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8日，王旭明不再“发言”了，他离开了“新闻发言人”这个让他眷恋不已的舞台，调任到语文出版社任社长。这一天，他最喜欢的一份报纸《中国青年报》单独给他发行了一期，印量一份。这对于王旭明而言，是莫大的荣誉。
　　王旭明何以得到媒体如此的赞誉？他做了什么？
　　
　　教育部来了个“年轻人”
　　
　　6年前，也就是2003年4月，王旭明的人生履历里又添加了一个崭新的内容：正式担任教育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这是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官员调动，波澜不惊。在此之前，新闻发言人的形象在大众眼里已然定格——拿着一份早已拟好的新闻发言稿，稳稳当当地站在一群同样按理出牌的记者们面前，接着就是陈旧老调地读发言稿。有网友评价这样的过程犹如一场配合默契的皮影戏。
　　王旭明，也会这样吗？他会带来什么？
　　经历几场“新人”王旭明的发布会之后，一些敏锐的记者开始发现，王旭明似乎更愿意说，而且说得也更大胆。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惊喜。慢慢地，更多的记者出现在王旭明的发布会上，他们开始向王旭明抛出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每个问题都犹如一块烫手山芋。
　　此时，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改革中现实难题更是错综复杂。事关教育的每一个问题，都如同一道高考考题，有的有标准答案，有的则没有，回应这些提问的敏感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然而，与前任们不同，他没有刻意的回避，也没有官方的闪烁其词，王旭明似乎更乐于回答这些尖锐而略带敌意的问题。
　　面对这个新岗位，他这样回顾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会把要求澄清的内容抢在第一时间进行解释和澄清。这是考验新闻发言人及时应对的水平和能力。”
　　考验王旭明水平与能力的问题接踵而来。
　　2006年，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放弃了公务员的职位却选择去农村养猪。这个本不大的新闻却引起了社会轰动。培养一个大学生，无论是国家、社会、家庭都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而结果却是去养猪，很多人因此不能接受。
　　嗅觉灵敏的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王旭明。如何作答？王旭明可以选择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这样不会有任何风险。然而，他却拒绝了这种惯性做法，大胆直言大学生养猪未尝不可。他如此略显戏谑地表述自己的逻辑：“有科学知识的大学生去养猪，也许会在养猪的领域创造新的奇迹，从而改善中国养猪业的整体竞争力。”第二天就有媒体将之归纳为王旭明的“名校生养猪论”。
　　 2008年，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对全国各大学的教学评估。由于一些大学搞得过于隆重，引起了大众对于大学教育评估的质疑。大学究竟应不应该搞教学评估？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也在媒体上直斥教学评估是形式主义，一些高官也私底下对此议论纷纷，教育部的此项新政一时成为了众矢之的。
　　


　　面对汹汹而来的质疑与追问，王旭明同样没有逃避。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大学教学评估确实存在着某些不足，却坚持认为在当下教育制度的现实背景下依然有着巨大意义。在当下高校招收速度过快的情况下，教育部启动教学评估能够有效地遏制高校规模扩张的程度，为大众化高等教育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尤为出名的解释则是“高校评估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学生”。
　　
　　不搪塞与不推托
　　
　　回顾王旭明作为新闻发言人的五年里，各种场合中记者尖锐的提问他都面对过，但他却从来没有使用过“无可奉告”这个词，由此被很多媒体人视为“知音”。
　　王旭明之所以如此偏爱媒体，源自于他也曾是一个媒体人。早在1991年，他从语文教师转行进入《中国教育报》做了一名记者。这次转变使王旭明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的阶段，开始接触更多的人与事。直到他调职到教育部，一直都没舍得把自己的记者证上交。“我以前当记者时有过被搪塞和推托的经历，因此我做新闻官时要尽可能不去搪塞和推托。”
　　王旭明的这句名言很快又传到了媒体人的耳朵里。于是，他很快又得到了“不搪塞和推托”的表达机会。
　　2008年汶川震灾发生后，抛下学生一个人先逃生的教师范美忠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他在凤凰卫视节目中的自我辩白更是成为了众人抨击的对象。一个师德如此败坏的教师竟然还在为自己大声辩解，王旭明作为教育部的发言人会避而不谈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有可能会被问及对此事的看法。”王旭明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果然，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中，主持人白岩松和他谈到了范美忠的话题。对此早有准备的王旭明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宁可不崇高，也不能无耻。”不负众望，王旭明又一次在电视镜头“口无遮拦”地直抒胸臆。曾经到农村插过队的王旭明返城后做过7年语文教师。这7年的教师经历一直为他所珍惜。范美忠如此玷污师德，对于也曾是教师的王旭明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7年的教师经历也为他做新闻发言人打下了基础。“我做过老师，知道如何让45个学生的眼光集中在我身上，并且喜欢我。因此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我也同样知道如何让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记者的眼光集中在我身上，这不是只靠手里的几份材料就能做得到的。”
　　吸引记者们眼光的机会不止一次地到来。
　　王旭明那时正在极力地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对刚刚出台的贫困生资助政策进行宣传与普及。然而，宣传良久，他却发现一些媒体对此不仅不做报道，却更偏爱那些贫困大学生因担心付不起学费而喝农药、跳楼的悲情事件。王旭明认为这些报道只是在简单地渲染悲情，却缺乏深入追究背后原因的深度。“如果一个媒体对国家政策，包括资助困难学生这样大的政策都不去宣传，不去传播，说轻了是无知，说重了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这番言论激怒了那些偏爱此类报道的记者，他们策略的将之称为王旭明的“媒体无知论”。一时，王旭明受到了舆论的强烈攻击。
　　


　　然而，王旭明的观点至今未变。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宣传扶助贫困大学生的更多政策与制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才能更多地救助那些因为贫困而远离校园的学生，面对那些误解与攻击，他一笑置之。
　　对于王旭明的快人快语，他的同事们不乏善意的提醒。“在部里，这样善意的提醒太多了，很多人都劝我好好反思一下。”但在王旭明的眼中，教育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义务之一就是提升大众的教育观念。虽然有同僚不断善意地提醒他，但是王旭明却坚持认定自己没有沉默的道理，他依然行走在自己理想的道路上。
　　同样，也有些关心王旭明的人担心这会影响他的仕途，甚至有些人形容王旭明是官员中的另类，不懂官场规则。
　　对此，王旭明回应说：“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而个性化语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我宁愿选择后者。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不了解的地步。选择了这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我希望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新闻发言人，我想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哪怕偶尔有一点失态，而不仅仅是政策的传声筒。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是稀有动物，请你们继续像保护熊猫一样保护发言人。”王旭明的话语坦诚，让人感动。
　　更让人难忘的是他的梦想，“你做新闻发言人时最大的梦想是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王旭明答道：“推动政府更加透明，一点一点地推动。”
　　2008年初，王旭明又开始制作一个类似教育论坛的电视节目——《问教》，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节目中有公众代表，有公民代表，有嘉宾互相交流、碰撞、质询，还有王旭明请来的教育部官员。
　　“我只是转换了一下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电视媒体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第一位的。我希望通过一档轻松好看的谈话节目，把国家的教育政策更好地传达出去，让学生、家长和公民代表以及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能坐在一起，进行现场对话、交流，甚至辩论。”王旭明说，“这对于我是全新的挑战，形态上的转变意味着太多的变化，但这是时代急切的需要。”
　　谈到多次变换的角色，王旭明坦言喜欢这种挑战，而且在人生每一个角色中都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而每一个理想又都深深渲染了他独特张扬的个性魅力。
　　在记者采访中，他的主编匆匆走进办公室探讨着出版社的出版方向。王旭明大声说着：“我们为什么不能注意那些新生的语言呢？那些新鲜活泼的网络语言不都需要我们去关注吗？比如‘雷人’这些词汇，虽然字典上没有，可是你能说它不存在吗？”言辞和以往一样的犀利，也展示了这位刚入行的出版家崭新的思维。无须怀疑，这家老出版社似乎也逐渐打上王旭明的性格烙印。
　　 “在当下中国媒体里，您最想去哪家媒体做记者？”面对记者的问题，王旭明若有所思，最后说：“我也许会选择《南方周末》。”这个回答中似乎透露了某些这位个性官员丰富而又不得不紧闭的内心世界。
　　
　　谁的舞台？
　　
　　王旭明曾在离开“新闻发言人”这个舞台之前，于2008年7月16日作诗一首——《舞台》。“既然选择来，就先冷却永远的疑问，该还是不该。既然选择来，就大大方方勇敢走上前台，管他有一天是否会离开。唱念做打，兼收中外；旋转理想，演绎情爱；尽情炫他一段青春风采。也许不少赤诚纯粹在泰坦尼克倾覆时不再，也许不少热情执着在黄沙迷漫中不明不白。管他，既然选择来，也该把一种美丽心境携带，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自1983年4月中国第一次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至今，新闻发言人制度已存在了26年之久。王旭明正是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身影，而且，这个身影还将影响更多的后来人。
　　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发言人也许仅仅是极少数政策制定者的装点。王旭明的出现，第一次让人们认识到，在中国，政策的公开也可以如此透明，政府发言人还可以如此个性、魅力。
　　那时的中国，像是一场继续改革与趋向保守的赛跑。旧有的体制依旧强大，开放与透明的思维在官员们的心目中依然没有太多分量。而一个矢志推行开放与透明的发言人在官员中也似乎缺乏足够基础，他们只是一群被匆匆拉出来的另一些官员，和广阔的社会基层格格不入，也难以取得普通人的理解。这是一个无论是体制还是思想都经受着剧烈转折的年代，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每个人能为这个时代留下点东西。
　　王旭明留下了什么？
　　他留下了让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加透明的发展路径。每次在现场听王旭明演讲的记者不下百人，网络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国家的教育政策开始被更多的媒体所报道，也为更多的民众所关注，从王旭明那里，人们开始习惯一个透明的政府与政策发布。
　　 然而，同样有一些人却常常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他们并不真正去理解王旭明在说什么，而习惯于在断章取义中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官员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
　　为什么王旭明会遭到这种困境？一位老记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反而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而这也似乎蕴含了中国政府发言人们的共同窘境。很多时候，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王旭明却体会到了孤独，因为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官员，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演绎着自己的演讲艺术。
　　其实，观其言、察其行，我们早已得出王旭明并非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木偶解释者”，也非御用性质的“呆板宫廷演说家”，而是一个站在教育现实的基础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热心人。
　　网上有这样一个帖子：在海外，新闻发言人只是一个职位，而不是官位。而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却大都由级别不太高的政府官员来充任。大部分发言人为自己的前途考量不得不慎重，而那些干得比较好的新闻发言人在升职之后又都离开了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新闻发言人角色的区别之处。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可以在政治体系中有一个合理的安排，王旭明这样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其实可以干一辈子，相较于目前照本宣科，根本说不出东西来的那些发言人们，王旭明确实给过我们太多，留给我们的也太多太多。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与改革必须经过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到的更难更窄。”刚好，大思想学家罗斯巴德也说过，“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是的，正是王旭明热热闹闹的迈出了这一步。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个人情结上的纠结，不够开阔，观点似乎还显得过于陈旧，然而他的种种言说，却依然给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带来一股难得的清风。
　　王旭明为一个密封的屋子推开了一点门缝，他所留下的脚印，也让我们对这个时代充满希望。在这个改革的时代里，机会与挑战是如此之多，只要努力去做，总能为这个时代添加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