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其政策是影响国际秩序的核心因素，我们这个时代对此已习以为常。但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还只是愿景，其如今得以实现，归功于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创造力。
　　20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跻身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并不明朗。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已具构想，但只实现了一部分。新兴的私营部门与尚未改革的国有企业并存。中国和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是初步和局部的。中国的金融机构才刚起步，中国经济正进入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时期，1993年的通胀率接近25%。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依然脆弱，而这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尽管双方都承诺建立合作关系，但缺乏共同项目。
　　但朱镕基和他的同僚以决心和创造力改变了这十年，始于不明朗，最终取得非凡成就。2003年，当朱镕基从总理的职位退休时，中国已驯服了通胀，经受住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的考验，加入了世贸组织（WTO），成功申办奥运会，与西方及非西方世界改善了关系。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不低于7%、人均GDP增幅为史上最持久与强劲的时期之一。
　　本书中的这些访谈详细记录了朱镕基在这段时期的工作，此间，他既在中国国内改革中担任主要经济官员，又在事实上扮演了一位外交官的角色，向国外解释中国政策并寻求支持。这些访谈从两个方面描绘出了一个天赋异禀的官员：机智、文雅、非常聪明，直面挑战，时常直言不讳。
　　我很荣幸在此期间结识朱镕基。其时，他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当时局面复杂，一些人带着令人难堪的敌意。朱镕基却表现出直面挑战的乐观。他带着决心和善意投入到会议和对话中去。他是中国政治机制的拥护者，却不将其强加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国际社会。当被问及是否立志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时，他回答说：“不，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在西方，这种观点有时候会让朱镕基招来批评，认为他在推动中国沿着自由民主路线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做得不够。在中国两个特殊时期，朱镕基遭到过极不公正的对待，而他的政治和经济信念经受住了考验，他不愿多提这些事。1958年，在中国的“反右派运动”中，朱镕基被剥夺共产党员身份，陷入20年的蹉跎岁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朱镕基被“下放”到农村5年。在书中，每当有记者问及这段艰难时光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于我而言那段经历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但也是一次不愉快的教育。”在通向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路上，朱镕基遭遇的重大逆境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的普通语境，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任何对他职业生涯的欣赏和对他政策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的。而这条道路最终验证了他注重实践的理念。
　　本書记录的漫长十年中，我经常见到朱镕基，从他的分析能力、地缘政治把握能力和经济眼光中学到了很多。并非所有读者都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朱镕基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倡导的政策。但所有人都会欣赏改革期间朱镕基和他的同僚在应对挑战时表现出的技能。朱镕基向一位记者描述改革时，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探索过程”。读者将深入了解中国角色转变过程，其间，中国将自己的角色由外国（经常是西方的）经济政策的接受者转变为拥有自己解决方案的独立建议者。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北京提供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重构了中国和周边经济体的关系。
　　本书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是研究中国与其邻邦及西方国家相互重新发现过程的富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为当今的读者和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记录，当下各方都在为众多看上去棘手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并努力窥测对方的意图。
　　朱镕基身居要职期间，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间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中美在一些问题上关系紧张，包括人权问题、台海危机、中国申请加入WTO的艰辛谈判、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的不良战略意图等。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双方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上达到了新高度，朱镕基在其间功不可没。
　　正如书中所述的那样，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出现紧张和不确定性。并非所有中国观察员都乐意和西方打交道，他们认为西方忽视中国现实；也并非所有西方观察员都赞同和中国打交道，他们认为中国未达到西方对其的政治期望。朱镕基用沉着和良好的幽默感填补了期望之间的差距。
　　在21世纪，重塑中国的全球角色是一项新的挑战，需要远见和政治才能。那些致力于构建成功的中西方关系、相信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并非必然导致冲突的人，可以从朱镕基，这名自称“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普通中国公民”的例子中获得启发。除去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朱镕基的职业生涯表明，让中国加入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与捍卫中国价值观和利益可以并存。这些访谈证明，弥合中西方认知和期望差异的努力可以在兼顾双方的尊严和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