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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纪委的李主任”、“驻华东局特派员”这样几个模棱两可的头衔，李国荣真正的身份和名字始终都是隐匿的
西装革履、夹着高档公文包、开着总价近百万元的豪华越野车，经常出入党政机关、高档宾馆、酒店，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日前，这位自称曾经亲自查办陈良宇案件的“中纪委李主任、华东地区特派员”李国荣被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以涉嫌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等罪依法批准逮捕。
自此，李国荣的真正身份和真实名字才现出了原形—— 李国亚，1963年出生，江苏省苏州市一企业的下岗职工，无业。逮捕前住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特派员”瞄上大老板
刘用纲是苏州福建商会常务副会长，苏州经融瑞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投资人）、董事长，在苏州，也算是知名的企业家、大老板。
2008年初，刘用纲怀着对生活和事业的美好憧憬，来到古城苏州市投资创业。同年10月，刘用纲便和几个朋友一起收购了苏州中胜金属交易市场，2009年又投资近亿元收购了苏州市长江路宝马大厦和苏州江南汽配市场。
2010年初，一次朋友聚会时，刘用纲结识了自称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施晓风。施晓风称其博士生导师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尹伯成教授。此后，施晓风几乎天天来找刘用纲喝茶、聊天，并介绍他主办的杂志《金报居周刊》在业内如何如何了得。其间他不断地给刘用纲灌输商业地产的理论及市场前景等。
施晓风还对刘用纲说，自己还有个后台老板是中纪委的领导，因身份特殊不方便抛头露面，所有事情都由他出面代言。施晓风多次强调，现在当官的没有不怕中纪委的，只要中纪委领导出面，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能和他合着做生意，保证能赚大钱。
终于在一次“聊天”后，刘用纲被施晓风的诚意和后台老板的“实力”打动了。
2010年6月，刘用纲按照和施晓风的约定，出资1000万元成立苏州经融瑞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瑞通公司）。同时约定，出资人刘用纲占股60%，施晓风不用出资，但占股40%。施晓风以刘用刚不懂得经营为由，提出由他负责公司运营管理，刘用纲负责出资和融资。
公司成立不久，施晓风就将其后台老板带到了刘用纲的办公室。此时的李国荣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让人一看就觉得像个大领导”。据施晓风介绍，李国荣是中纪委驻华东局的特派员，也是他的后台老板，人称“三爷”。
神秘“特派员”权势通天
在谈话中，李国荣称自己62岁，还有3年退休，目前正病休在家。李国荣还介绍，病休前自己一直在中纪委华东局工作，办公室就在上海市政府。而施晓风则在一旁不停地暗示，李特派员尽管病休在家，可还是大权在握，和省里、市里的领导关系非同一般。
虽然施晓风将李国荣吹捧上了天，但刘用纲也并非没有怀疑。除了“中纪委的李主任”、“驻华东局特派员”这样几个模棱两可的头衔，李国荣真正的身份和名字始终都是隐匿的。对此，李国荣自己的解释是因经常查办国内高官的腐败大案、要案，身份特殊，自己和中纪委的人都有多重身份，多个身份证，其个人信息 “不允许任何人查询，也是查不到的”。
而在苏州市，李国荣好像的确是个“名人”。几乎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一些地方官员都听过李国荣讲述自己是如何查办陈良宇案件，如何七天七夜与陈良宇斗智、斗勇，最后“拿下”陈良宇的；几乎都听他讲述过自己如何帮助江苏省某市领导“摆平”中纪委和相关部门查处的。
通过这次见面，刘用纲认为这个“中纪委李主任”可能确有来头。没过多久，李特派员给他介绍了一位上海市做工程的杨老板，通过杨老板他们公司搞定了苏州市吴中大道及环太湖公路的标段。
自此，刘用纲对李国荣的“主任、特派员”身份深信不疑，更是尊敬有加，将他敬为上宾。按照施晓风的提议，刘用纲还特意装修了一间豪华的“领导办公室”，供“特派员”李国荣接待、喝茶、聊天专用。
“特派员”安排老板进班房
2011年8月中旬的一天，施晓风找到刘用纲，一边强调“李特派员”的能力很强，可以让他们发大财，也能让他们倾家荡产。一边暗示“李特派员”喜欢沃尔沃C90越野车，车价70多万元。刘用纲觉得自己得罪不起对方，于是同意为对方购车。
由于当时瑞通公司资金紧张，刘用纲答应自己先出60万元给李国荣购车，差额部分由李国荣自己垫付。于是，施晓风和李国荣与刘用纲一起来到苏州一家4S店，刘用纲用银行卡支付2万元，为“李特派员”订购了一辆沃尔沃C90越野车。之后，刘用纲又通过瑞通公司转给李国亚（李国荣实名为李国亚）账户58万元人民币。没过几天，李国荣将崭新的沃尔沃C90越野车开了回来。
此后，“特派员”李国荣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公司经营主要由施晓风和李特派员大揽大包，陆续有多个项目，刘用纲先后投入近1500万元至瑞通公司（含小额贷款450万元）。
至2011年，瑞通公司已增加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员工近40人，相对的开销也非常大。但此时的瑞通公司在很长时间却没有相应的收入。李国荣提出，把刘用纲自己购买的宝马大厦（12800平方米的写字楼）委托给瑞通公司运营管理，可直到施晓风去世也没能见到效益。
由于刘用纲投入数千万元但长期没有得到回报，瑞通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资金链出现断裂。此时的李国荣显得格外大方，他慷慨解囊，主动借给融通公司200万元，但利息却高得惊人——年息36%。
案发后，刘用纲对办案人员描述：“2011年11月的一天，施晓风和几个彪形大汉到我办公室，让我将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并让我把我所占60%的股份也转至他的名下，并说明其中20%的股份是无偿送给‘三爷’（李国荣）的。然后，施晓风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江南汽配市场全权委托协议书》（以下简称江南汽配市场），要将我和我老婆全资控股的江南汽配市场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施晓风。施晓风还说：‘我已经和李特派员商量过了，我给你写个承诺书，等欠款的事了结后，你余下的40%股份及江南汽配市场就还给你。’” 由于此时正是刘用纲在经济上内外交困之际，加上“中纪委特派员”和施晓风等一干人苦苦相逼，作为外乡人的刘用纲觉得无依无靠，是求助无门，只得将自己瑞通公司名下60%股份，全部转至施晓风名下，同时将江南汽配市场的经营权也全权委托给了施晓风。
施晓风在得到苏州江南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权后，就把苏州江南汽配市场2012年可出租部分物业的全年的租金总计76万元收走，资金下落不明。
2011年12月，资金链完全断裂，巨额借款无法偿还，包括银行在内的债主们纷纷上门逼债。
这时，施晓风和李国荣都来找刘用纲，说“李特派员”已经和公安局说好了，只要他去投案自首，这样就不用还钱了。到时候特派员会以中纪委领导的身份出面搞定，再把他放出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按照‘李特派员’为我作出的选择，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刘用纲对记者说。
然而，刘用纲投案后，公安机关认为其与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关系属于民事纠纷，没有受理。刘用纲把情况向李国荣汇报后，李国荣让刘用纲继续到公安机关自首，并告诉怎么说公安机关才能立案。
刘用纲说：“按照李特派员和施晓风的计划安排，我曾经几次到公安机关主动交代，极力向公安机关证明我在借款时就有主观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经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公安机关对我立案侦查，把我关进了看守所。”
刘用纲没有想到，虽然按照施晓风和李国荣制订的方案自己被送进了看守所，但并没有摆脱债务的纠缠。
此时的刘用纲在看守所里苦思冥想，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只是欠人家钱，并没有犯罪，他们让我投案自首是为了什么？李国荣的中纪委李主任、驻华东局特派员身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他向我索要60万元购车时，出具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李国荣而是李国亚？李特派员不是叫李国荣吗？ 2011年认识李特派员时他就说自己63岁，身份证上出生年月为什么是1963年？1963年出生至2011年怎么也算不到63岁。难道这就是如“特派员”所说，是中纪委办案需要而持有多个身份的其中一个吗？如果真是中纪委领导，能向我索要60万巨款吗？
一番猜度下来，刘用纲开始怀疑李国荣中纪委主任、特派员身份的真伪。他想，这个中纪委李主任、李特派员极有可能是冒牌的，自己很有可能受骗上当了。
刘用纲是苏州福建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刘用刚的案件惊动了福建商会的领导和会员们。为了帮助刘用刚解决困境，福建商会在几天内就筹集了1000万元，帮助刘用纲偿还了银行及其他借款，解决了资金困境。同时，刘用纲也被保释了出来。
“特派员”从幕后跳向前台
2012年5月黄金周，施晓风带着瑞通公司部分高管去香港澳门旅游、考察，5月3日，到澳门的第一天就因病去世。
据瑞通公司原财务总监潘东升介绍，虽然瑞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刘用纲，但在2011年刘用纲名下的股权已经全部转到了施晓风的名下。施晓风去世后，员工私下都在议论，公司是刘用纲投资创办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应该改回刘用纲或者让刘用纲的亲弟弟担任。还有的员工认为，公司股份都在施晓风的名下，法定代表人应该由其合法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来担任。不论谁任法定代表人，员工们都希望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下去，都希望公司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谁也没有想到，旅游、考察的高管们回到苏州后，李国荣就以帮助死者施晓风管理公司为由，召集会议并安排公司经营及各项工作。潘东升和瑞通公司原副总经理沈雁文介绍，在2012年5月3日至6月7日间，李国荣每天都在公司值守，此间发生的所有文件、往来账目都要经过他过目并同意。自此，“特派员”李国荣正式入主瑞通公司。
对于瑞通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安排，李国荣更是费尽了心机。施晓风死后，李国荣显得格外用心。据施晓风母亲施惠芬介绍：2012年5月10日，“三爷”在公墓为施晓风办了个追悼会，场面很大，来的人不是什么总，就是政府的大领导，来了几个将军，但他们都不认识。
李国荣清楚，施晓风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瑞通公司所有的股份都在他的名下，合法继承人是其妻子、儿子及父母。李国荣清楚，要想实际占有并掌控瑞通公司，必须利用并妥善处理好这几个的关系。
施晓风下葬后，李国荣找到施晓风的家人，说：“我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在还没有退休，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合适。”家人们一致推举施晓风的爱人接管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可李国荣却认为，寡妇门前是非多，这样工作起来不方便，还是应该由施晓风的母亲来担任这个法定代表人。
但在施晓风的母亲施惠芬看来，自己连公司是咋回事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当这个法定代表人。双方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最后，施惠芬等家人作出妥协，同意了李国荣给出的条件：
一、施惠芬挂名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每月只能到公司一次或两次，每月给付10000元工资；
二、每月支付施晓风的妻子、儿子生活费4000至5000元；
三、施晓风的儿子毕业后，李国荣（公司）负责给送到国外并承担费用。
在同意上述条件后，施晓风的每名家人都按照对方要求每人写了一份放弃继承权的承诺书。
巧施连环计转移资产
2012年6月7日，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份变更至施惠芬名下。虽然，施惠芬做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公司的大权却掌握在“三爷”手里。公司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李国荣同意，就连签字都必须按照“三爷”李国荣旨意。“每次都是‘三爷’让我签字的，是他告诉我怎么签、签到什么地方的。”施惠芬说。
同年7月中旬，李国荣对公司高管们说，正泰集团的名誉董事长是中央某领导的妹妹，李国荣称自己家人与她有特殊的关系，通过她与正泰集团合作，再成立个公司，借助他们的力量开展业务。没过几天，李国荣就把苏州正泰经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正泰经瑞公司）的工商执照拿了回来，李国荣自任公司总裁，办公室设在瑞通公司。
西装革履、夹着高档公文包、开着总价近百万元的豪华越野车，经常出入党政机关、高档宾馆、酒店，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日前，这位自称曾经亲自查办陈良宇案件的“中纪委李主任、华东地区特派员”李国荣被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以涉嫌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等罪依法批准逮捕。
自此，李国荣的真正身份和真实名字才现出了原形—— 李国亚，1963年出生，江苏省苏州市一企业的下岗职工，无业。逮捕前住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
“特派员”瞄上大老板
刘用纲是苏州福建商会常务副会长，苏州经融瑞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投资人）、董事长，在苏州，也算是知名的企业家、大老板。
2008年初，刘用纲怀着对生活和事业的美好憧憬，来到古城苏州市投资创业。同年10月，刘用纲便和几个朋友一起收购了苏州中胜金属交易市场，2009年又投资近亿元收购了苏州市长江路宝马大厦和苏州江南汽配市场。
2010年初，一次朋友聚会时，刘用纲结识了自称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施晓风。施晓风称其博士生导师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尹伯成教授。此后，施晓风几乎天天来找刘用纲喝茶、聊天，并介绍他主办的杂志《金报居周刊》在业内如何如何了得。其间他不断地给刘用纲灌输商业地产的理论及市场前景等。
施晓风还对刘用纲说，自己还有个后台老板是中纪委的领导，因身份特殊不方便抛头露面，所有事情都由他出面代言。施晓风多次强调，现在当官的没有不怕中纪委的，只要中纪委领导出面，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能和他合着做生意，保证能赚大钱。
终于在一次“聊天”后，刘用纲被施晓风的诚意和后台老板的“实力”打动了。
2010年6月，刘用纲按照和施晓风的约定，出资1000万元成立苏州经融瑞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瑞通公司）。同时约定，出资人刘用纲占股60%，施晓风不用出资，但占股40%。施晓风以刘用刚不懂得经营为由，提出由他负责公司运营管理，刘用纲负责出资和融资。
公司成立不久，施晓风就将其后台老板带到了刘用纲的办公室。此时的李国荣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让人一看就觉得像个大领导”。据施晓风介绍，李国荣是中纪委驻华东局的特派员，也是他的后台老板，人称“三爷”。
神秘“特派员”权势通天
在谈话中，李国荣称自己62岁，还有3年退休，目前正病休在家。李国荣还介绍，病休前自己一直在中纪委华东局工作，办公室就在上海市政府。而施晓风则在一旁不停地暗示，李特派员尽管病休在家，可还是大权在握，和省里、市里的领导关系非同一般。
虽然施晓风将李国荣吹捧上了天，但刘用纲也并非没有怀疑。除了“中纪委的李主任”、“驻华东局特派员”这样几个模棱两可的头衔，李国荣真正的身份和名字始终都是隐匿的。对此，李国荣自己的解释是因经常查办国内高官的腐败大案、要案，身份特殊，自己和中纪委的人都有多重身份，多个身份证，其个人信息 “不允许任何人查询，也是查不到的”。
而在苏州市，李国荣好像的确是个“名人”。几乎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一些地方官员都听过李国荣讲述自己是如何查办陈良宇案件，如何七天七夜与陈良宇斗智、斗勇，最后“拿下”陈良宇的；几乎都听他讲述过自己如何帮助江苏省某市领导“摆平”中纪委和相关部门查处的。
通过这次见面，刘用纲认为这个“中纪委李主任”可能确有来头。没过多久，李特派员给他介绍了一位上海市做工程的杨老板，通过杨老板他们公司搞定了苏州市吴中大道及环太湖公路的标段。
自此，刘用纲对李国荣的“主任、特派员”身份深信不疑，更是尊敬有加，将他敬为上宾。按照施晓风的提议，刘用纲还特意装修了一间豪华的“领导办公室”，供“特派员”李国荣接待、喝茶、聊天专用。
“特派员”安排老板进班房
2011年8月中旬的一天，施晓风找到刘用纲，一边强调“李特派员”的能力很强，可以让他们发大财，也能让他们倾家荡产。一边暗示“李特派员”喜欢沃尔沃C90越野车，车价70多万元。刘用纲觉得自己得罪不起对方，于是同意为对方购车。
由于当时瑞通公司资金紧张，刘用纲答应自己先出60万元给李国荣购车，差额部分由李国荣自己垫付。于是，施晓风和李国荣与刘用纲一起来到苏州一家4S店，刘用纲用银行卡支付2万元，为“李特派员”订购了一辆沃尔沃C90越野车。之后，刘用纲又通过瑞通公司转给李国亚（李国荣实名为李国亚）账户58万元人民币。没过几天，李国荣将崭新的沃尔沃C90越野车开了回来。
此后，“特派员”李国荣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公司经营主要由施晓风和李特派员大揽大包，陆续有多个项目，刘用纲先后投入近1500万元至瑞通公司（含小额贷款450万元）。
至2011年，瑞通公司已增加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员工近40人，相对的开销也非常大。但此时的瑞通公司在很长时间却没有相应的收入。李国荣提出，把刘用纲自己购买的宝马大厦（12800平方米的写字楼）委托给瑞通公司运营管理，可直到施晓风去世也没能见到效益。
由于刘用纲投入数千万元但长期没有得到回报，瑞通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资金链出现断裂。此时的李国荣显得格外大方，他慷慨解囊，主动借给融通公司200万元，但利息却高得惊人——年息36%。
案发后，刘用纲对办案人员描述：“2011年11月的一天，施晓风和几个彪形大汉到我办公室，让我将瑞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他，并让我把我所占60%的股份也转至他的名下，并说明其中20%的股份是无偿送给‘三爷’（李国荣）的。然后，施晓风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江南汽配市场全权委托协议书》（以下简称江南汽配市场），要将我和我老婆全资控股的江南汽配市场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施晓风。施晓风还说：‘我已经和李特派员商量过了，我给你写个承诺书，等欠款的事了结后，你余下的40%股份及江南汽配市场就还给你。’” 由于此时正是刘用纲在经济上内外交困之际，加上“中纪委特派员”和施晓风等一干人苦苦相逼，作为外乡人的刘用纲觉得无依无靠，是求助无门，只得将自己瑞通公司名下60%股份，全部转至施晓风名下，同时将江南汽配市场的经营权也全权委托给了施晓风。
施晓风在得到苏州江南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权后，就把苏州江南汽配市场2012年可出租部分物业的全年的租金总计76万元收走，资金下落不明。
2011年12月，资金链完全断裂，巨额借款无法偿还，包括银行在内的债主们纷纷上门逼债。
这时，施晓风和李国荣都来找刘用纲，说“李特派员”已经和公安局说好了，只要他去投案自首，这样就不用还钱了。到时候特派员会以中纪委领导的身份出面搞定，再把他放出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按照‘李特派员’为我作出的选择，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刘用纲对记者说。
然而，刘用纲投案后，公安机关认为其与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关系属于民事纠纷，没有受理。刘用纲把情况向李国荣汇报后，李国荣让刘用纲继续到公安机关自首，并告诉怎么说公安机关才能立案。
刘用纲说：“按照李特派员和施晓风的计划安排，我曾经几次到公安机关主动交代，极力向公安机关证明我在借款时就有主观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经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公安机关对我立案侦查，把我关进了看守所。”
刘用纲没有想到，虽然按照施晓风和李国荣制订的方案自己被送进了看守所，但并没有摆脱债务的纠缠。
此时的刘用纲在看守所里苦思冥想，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只是欠人家钱，并没有犯罪，他们让我投案自首是为了什么？李国荣的中纪委李主任、驻华东局特派员身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他向我索要60万元购车时，出具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李国荣而是李国亚？李特派员不是叫李国荣吗？ 2011年认识李特派员时他就说自己63岁，身份证上出生年月为什么是1963年？1963年出生至2011年怎么也算不到63岁。难道这就是如“特派员”所说，是中纪委办案需要而持有多个身份的其中一个吗？如果真是中纪委领导，能向我索要60万巨款吗？
一番猜度下来，刘用纲开始怀疑李国荣中纪委主任、特派员身份的真伪。他想，这个中纪委李主任、李特派员极有可能是冒牌的，自己很有可能受骗上当了。
刘用纲是苏州福建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刘用刚的案件惊动了福建商会的领导和会员们。为了帮助刘用刚解决困境，福建商会在几天内就筹集了1000万元，帮助刘用纲偿还了银行及其他借款，解决了资金困境。同时，刘用纲也被保释了出来。
“特派员”从幕后跳向前台
2012年5月黄金周，施晓风带着瑞通公司部分高管去香港澳门旅游、考察，5月3日，到澳门的第一天就因病去世。
据瑞通公司原财务总监潘东升介绍，虽然瑞通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是刘用纲，但在2011年刘用纲名下的股权已经全部转到了施晓风的名下。施晓风去世后，员工私下都在议论，公司是刘用纲投资创办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应该改回刘用纲或者让刘用纲的亲弟弟担任。还有的员工认为，公司股份都在施晓风的名下，法定代表人应该由其合法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来担任。不论谁任法定代表人，员工们都希望公司能够正常经营下去，都希望公司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谁也没有想到，旅游、考察的高管们回到苏州后，李国荣就以帮助死者施晓风管理公司为由，召集会议并安排公司经营及各项工作。潘东升和瑞通公司原副总经理沈雁文介绍，在2012年5月3日至6月7日间，李国荣每天都在公司值守，此间发生的所有文件、往来账目都要经过他过目并同意。自此，“特派员”李国荣正式入主瑞通公司。
对于瑞通公司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安排，李国荣更是费尽了心机。施晓风死后，李国荣显得格外用心。据施晓风母亲施惠芬介绍：2012年5月10日，“三爷”在公墓为施晓风办了个追悼会，场面很大，来的人不是什么总，就是政府的大领导，来了几个将军，但他们都不认识。
李国荣清楚，施晓风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瑞通公司所有的股份都在他的名下，合法继承人是其妻子、儿子及父母。李国荣清楚，要想实际占有并掌控瑞通公司，必须利用并妥善处理好这几个的关系。
施晓风下葬后，李国荣找到施晓风的家人，说：“我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在还没有退休，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合适。”家人们一致推举施晓风的爱人接管公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可李国荣却认为，寡妇门前是非多，这样工作起来不方便，还是应该由施晓风的母亲来担任这个法定代表人。
但在施晓风的母亲施惠芬看来，自己连公司是咋回事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当这个法定代表人。双方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最后，施惠芬等家人作出妥协，同意了李国荣给出的条件：
一、施惠芬挂名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每月只能到公司一次或两次，每月给付10000元工资；
二、每月支付施晓风的妻子、儿子生活费4000至5000元；
三、施晓风的儿子毕业后，李国荣（公司）负责给送到国外并承担费用。
在同意上述条件后，施晓风的每名家人都按照对方要求每人写了一份放弃继承权的承诺书。
巧施连环计转移资产
2012年6月7日，瑞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份变更至施惠芬名下。虽然，施惠芬做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公司的大权却掌握在“三爷”手里。公司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李国荣同意，就连签字都必须按照“三爷”李国荣旨意。“每次都是‘三爷’让我签字的，是他告诉我怎么签、签到什么地方的。”施惠芬说。
同年7月中旬，李国荣对公司高管们说，正泰集团的名誉董事长是中央某领导的妹妹，李国荣称自己家人与她有特殊的关系，通过她与正泰集团合作，再成立个公司，借助他们的力量开展业务。没过几天，李国荣就把苏州正泰经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正泰经瑞公司）的工商执照拿了回来，李国荣自任公司总裁，办公室设在瑞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