、“捣黄龙”，相反，他有一篇感人至深的悼亡辞，全篇短短十几句话，渗透着林肯对死亡将士的惋惜和悲悼之情。作为一个始终将“自由”和“民有，民治，民享”奉为最高圭臬的人道主义者，他深知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
现今，在葛提斯堡战场上建立了一个纪念馆，馆里没有黑白对立，有的只是对战争进程的客观讲解，以及对参与战争的士兵哀伤而痛心的描写。还有一些讲述的是年轻士兵和他们心爱的姑娘生离死别的故事。面对馆里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士兵照片，你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那些灵动而闪射着青春光彩的年轻人曾经和我们同顶一片蓝天，共饮一条河水，而现在他们死了，死于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
这样的战争，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夸耀呢？难道就因为自己诡计多端，杀死的人比对方多，就要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诬蔑那些死去的，再也不会还口的兄弟为“盗”、为“匪”、为“寇仇”、为“败类”吗？老子说：“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说的是要以悲哀的心情对待战争和杀人，尤其是战胜以后，更要以丧礼对待死去的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人道主义呼声，可惜被淹没在了杀伐四起，群雄争霸的历史暗夜里。
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波斯国王薛克斯率领他的军队翻过一道山梁，回头看见他一望无际的军队，不禁恸哭起来。部下问他哭什么，他说：“想一想百年以后，所有这些人都不见了，因而悲伤莫名。”这个故事说明，在古希腊，即使率军打仗的人也具备哲人的品质，不像我们，五千年了，对于战死的同胞，何曾寄托过多少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