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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曾携“显学”之誉，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同时，经济学自身的演进，也构造了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当从宏观视角评说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功用时，理论变迁与社会变化的紧密关联度，激越起了我们心头波澜壮阔的交响曲，其中经济学跳动的音符在交响曲中流淌出独特的韵味，让我们不时地回味精彩的过去，又辨识绵长的未来。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秉承的经济学，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我们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新社会构想，直接引用为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是私有制，二是资本雇佣劳动并剥夺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新社会的建构，便自然而然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就在这个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探索。
伟大理论之下的理想设计和实践，并未带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成果，改革开放的时代就在“仍然贫穷落后”的现实面前开启了。中国社会开始了一次批判性的反思。经济学界在反思中，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边界扩展开来，在整个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内，寻找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持。这一找，就找到了经济学的基本人性预设或规定之上，即“人是利己的”或“经济人”的理论认定。
在许多学说中，理论预设就是为自圆其说做出的前提设计，并不一定关联现实。但是，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是利己的”既是理论预设，也是真实的人性认定——现实社会里活生生的人就是利己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理论预设，还不如说它发现了人性深处的奥秘更为准确。依顺这种人性规定，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主观上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性驱动，客观上将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中国经济学界展示开这次探寻的结果，并充分地认可和张扬这一人性规定时，改革开放的种种设计和实践，就一步一步地奠基到“人是利己的”人性基石上来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制的全面问世，城市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全面下放。特别是，民营企业终于获得认同破土而出，随后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那“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原则，那国有企业获得经营自主之后其收益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都清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示了个人利益的天然性。至于民营企业的出现，个人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收益，同时也可以作为资本所有者得到“资本收益”，则将个人利益的获取方式，推演到了劳动者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之上。个人利益不只局限在吃、喝、拉、撒、睡的消费领域，还进入到了“资本再生利息”的投资领域，个人资本由此形成，它将个人利益提升到了至高而神圣的地位。
正如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那样，中国改革开放，依顺了“利己”的人性规定，结果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民企到国企，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了自己利益的追求之中，带来了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制度最适合“利己”人性规定，从而最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很大的程度上讲，就是一个市场领域不断扩大，市场自由度不断增加，同时市场配套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首先，我们市场化了所有的消费品，城镇居民消费品长期配额供应的历史结束；之后，我们逐步地市场化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统一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供给，完全让位给了较为充分的市场交易；再之后，我们新开辟了劳动市场，劳动力的相对自由市场化流动，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和市场自我调节，提供给了整个经济巨大的生命力和进退机制。还有那劳务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相应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相继面世。甚至于，相当多的精神产品也市场化了，成为了有价的交易品。市场之大，大到已经完全没有了边界；市场的自由之度，则是史无前例的了。那些为庞大又自由的市场如此运转而必备的市场配套制度，自然是迅猛增加，甚至于催生出了社会新的服务行业，如和市场交易相关的咨询、法律、财务和信息服务中介业等。
在“利己”人性认同和张扬下的个人利益追求，通过自由市场的桥梁，客观地实现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利己”人性的相对极端化，便是人性的自私甚至于贪婪，它会带给社会整体疯狂的力量，使人们超越通常的理性，累积出经济运行的巨大矛盾，最后演化成经济危机；或是带来人们追逐自我利益的畸形状态，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他人利益，造成社会内在的巨大冲突和矛盾，妨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遗憾的是，自由市场本身，通常没有自然的力量抑制得了如此的疯狂和对立。建立于“利己”人性基础上的自由市场制度选择，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一柄双刃剑。这已经为几百年来西方市场经济世界的历史所证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遭遇了如此的“双刃”之伤。围绕自由市场而来的疯狂冲动、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等的故事，不绝于耳——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一面，时隐时现，有时则是完全赤裸外在。结果是，经济运行中潜在可能的系统性危机，如幽灵一般，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类经济学专业词汇已经平常到成了百姓口头语，随时都可能带给我们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贫富差别，已经大到了国际警示线之上，贫富阶层清晰突显，社会矛盾、对立和摩擦的内容日趋复杂；还有那本应远离市场交易规则的其他社会生活，也大面积地“市场化”交易开来，一些公共权力、资源和利益被少数人据为己有，成为交易物，从而开辟出了新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罪恶市场”。在如此复杂的市场中，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成本大大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新课题。
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了又一次探求。鉴于制度对于“人性”的激励功效，即制度的正向激励，将导引“利己”走向自私和贪婪，制度的负向激励则将抑制“利己”人性的极端化，经济学界便祭出了“好制度造就好人，坏制度生产坏人”的理论信仰，试图在古典经济学单向地张扬“利己”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力量的引进，给人性的极端化挖掘开来一道抑制的沟壑。 伴随自由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弊端的演化，西方世界里产生和发展出了体系庞大复杂的“制度经济学”，其核心是研究制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它反对古典经济学简单地纯粹化人性为利己“经济人”的假说，笃信社会现实的人，具有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特征，因而制度在人的经济行为和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有着内生的直接作用。
从人的经济行为来看，制度经济学就是以激励为中心的对于人性或扬或抑的学说，它从既存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层面，以减少整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为要旨，用制度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以避免经济的系统性危机，消除或减少贫富差别巨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达到社会生活的相对和谐。面对改革开放中“利己”人性极端化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再次在现代经济学的文本里，找到了“制度经济学”这把有用的“钥匙”。
由此，我们迎来了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中一次非同寻常的热潮。制度经济学迅速普及开来，“制度变迁”、“制度成本”和“制度学派”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词汇，一时间占住了我们学术平台和社会言论媒介的极大空间，近乎所有思考改革开放现实问题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要触及现实问题，他们都高举制度经济学的旗帜，将问题归结于“体制或制度”之上，开出的终极药方，几乎都是“要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或是推动制度变革”。
制度的利剑出鞘，改革开放的历史棋局就出现了“变盘”——早期重在解脱对“利己”人性的压抑来释放发展能量，转变为了“制度建设”对“利己”人性极端化的适度抑制来保证发展有序。
展开改革开放中后期的画卷，我们看到，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极大面积地覆盖了社会治理、市场交易、企业经营管理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近所有可称之为“大事”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有章可循”；依法办事和依规办事，取代了大量依级别办事的做法；即使是仍然需要不同层级由下至上决策的事项，通常也有了相对完备的程序规则和授权规则，那种完全依附于级别权威的程序，融进了丰富的超越如此权威的制度成分。至于经济和社会生活里的创新活动，也常常被相关各方要求“制度先行”，结果是创新活动本身的风头，反而被关联的“制度创新”所掩盖而屈居次位。作为生活在改革开放中后期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都在感受各种制度的力量，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也都带着鲜明的制度色彩。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成了“制度人”。
在现代经济学中，产权理论具有独特地位，它以产权清晰和产权配置效率为其理论的核心。由于研究的是市场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或财产制度结构，它具有浓重的制度理论色彩。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过的“科斯定理”，即产权边界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权的不同配置决定不同效率之说，便是这一理论的主流观点。
产权配置就是财产制度选择的别名，“科斯定理”张扬的现实选择，一是必须清晰产权边界，二是配置产权要根据“成本”大小或效率来进行。这里的成本，被学界命名为“交易费用”，它成为了经济学史上一个辉煌无比的词汇。由此，一般的经济活动成本考虑，就上升到了产权配置决定因素的制度层次。在这里，经济学通过成本来定夺制度选择，又一次彰显出了它“改造世界”的力量。
“科斯定理”是一般地讨论产权配置与效率问题的。然而，由于私有产权更易于界定，特别是私有产权所有者，能够基本地自我承担成本和享有收益，通常不会出现“搭便车”、“机会主义”、“吃大锅饭”等转移成本给他人，并享有他人收益等侵害外部人权益的情况（经济学称其为“外部性”），因此，私有产权配置被一般地认为“交易费用”最低，最有效率。在现实中，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将“科斯定理”演论为“私有产权定理”了。推而论之，私有产权由于没有或很少有占有他人权益，也不让他人占有自己权益的“外部性”，在效率之外，如此配置还有社会公平的内涵。自然而然，私有产权成了西方世界里产权配置的主流，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性，便是如此配置的强大依据。
在产权理论的探索中，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也有对“科斯定理”从一般到具体的演变观点，推崇在改革开放中对私有产权的大范围配置。它引发了关于产权理论的大量争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权学派，还有其他新兴综合学派等的理论观点，都加入到了争论之中。争论的结果，是理论上明晰了国有产权制度的一般性问题，以及这样产权制度历史的适应范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范围。同时，对于私有产权有了全新的认识，利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澄清。
由此而来，产权理论在中国，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丰富性和特色性，它牵涉起了广泛的理论派别，结合了中国的历史和经济文化，将产权配置与利益分配、市场环境、社会管理、国家政权，还有现代社会化和全球化大生产（工商企业）、大流通（经贸往来）和大循环（资金运动）对经济实体的特殊要求，统合起来，形成了相对多元的产权理论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中关于产权制度变革的理论，可以说，部分源自历史秉承下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部分源自“科斯定理”，还有部分来自于更为广泛的理论派别。如果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特色”部分，产权理论丰富多元而成的系统，是具代表性的。
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以企业产权为核心的财产制度选择，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在现实问题的导向之下，企业产权变革的实践，产生了对产权理论的迫切需要；同时，实践也提供给了理论大量棘手的问题和丰富的证据，一些解决问题的创新办法应运而生，给既有理论以新的突破空间。
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让我们确定了产权制度变革的路径为：清晰产权边界和私有产权配置并重，尤其推崇丰富的企业产权模式。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在保留国有产权制度的企业中，国有产权的委托者和代理者严格分开，清晰国有产权边界；另一方面，高度认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产权制度的优势，鼓励私有产权企业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从当代世界先进企业制度的实践中，借鉴和改造适合中国国情现实的模式，构造出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结合的丰富多元的产权企业，在充分发挥不同产权优势的前提下，依托资本市场，强化企业内部治理的制约，形成了与国际接轨，又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丰富的企业产权制度，无疑是重大的推动力量。 产权清晰和按照成本或效率配置产权，其根本要义，还是在于激励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它所激励的，是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人的行为具有确定产权赋予的冲动，即是为自己的产权存在、保值和增值贡献才智、时间和体力；同时，产权的边界决定了，人的任何冲动行为，都必须自我地承担成本或是后果。在如此的产权激励和约束之下，一方面，微观上看，人的行为具有“产权理性”，会精于计算成本和收益，由此扩展到宏观上，将累加出整个社会的理性来，避免那种单向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无任何约束时的疯狂，减少社会或市场系统性危机的发生可能；另一方面，产权的清晰，让收益获取和成本负担受到了产权边界的严格界定，人的行为被产权完全地“内敛化”了，占有他人收益或让他人负担成本的不公平行为没有了可能，显然，它直接地累积起了宏观的社会公平。就此而论，产权清晰和经济上的合理配置，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具有宏观上使社会更趋于理性，更彰显公平的作用。
效率和公平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人所共知的是，追求极端的效率，将导致社会性的疯狂和对立；向往极端的公平，则不过是向往绝对平均主义和无效率的别名。当产权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对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双重效用时，经济理性回归，公平也就相应地生成。
如果我们将如此的产权配置，看成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那么，市场经济自身就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人的行为的功用；如果我们将其看成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外生人为制度安排，那么，市场经济运行表明，它还需要外在的制度安排力量，以修正或是调节经济运行走势或格局，引领整个社会平和与稳定。作为制度论者，我们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市场经济运行需要一些人为的配合性制度安排，其中产权安排就是一例。
举例说，国有企业制度的变革，我们选择的具体形式就有国有股份制（仍然全部国有，但由国有不同部门或机构持股而成，如财政部和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分别代表国家持股等）、国有混合股份制（国有股份和非国有股份的混合）等多种制度形式。在国有混合股份制里，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国有控股制，即国有股绝对或相对地占比最大。
如此的制度变革，首先，清晰了每个企业的产权边界，企业与企业之间，哪怕都是国有股份制，不再存在直接调拨资源和产品的制度安排了，只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资源和产品的转移，企业与企业之间由此消除了“占他企业便宜”的可能。其次，由不同股份混合而成的企业，不同的股东在企业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荣辱与共，但不同股东依据不同股份比例行使产权确定的权利，承担相应比例的成本和责任，企业股东之间也没有“占他股东便宜”的可能。再者，在股份制企业内部，按照不同产品、不同生产工序、不同操作流程等，细化成不同的利益组织，也具有了小型化“产权单位”的意义。通过内部市场定价等方式，构造出了企业之中的“准产权配置”，有的甚至可以细化到班组，落实到个人，也即我们常说的“细划核算单位”，企业内部的权利和责任便有了清晰的边界，彼此之间“占便宜”就不再可能了。从这样的企业制度来判断，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操作者，他们的行为大多有了清晰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我们当然地认定，如此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人的行为，更具有理性，更接近公平。
从自由市场的放开和扩展，到制度的激励或约束，中国经济学界完成了“两步曲”：从张扬古典经济学的人性依顺，到推崇制度经济学的人性扬抑。不同的历史时段，总是存在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后续而来的是，制度需要人去执行，如何保证制度得到认真而又完整的执行？是依靠执行者内心的道德感自觉执行，还是依靠外部工具迫使人们执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是彷徨的。但就主流派别和倾向而言，则明显地将重点放置在外部工具之上。这就有了西方世界以“信息经济学”为代表的工具经济学的快速崛起，它与制度经济学一起，构造起了现代经济学的主体框架。
信息经济学主要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目标的学说。它的要义是保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透明度，解决信息不完备格局下经济和社会的困惑，从而协助制度来抑制人性中“利己”规定的极端化，也就是抑制“贪婪、懒惰和无知”等“恶”。按照这种学说，如果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即信息很不透明时，人性中的“恶”就容易转化成具体的恶行。因此，能够保证或创造信息透明的工具，被这种学说极力推崇。
例如，交警通过监视器获取信息，便可准确有效地处罚交通违规者，保证交通规则的完全执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和完整地公开信息，就可更好地维护资本市场制度的严肃性，防止内幕交易；政府部门公开政务信息，让百姓知晓行政的真实情况，这将有助于抑制政府部门利益的狭隘性，提高政府行政制度的公信力。无疑，监视器、信息披露制度等受到青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问题进程，将我们带到了制度执行的阶段。经济学界奏响信息经济学为代表的工具学说之“第三步曲”，也就顺势而成了，外部工具大踏步地进入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里。
这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了直接对话的基础，因为东西方的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都面临着同样的制度执行问题。正因为此，信息经济学等工具经济理论学说，一经拿来，就直接运用到了我们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之中，与以往古典学说和制度学说的引进，经历了大量的争论等过程才实践开来大为不同。看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工具经济学领域；再看看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甚至于经济学的表述形式，除了语言的中外有别，很容易发现中外学说“接轨”的较彻底性。在工具经济学的时代里，我们与世界同步了。
当下的世界，制度无处不在，相应的工具也是无处不在。交警通常用的是技术工具，这类工具的技术属性，成为了制度执行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辅助，从而为社会各方面大力推崇，也创造了这类工具产业的迅速进步和高度发达；证券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通常用的则是制度工具，即用信息披露或公开信息的制度作为工具，保证相关的资本市场制度或行政制度得到好的执行——简言之，以甲制度为工具来支持乙制度。对于后者，关于制度的有趣现象出现了。 当甲制度的执行，是由乙制度来支持时，甲制度便具有目标属性，乙制度就是工具。制度的属性，随着它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制度明显地具有多功能性。这个现象，让整个世界更加全面地重视制度理论，以及制度的建设和创新，相当多的人则几近将其拥戴到了信仰的地步，高度认同制度近乎万能的作用。看看当下世界制度学说研究的广泛度和热烈度，再看看日常生活里关于制度的事项，听听人们开口就来的“制度性或体制性”建议，更有某些经济和社会生活里的矛盾，深究起来不过是某些具体制度之间的矛盾，整个世界相当强烈的“制度信仰”基本可以得到证实。有些可悲的是，处于制度信仰里的人们，并未清楚制度使用的属性，更不大清楚它们的局限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盲目崇拜。
毫无疑问，当制度成为工具，它便大大地丰富了工具体系。相应地，制度经济学也就具有了工具经济学的某些特征。我们说，当下的世界工具经济学大行其道，其实是包括了制度经济学丰富内容的。在这里，制度工具化或工具制度化，除了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使用价值外，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方面——在设定了目标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制度工具、创造制度工具、使用制度工具、评估制度工具，或是如何用制度工具配合技术工具、替代技术工具，或是如何形成制度工具的结构，都是制度经济学版图里的大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技术和制度这样两类工具，已完全成为了我们治理社会、理顺市场交易、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与和谐百姓日常生活的绝对主流工具。其中，制度工具也和外部世界的情况一样，人们有了某种顶礼膜拜而言必称之、事必用之的信仰意味。现实生活里，我们也的确每天不是在使用某种这样的“工具”，就是每天被某种这样的“工具”指挥着。久而久之，制度的神圣性就应运而生了。或许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时代，就是“工具人”的时代。
经济学界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和社会运行的调节，一直有激烈的争论。“看得见的手”，通常指政府，它通过操作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维护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秩序；“看不见的手”，通常指市场，它信由人性的内在自然本能和社会历史本能激励或约束人的行为，来达到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和谐。
这样“两只手”的历史表明，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它们也不能互相替代。一般而言，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需要，“两只手”应当有不同的选择侧重。问题在于，把握这种选择的“度”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是关于“两只手”的争论无休无止的原因。在当下的世界里，对于各种工具的推崇，特别是对于制度工具的信仰，让工具本身上升到了特殊的地位。“看得见的手”似乎只要用好这些工具，便可替代“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意义上讲，时下的世界，也是“看得见的手”的世界。
改革开放由问题导向，进展到了今天，也成为了经济学在中国演进的引力。站在新的历史时点，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什么，它们又将导引出何种经济学新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理论的逻辑力量，向我们明示出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在当下“工具人”的时代里，我们看到，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倚重于制度，制度的执行倚重于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其中制度工具因其“信仰”而备受推崇，充斥了整个世界。然而，制度执行的基本驱动或原点动力源自何方？制度乙作为工具支持制度甲，制度乙又由什么来保证得到确实执行？
例如，信息披露制度支持资本市场制度的良性运转，信息披露制度又由什么来保证执行？当然，我们又可以有相应的监督、检查和处罚制度。后续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又由什么来保证得到执行？这是可以推演到无限的问题。最后的结论就是，以制度工具来保证制度目标的实现，终究需要一个执行制度的基本驱动或原点动力。这在无限的制度群或制度序列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
进而论之，一种制度的实施，需要一系列甚至于无限的他种制度工具来支持，就将导致出制度的生产，成为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其结果是，制度越来越多，需要支持的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也就越来越多，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协调越来越紧迫和经常，它必定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这是一个有些令人悲观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工具人”时代里，外部技术和制度工具的大量或无限性增加，非但难以和谐经济运行，完善社会治理；相反，它将增大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难度与复杂度，不断推高调节经济和治理社会的成本，效率和效果则有越来越低下的走势。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突出问题。
通过制度来调节经济和治理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合理的方式。既然倚重于外部技术和制度工具，显示出了越来越困难的迹象，那么，超越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的要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它引动我们从人之外的工具群，回归到人中间去，回归到人的内心去，在那里寻找或发现并激励人性里的道德基础，依靠人的内心道德自觉，配合一定的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较为完备地执行优选的制度，最后达到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和谐境界。
我们预想，如果人们在其内心，有对于共存社会的尊重感，有对于制度的服从感，有对于他人的认同感，他们就会在制度的执行中，从内心生成自我自觉、主动的要求。这就是制度执行的基本驱动或原点动力，也就是人性中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传统的道德感基础。有了这样的道德感基础，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才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或是至少能够终极地得到执行。
在现实问题导引和逻辑力量推动之下，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就是从推崇外部工具，回归到人的内心世界去，在人性的层面上，探索道德的可能和激励道德的途径。撇开其它因素不论，如果这样的理论逻辑能够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经历，那么，我们将迎接世界“道德人”时代的到来。经济学的新曲，就将无疑是道德经济学了。
在此的问题是，这只是我们主观上的一厢情愿，还是具有实实在在实现的可能？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关于人性的复杂性或多样性，经济学的先祖斯密就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是人性复杂论者，认定人性不仅仅“利己”，还有同情心等“利他”的规定。尽管说，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观察，可以乐观地认定，人不论如何地“利己”，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对他人的同情、关心等“利他”本能，这就是人的道德感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对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道德感，是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性基础的。问题只是，这种道德感时强时弱，时大时小，取决于人类社会对它的认知，更取决于一定的认知之下，给予它多少张扬与激发。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我们有些过于简单化了斯密对于人性的认识，主要只在“利己”的规定上做文章，淡忘了人性中存在的道德基础，更淡忘了对于人的道德要求、张扬和激励。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深深感知到了这一时代最突出的问题，对人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了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由此来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应当是回归亚当·斯密复杂的人性，回归复杂人性中道德基础的时候了。
序曲：人性经济学的本能发现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秉承的经济学，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我们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新社会构想，直接引用为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是私有制，二是资本雇佣劳动并剥夺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新社会的建构，便自然而然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就在这个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探索。
伟大理论之下的理想设计和实践，并未带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成果，改革开放的时代就在“仍然贫穷落后”的现实面前开启了。中国社会开始了一次批判性的反思。经济学界在反思中，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边界扩展开来，在整个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内，寻找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持。这一找，就找到了经济学的基本人性预设或规定之上，即“人是利己的”或“经济人”的理论认定。
在许多学说中，理论预设就是为自圆其说做出的前提设计，并不一定关联现实。但是，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是利己的”既是理论预设，也是真实的人性认定——现实社会里活生生的人就是利己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理论预设，还不如说它发现了人性深处的奥秘更为准确。依顺这种人性规定，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主观上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性驱动，客观上将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中国经济学界展示开这次探寻的结果，并充分地认可和张扬这一人性规定时，改革开放的种种设计和实践，就一步一步地奠基到“人是利己的”人性基石上来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制的全面问世，城市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全面下放。特别是，民营企业终于获得认同破土而出，随后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那“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原则，那国有企业获得经营自主之后其收益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都清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示了个人利益的天然性。至于民营企业的出现，个人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收益，同时也可以作为资本所有者得到“资本收益”，则将个人利益的获取方式，推演到了劳动者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之上。个人利益不只局限在吃、喝、拉、撒、睡的消费领域，还进入到了“资本再生利息”的投资领域，个人资本由此形成，它将个人利益提升到了至高而神圣的地位。
正如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那样，中国改革开放，依顺了“利己”的人性规定，结果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民企到国企，从投资到生产再到消费，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到了自己利益的追求之中，带来了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制度最适合“利己”人性规定，从而最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很大的程度上讲，就是一个市场领域不断扩大，市场自由度不断增加，同时市场配套和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首先，我们市场化了所有的消费品，城镇居民消费品长期配额供应的历史结束；之后，我们逐步地市场化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统一计划安排的生产资料供给，完全让位给了较为充分的市场交易；再之后，我们新开辟了劳动市场，劳动力的相对自由市场化流动，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和市场自我调节，提供给了整个经济巨大的生命力和进退机制。还有那劳务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及相应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相继面世。甚至于，相当多的精神产品也市场化了，成为了有价的交易品。市场之大，大到已经完全没有了边界；市场的自由之度，则是史无前例的了。那些为庞大又自由的市场如此运转而必备的市场配套制度，自然是迅猛增加，甚至于催生出了社会新的服务行业，如和市场交易相关的咨询、法律、财务和信息服务中介业等。
第二曲：制度经济学的或扬或抑
在“利己”人性认同和张扬下的个人利益追求，通过自由市场的桥梁，客观地实现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利己”人性的相对极端化，便是人性的自私甚至于贪婪，它会带给社会整体疯狂的力量，使人们超越通常的理性，累积出经济运行的巨大矛盾，最后演化成经济危机；或是带来人们追逐自我利益的畸形状态，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他人利益，造成社会内在的巨大冲突和矛盾，妨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遗憾的是，自由市场本身，通常没有自然的力量抑制得了如此的疯狂和对立。建立于“利己”人性基础上的自由市场制度选择，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一柄双刃剑。这已经为几百年来西方市场经济世界的历史所证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遭遇了如此的“双刃”之伤。围绕自由市场而来的疯狂冲动、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等的故事，不绝于耳——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一面，时隐时现，有时则是完全赤裸外在。结果是，经济运行中潜在可能的系统性危机，如幽灵一般，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类经济学专业词汇已经平常到成了百姓口头语，随时都可能带给我们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贫富差别，已经大到了国际警示线之上，贫富阶层清晰突显，社会矛盾、对立和摩擦的内容日趋复杂；还有那本应远离市场交易规则的其他社会生活，也大面积地“市场化”交易开来，一些公共权力、资源和利益被少数人据为己有，成为交易物，从而开辟出了新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罪恶市场”。在如此复杂的市场中，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成本大大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新课题。
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了又一次探求。鉴于制度对于“人性”的激励功效，即制度的正向激励，将导引“利己”走向自私和贪婪，制度的负向激励则将抑制“利己”人性的极端化，经济学界便祭出了“好制度造就好人，坏制度生产坏人”的理论信仰，试图在古典经济学单向地张扬“利己”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力量的引进，给人性的极端化挖掘开来一道抑制的沟壑。 伴随自由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弊端的演化，西方世界里产生和发展出了体系庞大复杂的“制度经济学”，其核心是研究制度对于人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它反对古典经济学简单地纯粹化人性为利己“经济人”的假说，笃信社会现实的人，具有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特征，因而制度在人的经济行为和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有着内生的直接作用。
从人的经济行为来看，制度经济学就是以激励为中心的对于人性或扬或抑的学说，它从既存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层面，以减少整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为要旨，用制度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以避免经济的系统性危机，消除或减少贫富差别巨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达到社会生活的相对和谐。面对改革开放中“利己”人性极端化的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再次在现代经济学的文本里，找到了“制度经济学”这把有用的“钥匙”。
由此，我们迎来了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中一次非同寻常的热潮。制度经济学迅速普及开来，“制度变迁”、“制度成本”和“制度学派”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词汇，一时间占住了我们学术平台和社会言论媒介的极大空间，近乎所有思考改革开放现实问题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这个学派的成员。只要触及现实问题，他们都高举制度经济学的旗帜，将问题归结于“体制或制度”之上，开出的终极药方，几乎都是“要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或是推动制度变革”。
制度的利剑出鞘，改革开放的历史棋局就出现了“变盘”——早期重在解脱对“利己”人性的压抑来释放发展能量，转变为了“制度建设”对“利己”人性极端化的适度抑制来保证发展有序。
展开改革开放中后期的画卷，我们看到，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极大面积地覆盖了社会治理、市场交易、企业经营管理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近所有可称之为“大事”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有章可循”；依法办事和依规办事，取代了大量依级别办事的做法；即使是仍然需要不同层级由下至上决策的事项，通常也有了相对完备的程序规则和授权规则，那种完全依附于级别权威的程序，融进了丰富的超越如此权威的制度成分。至于经济和社会生活里的创新活动，也常常被相关各方要求“制度先行”，结果是创新活动本身的风头，反而被关联的“制度创新”所掩盖而屈居次位。作为生活在改革开放中后期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都在感受各种制度的力量，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也都带着鲜明的制度色彩。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成了“制度人”。
在现代经济学中，产权理论具有独特地位，它以产权清晰和产权配置效率为其理论的核心。由于研究的是市场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或财产制度结构，它具有浓重的制度理论色彩。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过的“科斯定理”，即产权边界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产权的不同配置决定不同效率之说，便是这一理论的主流观点。
产权配置就是财产制度选择的别名，“科斯定理”张扬的现实选择，一是必须清晰产权边界，二是配置产权要根据“成本”大小或效率来进行。这里的成本，被学界命名为“交易费用”，它成为了经济学史上一个辉煌无比的词汇。由此，一般的经济活动成本考虑，就上升到了产权配置决定因素的制度层次。在这里，经济学通过成本来定夺制度选择，又一次彰显出了它“改造世界”的力量。
“科斯定理”是一般地讨论产权配置与效率问题的。然而，由于私有产权更易于界定，特别是私有产权所有者，能够基本地自我承担成本和享有收益，通常不会出现“搭便车”、“机会主义”、“吃大锅饭”等转移成本给他人，并享有他人收益等侵害外部人权益的情况（经济学称其为“外部性”），因此，私有产权配置被一般地认为“交易费用”最低，最有效率。在现实中，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将“科斯定理”演论为“私有产权定理”了。推而论之，私有产权由于没有或很少有占有他人权益，也不让他人占有自己权益的“外部性”，在效率之外，如此配置还有社会公平的内涵。自然而然，私有产权成了西方世界里产权配置的主流，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性，便是如此配置的强大依据。
在产权理论的探索中，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也有对“科斯定理”从一般到具体的演变观点，推崇在改革开放中对私有产权的大范围配置。它引发了关于产权理论的大量争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权学派，还有其他新兴综合学派等的理论观点，都加入到了争论之中。争论的结果，是理论上明晰了国有产权制度的一般性问题，以及这样产权制度历史的适应范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范围。同时，对于私有产权有了全新的认识，利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澄清。
由此而来，产权理论在中国，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丰富性和特色性，它牵涉起了广泛的理论派别，结合了中国的历史和经济文化，将产权配置与利益分配、市场环境、社会管理、国家政权，还有现代社会化和全球化大生产（工商企业）、大流通（经贸往来）和大循环（资金运动）对经济实体的特殊要求，统合起来，形成了相对多元的产权理论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中关于产权制度变革的理论，可以说，部分源自历史秉承下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部分源自“科斯定理”，还有部分来自于更为广泛的理论派别。如果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特色”部分，产权理论丰富多元而成的系统，是具代表性的。
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以企业产权为核心的财产制度选择，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在现实问题的导向之下，企业产权变革的实践，产生了对产权理论的迫切需要；同时，实践也提供给了理论大量棘手的问题和丰富的证据，一些解决问题的创新办法应运而生，给既有理论以新的突破空间。
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让我们确定了产权制度变革的路径为：清晰产权边界和私有产权配置并重，尤其推崇丰富的企业产权模式。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在保留国有产权制度的企业中，国有产权的委托者和代理者严格分开，清晰国有产权边界；另一方面，高度认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产权制度的优势，鼓励私有产权企业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从当代世界先进企业制度的实践中，借鉴和改造适合中国国情现实的模式，构造出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结合的丰富多元的产权企业，在充分发挥不同产权优势的前提下，依托资本市场，强化企业内部治理的制约，形成了与国际接轨，又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丰富的企业产权制度，无疑是重大的推动力量。 产权清晰和按照成本或效率配置产权，其根本要义，还是在于激励和约束人的经济行为。它所激励的，是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人的行为具有确定产权赋予的冲动，即是为自己的产权存在、保值和增值贡献才智、时间和体力；同时，产权的边界决定了，人的任何冲动行为，都必须自我地承担成本或是后果。在如此的产权激励和约束之下，一方面，微观上看，人的行为具有“产权理性”，会精于计算成本和收益，由此扩展到宏观上，将累加出整个社会的理性来，避免那种单向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无任何约束时的疯狂，减少社会或市场系统性危机的发生可能；另一方面，产权的清晰，让收益获取和成本负担受到了产权边界的严格界定，人的行为被产权完全地“内敛化”了，占有他人收益或让他人负担成本的不公平行为没有了可能，显然，它直接地累积起了宏观的社会公平。就此而论，产权清晰和经济上的合理配置，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具有宏观上使社会更趋于理性，更彰显公平的作用。
效率和公平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两个突出的问题。人所共知的是，追求极端的效率，将导致社会性的疯狂和对立；向往极端的公平，则不过是向往绝对平均主义和无效率的别名。当产权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对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双重效用时，经济理性回归，公平也就相应地生成。
如果我们将如此的产权配置，看成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那么，市场经济自身就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人的行为的功用；如果我们将其看成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外生人为制度安排，那么，市场经济运行表明，它还需要外在的制度安排力量，以修正或是调节经济运行走势或格局，引领整个社会平和与稳定。作为制度论者，我们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市场经济运行需要一些人为的配合性制度安排，其中产权安排就是一例。
举例说，国有企业制度的变革，我们选择的具体形式就有国有股份制（仍然全部国有，但由国有不同部门或机构持股而成，如财政部和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分别代表国家持股等）、国有混合股份制（国有股份和非国有股份的混合）等多种制度形式。在国有混合股份制里，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国有控股制，即国有股绝对或相对地占比最大。
如此的制度变革，首先，清晰了每个企业的产权边界，企业与企业之间，哪怕都是国有股份制，不再存在直接调拨资源和产品的制度安排了，只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资源和产品的转移，企业与企业之间由此消除了“占他企业便宜”的可能。其次，由不同股份混合而成的企业，不同的股东在企业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荣辱与共，但不同股东依据不同股份比例行使产权确定的权利，承担相应比例的成本和责任，企业股东之间也没有“占他股东便宜”的可能。再者，在股份制企业内部，按照不同产品、不同生产工序、不同操作流程等，细化成不同的利益组织，也具有了小型化“产权单位”的意义。通过内部市场定价等方式，构造出了企业之中的“准产权配置”，有的甚至可以细化到班组，落实到个人，也即我们常说的“细划核算单位”，企业内部的权利和责任便有了清晰的边界，彼此之间“占便宜”就不再可能了。从这样的企业制度来判断，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操作者，他们的行为大多有了清晰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我们当然地认定，如此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人的行为，更具有理性，更接近公平。
第三曲：工具经济学的大行其道
从自由市场的放开和扩展，到制度的激励或约束，中国经济学界完成了“两步曲”：从张扬古典经济学的人性依顺，到推崇制度经济学的人性扬抑。不同的历史时段，总是存在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后续而来的是，制度需要人去执行，如何保证制度得到认真而又完整的执行？是依靠执行者内心的道德感自觉执行，还是依靠外部工具迫使人们执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是彷徨的。但就主流派别和倾向而言，则明显地将重点放置在外部工具之上。这就有了西方世界以“信息经济学”为代表的工具经济学的快速崛起，它与制度经济学一起，构造起了现代经济学的主体框架。
信息经济学主要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目标的学说。它的要义是保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透明度，解决信息不完备格局下经济和社会的困惑，从而协助制度来抑制人性中“利己”规定的极端化，也就是抑制“贪婪、懒惰和无知”等“恶”。按照这种学说，如果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即信息很不透明时，人性中的“恶”就容易转化成具体的恶行。因此，能够保证或创造信息透明的工具，被这种学说极力推崇。
例如，交警通过监视器获取信息，便可准确有效地处罚交通违规者，保证交通规则的完全执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准确和完整地公开信息，就可更好地维护资本市场制度的严肃性，防止内幕交易；政府部门公开政务信息，让百姓知晓行政的真实情况，这将有助于抑制政府部门利益的狭隘性，提高政府行政制度的公信力。无疑，监视器、信息披露制度等受到青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问题进程，将我们带到了制度执行的阶段。经济学界奏响信息经济学为代表的工具学说之“第三步曲”，也就顺势而成了，外部工具大踏步地进入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里。
这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了直接对话的基础，因为东西方的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都面临着同样的制度执行问题。正因为此，信息经济学等工具经济理论学说，一经拿来，就直接运用到了我们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之中，与以往古典学说和制度学说的引进，经历了大量的争论等过程才实践开来大为不同。看看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工具经济学领域；再看看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甚至于经济学的表述形式，除了语言的中外有别，很容易发现中外学说“接轨”的较彻底性。在工具经济学的时代里，我们与世界同步了。
当下的世界，制度无处不在，相应的工具也是无处不在。交警通常用的是技术工具，这类工具的技术属性，成为了制度执行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辅助，从而为社会各方面大力推崇，也创造了这类工具产业的迅速进步和高度发达；证券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通常用的则是制度工具，即用信息披露或公开信息的制度作为工具，保证相关的资本市场制度或行政制度得到好的执行——简言之，以甲制度为工具来支持乙制度。对于后者，关于制度的有趣现象出现了。 当甲制度的执行，是由乙制度来支持时，甲制度便具有目标属性，乙制度就是工具。制度的属性，随着它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制度明显地具有多功能性。这个现象，让整个世界更加全面地重视制度理论，以及制度的建设和创新，相当多的人则几近将其拥戴到了信仰的地步，高度认同制度近乎万能的作用。看看当下世界制度学说研究的广泛度和热烈度，再看看日常生活里关于制度的事项，听听人们开口就来的“制度性或体制性”建议，更有某些经济和社会生活里的矛盾，深究起来不过是某些具体制度之间的矛盾，整个世界相当强烈的“制度信仰”基本可以得到证实。有些可悲的是，处于制度信仰里的人们，并未清楚制度使用的属性，更不大清楚它们的局限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盲目崇拜。
毫无疑问，当制度成为工具，它便大大地丰富了工具体系。相应地，制度经济学也就具有了工具经济学的某些特征。我们说，当下的世界工具经济学大行其道，其实是包括了制度经济学丰富内容的。在这里，制度工具化或工具制度化，除了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使用价值外，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方面——在设定了目标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制度工具、创造制度工具、使用制度工具、评估制度工具，或是如何用制度工具配合技术工具、替代技术工具，或是如何形成制度工具的结构，都是制度经济学版图里的大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技术和制度这样两类工具，已完全成为了我们治理社会、理顺市场交易、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与和谐百姓日常生活的绝对主流工具。其中，制度工具也和外部世界的情况一样，人们有了某种顶礼膜拜而言必称之、事必用之的信仰意味。现实生活里，我们也的确每天不是在使用某种这样的“工具”，就是每天被某种这样的“工具”指挥着。久而久之，制度的神圣性就应运而生了。或许可以说，我们当下的时代，就是“工具人”的时代。
经济学界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和社会运行的调节，一直有激烈的争论。“看得见的手”，通常指政府，它通过操作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维护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秩序；“看不见的手”，通常指市场，它信由人性的内在自然本能和社会历史本能激励或约束人的行为，来达到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和谐。
这样“两只手”的历史表明，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它们也不能互相替代。一般而言，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需要，“两只手”应当有不同的选择侧重。问题在于，把握这种选择的“度”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是关于“两只手”的争论无休无止的原因。在当下的世界里，对于各种工具的推崇，特别是对于制度工具的信仰，让工具本身上升到了特殊的地位。“看得见的手”似乎只要用好这些工具，便可替代“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意义上讲，时下的世界，也是“看得见的手”的世界。
新曲欲唱是何音
改革开放由问题导向，进展到了今天，也成为了经济学在中国演进的引力。站在新的历史时点，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什么，它们又将导引出何种经济学新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理论的逻辑力量，向我们明示出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在当下“工具人”的时代里，我们看到，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倚重于制度，制度的执行倚重于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其中制度工具因其“信仰”而备受推崇，充斥了整个世界。然而，制度执行的基本驱动或原点动力源自何方？制度乙作为工具支持制度甲，制度乙又由什么来保证得到确实执行？
例如，信息披露制度支持资本市场制度的良性运转，信息披露制度又由什么来保证执行？当然，我们又可以有相应的监督、检查和处罚制度。后续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又由什么来保证得到执行？这是可以推演到无限的问题。最后的结论就是，以制度工具来保证制度目标的实现，终究需要一个执行制度的基本驱动或原点动力。这在无限的制度群或制度序列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
进而论之，一种制度的实施，需要一系列甚至于无限的他种制度工具来支持，就将导致出制度的生产，成为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其结果是，制度越来越多，需要支持的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也就越来越多，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协调越来越紧迫和经常，它必定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这是一个有些令人悲观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制度本身，已经成为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工具人”时代里，外部技术和制度工具的大量或无限性增加，非但难以和谐经济运行，完善社会治理；相反，它将增大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难度与复杂度，不断推高调节经济和治理社会的成本，效率和效果则有越来越低下的走势。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突出问题。
通过制度来调节经济和治理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合理的方式。既然倚重于外部技术和制度工具，显示出了越来越困难的迹象，那么，超越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的要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它引动我们从人之外的工具群，回归到人中间去，回归到人的内心去，在那里寻找或发现并激励人性里的道德基础，依靠人的内心道德自觉，配合一定的技术工具和制度工具，较为完备地执行优选的制度，最后达到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和谐境界。
我们预想，如果人们在其内心，有对于共存社会的尊重感，有对于制度的服从感，有对于他人的认同感，他们就会在制度的执行中，从内心生成自我自觉、主动的要求。这就是制度执行的基本驱动或原点动力，也就是人性中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传统的道德感基础。有了这样的道德感基础，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才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或是至少能够终极地得到执行。
在现实问题导引和逻辑力量推动之下，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就是从推崇外部工具，回归到人的内心世界去，在人性的层面上，探索道德的可能和激励道德的途径。撇开其它因素不论，如果这样的理论逻辑能够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经历，那么，我们将迎接世界“道德人”时代的到来。经济学的新曲，就将无疑是道德经济学了。
在此的问题是，这只是我们主观上的一厢情愿，还是具有实实在在实现的可能？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关于人性的复杂性或多样性，经济学的先祖斯密就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是人性复杂论者，认定人性不仅仅“利己”，还有同情心等“利他”的规定。尽管说，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但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观察，可以乐观地认定，人不论如何地“利己”，总是表现出一定的对他人的同情、关心等“利他”本能，这就是人的道德感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对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道德感，是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性基础的。问题只是，这种道德感时强时弱，时大时小，取决于人类社会对它的认知，更取决于一定的认知之下，给予它多少张扬与激发。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我们有些过于简单化了斯密对于人性的认识，主要只在“利己”的规定上做文章，淡忘了人性中存在的道德基础，更淡忘了对于人的道德要求、张扬和激励。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深深感知到了这一时代最突出的问题，对人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了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由此来看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应当是回归亚当·斯密复杂的人性，回归复杂人性中道德基础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