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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反恐引来本土恐袭
“9·11”事件以来，世界跟随美国进入了反恐时代。一向和平宁静的加拿大也“不甘寂寞”，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始终追随美国的脚步走在全球反恐的最前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反恐战略中最为坚定的盟友之一。据渥太华“里多研究院（Rideau Institute）”一项统计指出，自“9·11”事件以来的10年中，加拿大政府在防恐反恐方面额外增加了920亿加元的开支（包括加拿大部队参加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支出）。然而事实上，庞大的经济投入和频繁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如其所愿”。就在近日，加拿大在三天之内连续发生两起恐怖袭击，造成两名军人死亡、两名军警受伤。事件中，恐怖分子竟然冲进联邦议会大厦，总理斯蒂芬·约瑟夫·哈珀甚至一度“躲入壁橱避险”，令加拿大全国甚至世界为之震惊。在反恐安全问题上，加拿大不再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目标直指加拿大的政治心脏——联邦会议大厦，而是在于恐怖分子袭击加拿大的原因非常清晰：追随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反恐行动。有不少政治家指出，加拿大政府的对外反恐措施，不但没有为其国内争取一个远离恐袭的安全环境，反而滋生着其本土恐怖袭击爆发的土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哈珀宣布扩大在伊拉克的军事参与，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打击“ISIS”的行列，而加拿大情报机构先前曾警告称，这样做会使加拿大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增大。“ISIS”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在奥巴马政府组织多国对其进行空袭后，该组织不仅残杀平民和记者，而且扬言将对美国和加入美国抗击“ISIS”联盟的国家实施报复。而另据路透社记者披露，冲击联邦议会大厦的恐怖分子迈克尔·泽哈夫-比博曾有意前往叙利亚，显示出追随“ISIS”作战的倾向。而他与两天前开车冲撞士兵的另一名恐怖分子男子马丁·库蒂尔-鲁洛似乎均受到英国激进教士安杰姆·乔杜里的影响。在鲁洛袭击事件发生后，“Abu Khalid Al-Kanadi”的推特立刻发文：“鲁洛殉道，真主保佑！”显然，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虽然并没有像发生在中东国家的炸弹袭击那样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其标志着极端恐怖组织已然向国际社会发出严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圣战”的对象。
此外，发人深省的是，这次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并不是像“9·11事件”那样来自塔利班或其他境外恐怖组织，而恰恰是加拿大籍人士。什么原因致使本土人士对自己的国家和公民下此狠手，这是否意味着对外反恐行动不仅会迎来国际恐怖组织的挑战，而且还会刺激本土恐怖分子的发展？换言之，加拿大政府追随美国的庞大反恐经济支出和频繁参加对外反恐行动，是否不但没有使其“防患于未然”，反而却“引火上身”，甚至直接刺激了本土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的恐慌？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和《环球电视》之前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有58%的人认为，他们现在比“9·11”前更担心遭受恐怖袭击;仅有35%的人认为加拿大政府参与军事行动让加拿大变得更为安全;但近半数的人却认为，军事行动并没有给加拿大的安全带来任何变化。那么，这些本土的恐怖分子又是由何而来的呢？
自由政策下的恐怖分子“温床”
事实上，加拿大早已成为国际恐怖组织藏匿的“沃土”。加拿大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政府实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鼓励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这种多元化受加拿大个人权利与自由法和加拿大多元文化法的鼓励和保护。在加拿大，避难者享受与加拿大公民相同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福利，在这一优厚条件的吸引下，每年都有大约2.5万名申请避难者想方设法进入这片“沃土”。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早在本世纪初援引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的一份机密报告称，国际恐怖组织正利用加拿大宽松的移民制度，以加拿大作为避难所和海外活动筹募款项的根据地。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透露，或许除美国之外，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远超过其他国家。
除了境外国际恐怖组织的渗入之外，加拿大本土正在发展的恐怖组织或许更值得让人关注。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加拿大政府2014年9月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4年年初，加拿大政府就已知晓，约有130名加拿大籍圣战者离境加入中东等地区的圣战活动，并且这一人数在不断增长”。而还有一些加拿大公民表面上参与慈善机构，实际上可能从事“为恐怖组织训练成员、集资、传播激进观点和策划恐怖袭击”。比如巴基斯坦出生的萨尔曼·阿什拉菲，虽然移民加拿大并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却与加拿大和平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最终投身“ISIS”参加自杀爆炸袭击成为“圣战烈士”。就在2014年9月，“ISIS”组织发言人阿布德·默罕默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出兵（参加抗击“ISIS”联盟），“我们会让你在家里寝食不安”。如此威胁令人恐慌。事实也是如此，参加“圣战”的加拿大公民随时可能回国，而且有多少恐怖分子潜伏于加拿大本土又无从知晓，“这相当于至少有130枚甚至更多的散落在加拿大本土的炸弹，随时可能会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引爆”。
本土恐袭坚定了加拿大反恐决心
自由与安全是个矛盾体，但又是统一体，如何平衡自由与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不可否认，如此自由开放的政策固然给国际恐怖组织在加拿大的渗透、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从国内安全的角度考虑，加拿大政府是否会放弃开放政策，竖立起抗击恐怖活动戒备森严的壁垒呢？答案是否定的。枪击事件之后，加拿大总理哈珀强调将“坚定意志、加倍努力”加强反恐措施，但同时认为无须抵押加拿大模式，“不进一步限制自由、不放弃我们的信仰，不让那些人获胜。限制开放与自由，无异于把胜利拱手奉献给那些试图破坏加拿大的人”。
加拿大国防部长尼科尔森透露，加拿大政府并不惧怕国内恐怖势力威胁，于是近期派遣两架加拿大CF-18战斗机袭击了伊拉克费卢杰附近的“ISIS”目标，然后安全返回基地。尼科尔森表示，“今天进行的空袭表明了加拿大打击恐怖主义和与盟友一同行动的坚定决心”。紧接着，加拿大政府3日宣布，将“移民和支持者军”列为威胁到加拿大民众安全的恐怖组织。
但如前所述，加强对外反恐行动并不能解决加拿大本土的恐怖威胁问题。为什么加拿大当局没有掌握已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为何不能及时发现危险？反恐情报系统存在什么漏洞？恐怖分子如何冲进安保严密的议会大厦？本杰明·佩林教授认为，当前加拿大的反恐机制和法律体系，只适用于应对外来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对土生土长的本国恐怖分子缺乏针对性，应该就此加以修订。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加拿大司法部部长兼总检察长彼得·戈登·麦凯就表示政府将“果断”采取措施强化安全和反恐立法，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可能给予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更大权力和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自由。加拿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部部长史蒂文·布莱尼进一步表示，新的反恐立法将授权加拿大情报机构跟踪和调查身在海外的恐怖犯罪嫌疑人，并最终起诉他们。
恐怖主义犯罪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但过去十多年来，国际社会虽举各国之力反恐，却面临“愈反愈恐”之窘境，这次加拿大本土恐怖袭击的发生虽在意料之外却也是有迹可循。加拿大政府究竟会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怎样的立法措施，我们拭目以待。
编辑：黄灵
“9·11”事件以来，世界跟随美国进入了反恐时代。一向和平宁静的加拿大也“不甘寂寞”，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始终追随美国的脚步走在全球反恐的最前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反恐战略中最为坚定的盟友之一。据渥太华“里多研究院（Rideau Institute）”一项统计指出，自“9·11”事件以来的10年中，加拿大政府在防恐反恐方面额外增加了920亿加元的开支（包括加拿大部队参加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支出）。然而事实上，庞大的经济投入和频繁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如其所愿”。就在近日，加拿大在三天之内连续发生两起恐怖袭击，造成两名军人死亡、两名军警受伤。事件中，恐怖分子竟然冲进联邦议会大厦，总理斯蒂芬·约瑟夫·哈珀甚至一度“躲入壁橱避险”，令加拿大全国甚至世界为之震惊。在反恐安全问题上，加拿大不再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目标直指加拿大的政治心脏——联邦会议大厦，而是在于恐怖分子袭击加拿大的原因非常清晰：追随奥巴马政府的对外反恐行动。有不少政治家指出，加拿大政府的对外反恐措施，不但没有为其国内争取一个远离恐袭的安全环境，反而滋生着其本土恐怖袭击爆发的土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哈珀宣布扩大在伊拉克的军事参与，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打击“ISIS”的行列，而加拿大情报机构先前曾警告称，这样做会使加拿大受恐怖袭击的威胁增大。“ISIS”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在奥巴马政府组织多国对其进行空袭后，该组织不仅残杀平民和记者，而且扬言将对美国和加入美国抗击“ISIS”联盟的国家实施报复。而另据路透社记者披露，冲击联邦议会大厦的恐怖分子迈克尔·泽哈夫-比博曾有意前往叙利亚，显示出追随“ISIS”作战的倾向。而他与两天前开车冲撞士兵的另一名恐怖分子男子马丁·库蒂尔-鲁洛似乎均受到英国激进教士安杰姆·乔杜里的影响。在鲁洛袭击事件发生后，“Abu Khalid Al-Kanadi”的推特立刻发文：“鲁洛殉道，真主保佑！”显然，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虽然并没有像发生在中东国家的炸弹袭击那样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其标志着极端恐怖组织已然向国际社会发出严重威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圣战”的对象。
此外，发人深省的是，这次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并不是像“9·11事件”那样来自塔利班或其他境外恐怖组织，而恰恰是加拿大籍人士。什么原因致使本土人士对自己的国家和公民下此狠手，这是否意味着对外反恐行动不仅会迎来国际恐怖组织的挑战，而且还会刺激本土恐怖分子的发展？换言之，加拿大政府追随美国的庞大反恐经济支出和频繁参加对外反恐行动，是否不但没有使其“防患于未然”，反而却“引火上身”，甚至直接刺激了本土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的恐慌？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和《环球电视》之前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有58%的人认为，他们现在比“9·11”前更担心遭受恐怖袭击;仅有35%的人认为加拿大政府参与军事行动让加拿大变得更为安全;但近半数的人却认为，军事行动并没有给加拿大的安全带来任何变化。那么，这些本土的恐怖分子又是由何而来的呢？
自由政策下的恐怖分子“温床”
事实上，加拿大早已成为国际恐怖组织藏匿的“沃土”。加拿大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政府实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鼓励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这种多元化受加拿大个人权利与自由法和加拿大多元文化法的鼓励和保护。在加拿大，避难者享受与加拿大公民相同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福利，在这一优厚条件的吸引下，每年都有大约2.5万名申请避难者想方设法进入这片“沃土”。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早在本世纪初援引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的一份机密报告称，国际恐怖组织正利用加拿大宽松的移民制度，以加拿大作为避难所和海外活动筹募款项的根据地。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透露，或许除美国之外，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远超过其他国家。
除了境外国际恐怖组织的渗入之外，加拿大本土正在发展的恐怖组织或许更值得让人关注。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加拿大政府2014年9月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4年年初，加拿大政府就已知晓，约有130名加拿大籍圣战者离境加入中东等地区的圣战活动，并且这一人数在不断增长”。而还有一些加拿大公民表面上参与慈善机构，实际上可能从事“为恐怖组织训练成员、集资、传播激进观点和策划恐怖袭击”。比如巴基斯坦出生的萨尔曼·阿什拉菲，虽然移民加拿大并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却与加拿大和平民主价值观格格不入，最终投身“ISIS”参加自杀爆炸袭击成为“圣战烈士”。就在2014年9月，“ISIS”组织发言人阿布德·默罕默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出兵（参加抗击“ISIS”联盟），“我们会让你在家里寝食不安”。如此威胁令人恐慌。事实也是如此，参加“圣战”的加拿大公民随时可能回国，而且有多少恐怖分子潜伏于加拿大本土又无从知晓，“这相当于至少有130枚甚至更多的散落在加拿大本土的炸弹，随时可能会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引爆”。
本土恐袭坚定了加拿大反恐决心
自由与安全是个矛盾体，但又是统一体，如何平衡自由与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不可否认，如此自由开放的政策固然给国际恐怖组织在加拿大的渗透、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从国内安全的角度考虑，加拿大政府是否会放弃开放政策，竖立起抗击恐怖活动戒备森严的壁垒呢？答案是否定的。枪击事件之后，加拿大总理哈珀强调将“坚定意志、加倍努力”加强反恐措施，但同时认为无须抵押加拿大模式，“不进一步限制自由、不放弃我们的信仰，不让那些人获胜。限制开放与自由，无异于把胜利拱手奉献给那些试图破坏加拿大的人”。
加拿大国防部长尼科尔森透露，加拿大政府并不惧怕国内恐怖势力威胁，于是近期派遣两架加拿大CF-18战斗机袭击了伊拉克费卢杰附近的“ISIS”目标，然后安全返回基地。尼科尔森表示，“今天进行的空袭表明了加拿大打击恐怖主义和与盟友一同行动的坚定决心”。紧接着，加拿大政府3日宣布，将“移民和支持者军”列为威胁到加拿大民众安全的恐怖组织。
但如前所述，加强对外反恐行动并不能解决加拿大本土的恐怖威胁问题。为什么加拿大当局没有掌握已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为何不能及时发现危险？反恐情报系统存在什么漏洞？恐怖分子如何冲进安保严密的议会大厦？本杰明·佩林教授认为，当前加拿大的反恐机制和法律体系，只适用于应对外来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对土生土长的本国恐怖分子缺乏针对性，应该就此加以修订。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加拿大司法部部长兼总检察长彼得·戈登·麦凯就表示政府将“果断”采取措施强化安全和反恐立法，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可能给予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更大权力和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自由。加拿大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部部长史蒂文·布莱尼进一步表示，新的反恐立法将授权加拿大情报机构跟踪和调查身在海外的恐怖犯罪嫌疑人，并最终起诉他们。
恐怖主义犯罪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但过去十多年来，国际社会虽举各国之力反恐，却面临“愈反愈恐”之窘境，这次加拿大本土恐怖袭击的发生虽在意料之外却也是有迹可循。加拿大政府究竟会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怎样的立法措施，我们拭目以待。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