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作为国家计委主任和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富春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尽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作出了重大努力。

美好的愿景与困惑的现实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对“大跃进”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最初包括李富春在内的党内高级干部并不是立刻能看得那样清楚的。像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一样，李富春相信毛主席比自己看得更深远、更准确。而“大跃进”中，广大群众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所迸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也极大影响了李富春的判断。
　　但是作为国家计委主任和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富春并不是没有忧虑的。当时党中央正在修订“二五”计划，李富春强调既要看到建设的有利条件，也不能忽视建设中面临的困难。李富春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与“大跃进”的调子不合拍。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李富春不仅亲身感受到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和鼓动“大跃进”的气氛，还间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的批评和各部门、各地区“大跃进”的声浪，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都是不小的压力。
　　为了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国家计委重新拟订了指标，对“二五”计划草案作了调整。后来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58年6月李富春向党中央报告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提出，计划各项指标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为中心来安排，“以钢为纲”，带动其他指标。同时预计以钢铁为主的工业产量有可能只用三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可能三年就能基本实现。毛泽东看了这个《要点》后批示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并指示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个阶段的李富春是纠结矛盾的。一方面，他和他领导的国家计委，与全国人民一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跃进”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实际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他不能不更多地考虑那些一再拔高的指标如何落实。他能做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地采取灵活方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在当时的计委、经委联席会议上，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高指标落实的担心。他说，“凡是各部和地方上提出来的项目，都要审查一下，看哪些是应该搞的，哪些不应该搞，把一些小项目剔除，不要纳入计划;大型骨干项目的标准太高了，应该降低一下，免得促进大家贪大”。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富春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对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调整作了说明，并提交了相关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计划以及那个《说明要点》，也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指责：“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显然毛主席认为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在经济指导思想上还缺少“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態”，希望他们打开“大跃进”的局面。

设法走出困局

　　“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破坏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作用。国民经济主要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各项指标畸高而无法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远超实际可能，过高的积累率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劳民伤财，浪费巨大。而在“大跃进”初期，国家计委按照中央精神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实行的“两本账”的做法，本意是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果造成严重的分散主义。从中央到地方都头脑发热，大家争投资，上项目，使计划管理和经济秩序陷于严重混乱局面。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开来。
　　意识到这些问题后，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党中央积极领导全党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左”的努力。在这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很多意见，作出很多指示。李富春作为国家计委主任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的做法感触更直接、更深刻。他衷心地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些决定，也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很多意见，并且多次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他的这些意见触及了“大跃进”中比较普遍的问题，对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大跃进”开始后，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实行的“两本账”的计划方法，使国家计委失去对全局的控制。计划指标朝令夕改，经济统计非常混乱，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工作十分被动。而且这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在“大跃进”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的，大环境、大态势没有变化，人们对“大跃进”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李富春不可能直接尖锐地指出“大跃进”的错误，只能婉转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同志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有各种顾虑。”
　　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批判彭德怀的问题，打断了正在进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全党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要求下，全国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高潮。全国上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导致工农业生产继续大滑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加剧。
　　“大跃进”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吃食堂大锅饭等做法，造成严重平均主义和物质的巨大浪费，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继续“大跃进”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甚至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也被征走，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许多地区因严重缺粮而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包括李富春在内的一些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在196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李富春针对“大跃进”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证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可能有些方面多我们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国民经济是个有机整体，要从全面考虑……”
　　在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李富春就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作报告，对国内的任务及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提出了五点意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李富春提出了调整经济的建议。他最初针对当时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应该对工业实行整顿、巩固、提高。这就是后来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雏形。

　　8月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濟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再一次明确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同时周恩来将计委报告中提出的“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经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央基本同意国家计委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
　　中共中央批准八字方针后，调整工作首先从农村开始。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出《紧急指示信》当天，李富春在国务院各办负责人和工交各部党组会议上讲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十个问题。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李富春在会上深入分析了我国三年来经济工作的情况和主要问题。这两个讲话，是他提出调整建议以来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较为系统的总结。
　　1960年12月16日，李富春致信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1961年要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指出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必须照顾今年农业歉收的情况，照顾重灾区，必须尽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农业为第一位;第二，必须注意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
　　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听取和通过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时期。八字方针既作为国家经济调整的总体方针，也成为李富春后来开展工作的主要依据和“武器”。这期间李富春多次系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列举存在的各种问题，明确指出政策上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并进行了矢志不渝的努力。

坚定不移贯彻八字方针

　　虽然八字方针列入党的决议，但“大跃进”的惯性依然存在，经济调整的过程是曲折的。直到1961年9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在未来三年应切实贯彻八字方针的决议，经济调整才真正行动起来。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李富春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问题上，全党基本取得了共识。2月，刘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中央财经小组明确提出要“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5月上旬，党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大刀阔斧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部署，制定出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方针、办法和措施，这对进一步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主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过程中，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作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
　　恢复和发展农业，解决好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大跃进”的本意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但实际结果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而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农业。农业遇到的困难是全党的惨痛教训，因此国民经济调整中最主要的环节是恢复和发展农业，这也是各类经济比例关系调整的关键。李富春在落实八字方针的过程中，紧紧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实际上，从1960年以后，他强调最多的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加强农业建设，并将其贯穿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之中。他在国家计委拟定八年规划时强调，“今后三年也好，八年也好，第一位的还是农业问题”。在1960年7月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就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作报告时提出了五点意见，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0年11月18日，在国家计委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作了《经济工作的十条经验教训》的报告，其中第一条就提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1962年7月，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并提出计划的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他提出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当年11月，李富春主持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一九六三年工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这个意见依然突出了把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摆在第一位的思路。1962年12月4日，李富春致信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建议编制十年的长期规划，提出十年规划的编制应当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把工业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