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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学会的历史并不悠久，近代戊戌维新时期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学会。同时，伴随着现代意义上学会的兴起，近代爱国思想也开始萌芽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起为开启民智、启迪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科学事业的起步，丰富和完善相关史料文献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学会 科学救国思想 五四运动
学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根据资料考证，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学会是始建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1]，这是一个医学组织，由徐春甫在顺天府（今北京）发起。同一时期，西方最早的科学学会“自然秘密学会”也大体产生，并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西方科学社团不断繁荣发展。可惜，在“一体堂宅仁医会”出现后的300余年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这样的“科学发展高潮”，所以一直没有出现比较有影响的学会群体。一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引进现代科学，全国各地才陆续出现一批学会。
一、戊戌维新时期科学学会的成立
清末鸦片战争的失败推动了有志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脚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爱国志士纷纷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有识之士意识到，“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才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
同时，随着清末一些西方传教士打着传播“福音”的旗号，早期也创办了一些学会，如益智会、医疗传道会、上海文理会等[2]。他们通过发行报刊、翻译国外书籍、创办学校等，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客观上为启迪国人思想，开启国人创办自己的学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他们大力提倡现代团体组织观念。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明确指出：“彼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介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会资有集至数百万金者。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谭嗣同等人也纷纷撰文附和：“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吾愿各府州县就所有之书院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3]。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全国各地陆续开设了一批学会。
自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后，发展至1895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科技团体——浏阳算学社在湖南成立（现在仍在运行的最早的团体是1907年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学会包括：1895年8月，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成立的算学社；1895年9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1895年10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强学会；1896年8月，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农务总会等。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王尔敏的《清季学会汇表》共收录学会63个；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中收录学会68个；闵杰在《戊戌学会考》中收录学会72个等，不一而足。可见，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也促使了中国科学学会的发展。这个时期，学会活动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模普遍比较小，除了强学会和南学会参加人数众多以外，有的学会参加者只有几人。
二是分布地区比较广泛。当时的学会分布于18个行省中的12个省20多个城市。
三是存在时间短暂，成立不久旋即解散或封禁。例如，孙中山1895年10月在广州成立的农学会，不久就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解散。
四是成立目的相同。这一时期成立的学会，虽然成立宗旨略有差异，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成立学会是为了“讲求中国自强之学”或“集诸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救时之法”或“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4]。
五是深受西方学会的影响。大部分学会的负责人由发起人自任，或由发起人邀请担任，通过会员选举的很少，会费来自社员捐助。这一时期成立的学会大多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会的做法而产生，主要活动形式也深受西方学会的影响，主要有开办图书馆、集会和印发报刊等[4]。总之，戊戌维新时期，成立的早期中国科学学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
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学会的诞生
历史上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结构比较完备的学会兴起于民国初期。这些学会主要是由留学生发起或创办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等。当时中国的科学事业还处于奠基阶段，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较少，学会会员也较少，如1927年中国林学会成立时仅有会员88人，中国动物学会1934年成立时仅有会员5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学会比较适宜当时的发展，如中国科学社部分成员曾在1916年就提出建立分股委员会，并先后建立了生物、农林、化学、电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矿冶、理算、普通、医药、生计、化学工业等12 股，但一直处于停顿状态，也未有效地开展工作。正如当时任鸿隽等人指出的，从学界大局考虑，建立专门学会颇有必要，但眼下有所不宜，因为“国内专门人才尚少，合为一会尚难于有为，分之则两败俱丧”。
这些学会，特别是一些综合性的团体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经济文化事业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内陆城市、小城市相对较少。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有各类社团40多个[2]。此外，随着民国初年，我国新诞生了许多高等学校，在归国留学生的倡导和帮助下，以学校为单位，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也先后在高校内部成立了一些学会。例如，叶企孙等人成立的清华科学会、胡敦复等人成立的立达学社、刘资厚等人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等。 随着这些地方学会和各地大学内部学会活动的深入开展，带动了民国时期科学学会繁荣局面的出现，促进了全国性学会的蓬勃发展。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各种专业的科学和技术学会逐步建立起来，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可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已开展的大多数学会活动几呈停顿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学会才又重新步入正轨，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些学会如中国科学社，创立于美国，前身为1914年夏留美学生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组建的“科学社”。1915年10月，改组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8年迁回国内，活动40余年，于1960年停止活动。中华学艺社，前身为丙辰学社，始创于1916年，发起者为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文元模、屠孝实、郑贞文等47位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1958年宣告解散。中华自然科学社，前身是华西自然科学社，成立于1927年南京中央大学。鉴于我国西部科学比较落后，发起人联络一些川籍同学组织了这个学社，准备学成后从事我国西部的科学建设事业，但次年举行的第一届年会时，大家感到科学落后是我国的普遍现象，而其时社友籍贯已不限于华西，决议改名为中华自然科学社，该社于1951年结束活动。
三、学会的发展与科学救国思想的兴起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萌芽于1840 年代。自从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不断探索着救国之路，也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改革先驱普遍认识到要振兴中国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先有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继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二人的主张之中包含的科学救国思想，成为科学救国思潮的先声。随后，在洋务运动中，这些人的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践，并出现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学习西方科学的主张，继而出现了以康有为等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宣传活动。可见，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期是科学救国思潮的萌芽期。康有为在1905 年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标志着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
随着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渐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救国口号，在社会上开始流传。任鸿隽、李四光、杨铨等有志人士纷纷远涉重洋开始系统地学习现代科学，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可以说，中国近代科学的代表人物也是牵头参与和推动成立各类学会的先驱，这批留学生对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至关重要。学会的成立，又反过来成为科学救国思想广泛传播，深入影响社会大众的重要载体。
（一）早期留学生的科学救国思想
中国留学生出国选习科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他们的科学救国思想。辛亥革命后，留学生受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他们大多选习自然科学。这一时期，留学生所选科目主要以理工农医为主，其中以工程技术最多。“我们这批70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70%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70%～80%”[5]。竺可桢的这段回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据同盟会元老邹鲁后来回忆说：“我乃将青年同志，除已学成及原系留日读书有官费者外，一律请总理由稽勋局派赴日本留学……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建设，而我尤注意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因此这批留日生，大都学理工科”[6]。
据统计，1909年的47名留美学生中，学理工农医的有39人，攻文学、教育、经济者仅8人；1910年的70名留美学生则只有5人学文科，余下65人全是工程、理化和农医。清华学堂对庚款留美学生的统计表明： 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学文史哲的仅占7.2%，学政法的占24.5%，学军事的占2.2%。而且当时各部、省派往美国的官费生、自费生以及华侨留美学生多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7]。如气象学家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先选习农科，后又投身气象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913 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学习采矿、地质等科学，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婉拒国外高薪，回国为祖国找矿，终生献身科学[8]；侯德榜立志学习西方科学振兴中国工业，也源于对中国落后这一现实的亲身感受，1913年赴美学习化工，1921年回国后为创立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上，在20世纪初，怀着科学救国之志负笈海外的人士比比皆是，难以确数。
留学生们胸怀“科学救国”理想走出国门之后，随着对所留学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了解日益深入，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以发展科学拯救中国的志向。“科学救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留学生的共同认识，是他们自觉进行各种科学活动的源头。
（二）早期科学救国活动
早期留学生认为：发展科学是救国、建国、富国、强国的根本方略，而发展科学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完成的。依照先进国家的经验，组织专门学会，集合专门人才切磋技艺，是科学日益发达的不二法门。“美国之专门家，皆有学会……故虽散处于数千里之外，呼应极灵，研究之事，以互相鼓励而愈进，学问之事以互相讨论而愈明。”中国由于无此种学会的指导，“如在汪洋之中，不知舟之所向，已回国之留学生……无学会为之联络，故四散而势散，事多而学荒”[9]。在美之留学生亦由于没有学会为之联络，“故输进学识之事不能举办，专门相同之人不易相知。”任鸿隽也曾指出组织科学社团对传播、发展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后乃可。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之所以有社也”[10]。
这批留学生，他们积极致力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与实践，其中最有成效的举措就是创办科学社团与期刊。这个时期，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是以救国图强为宗旨，“有感于国民缺乏地学知识，不懂得开发资源，治山治水的道理，以至灾害频繁，地利未开，国弱民穷，因而希望有志之士学习和研究先进的地学知识，以便把中国治理好，使之臻于富强”[2]。1912年成立的中华全国铁路总会把联络有志之士研究铁路学术、发展铁路事业写入总会章程；1913年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其宗旨是统一工程营造规定制度，发展工程事业以增进社会幸福，革新工程学术，力求自辟新途。发展到1914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及《科学》杂志的创刊，使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有了相对固定的阵地和代表人物，并最终促使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四、学会的发展与五四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在北平爆发了震惊海内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在科技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这两面旗帜。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帝王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孔教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陈独秀在当时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1]。
（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普及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的人文志士高高地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任鸿隽、丁文江等为首的科学学者，提倡用西方科学改造国民的社会观、人生观。至此，科学救国思潮达到了高峰，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关注。胡适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惊呼：“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2]。科学与民主作为当时时代的主题，为当时的学术繁荣和科技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社团的发展。当时科技界的带头人物极力倡导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并且认为国家发达、科技进步，仅靠模仿和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是不行的，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科研体系，培养自己的科技队伍。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各种科技社团纷纷出现，当时几乎所有的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学会。
（二）学会在普及民主与科学思想所开展的实践
学会在普及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方面的实践活动，首先体现在对民主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例如，当时的中国科学社利用《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旗帜，前后共发行36卷，输入大量国外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科学。除了《科学》杂志外，中国科学社还通过发行另一份杂志《科学画报》，注重编译科学书籍，通过创办杂志、举行通俗科学演讲等方式，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学艺社的前身 ——丙辰学社发行《学艺》，该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内容颇为广泛，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气象、工业、医学、农学、哲学、经济、教育、语言、历史、社会学等各种学科专业。另外，中华学艺社还非常重视译著书籍，到抗战爆发之前，该社就已经出版《学艺丛书》26种，这些对传播科学知识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华自然科学社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发挥过很多积极作用。中华自然科学社编辑发行的《科学世界》是该社创办最早的普及科学刊物，同时还出版了一些科学丛书，举办了科学讲演会和科学展览会。
其次，学会通过引进科学方法与民主精神培养新式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如中国科学社自成立后，一直积极致力于科学宣传与普及。1915年创办的《科学》在体裁上首次采用汉字横排版和西文句读。此后发行的科学刊物大都效法《科学》，如《学艺》杂志于1917年4月创刊，初为季刊，采用竖排本，1920年4月改为月刊，改用横排本，每年出10册。中华学艺社还通过积极译著科学书籍、出版科学丛书、召开学术年会、举办科学演讲等途径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兴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大力开展科学教育，培育新式人才。
总之，伴随着学会的兴起，我国近代爱国思想也开始萌芽发展。特别是科学救国思想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思想的普及，都通过学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开阔了国人的知识视野，传统的迷信、愚昧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以荡涤，科学观念渐入人心，从而为科学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2]。学会与近代爱国思想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起为开启民智、启迪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
[2]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6]邹鲁.回顾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0.
[7]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8]陈群.李四光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朱庭祺.美国留学界[N].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 2011-10-05.
[10]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J].中国科技史料，1983（1）：2-13.
[11]陈独秀.新青年[J].新青年，1916（6）：1-5.
[12]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J].天津社会科学，2003（2）：138-139.
[关键词]学会 科学救国思想 五四运动
学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根据资料考证，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学会是始建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1]，这是一个医学组织，由徐春甫在顺天府（今北京）发起。同一时期，西方最早的科学学会“自然秘密学会”也大体产生，并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西方科学社团不断繁荣发展。可惜，在“一体堂宅仁医会”出现后的300余年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这样的“科学发展高潮”，所以一直没有出现比较有影响的学会群体。一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引进现代科学，全国各地才陆续出现一批学会。
一、戊戌维新时期科学学会的成立
清末鸦片战争的失败推动了有志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脚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爱国志士纷纷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有识之士意识到，“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才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
同时，随着清末一些西方传教士打着传播“福音”的旗号，早期也创办了一些学会，如益智会、医疗传道会、上海文理会等[2]。他们通过发行报刊、翻译国外书籍、创办学校等，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客观上为启迪国人思想，开启国人创办自己的学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他们大力提倡现代团体组织观念。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明确指出：“彼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介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会资有集至数百万金者。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谭嗣同等人也纷纷撰文附和：“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吾愿各府州县就所有之书院概改为学堂学会，一面造就人才，一面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3]。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全国各地陆续开设了一批学会。
自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后，发展至1895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科技团体——浏阳算学社在湖南成立（现在仍在运行的最早的团体是1907年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学会包括：1895年8月，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成立的算学社；1895年9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1895年10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强学会；1896年8月，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农务总会等。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王尔敏的《清季学会汇表》共收录学会63个；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中收录学会68个；闵杰在《戊戌学会考》中收录学会72个等，不一而足。可见，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也促使了中国科学学会的发展。这个时期，学会活动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模普遍比较小，除了强学会和南学会参加人数众多以外，有的学会参加者只有几人。
二是分布地区比较广泛。当时的学会分布于18个行省中的12个省20多个城市。
三是存在时间短暂，成立不久旋即解散或封禁。例如，孙中山1895年10月在广州成立的农学会，不久就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解散。
四是成立目的相同。这一时期成立的学会，虽然成立宗旨略有差异，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成立学会是为了“讲求中国自强之学”或“集诸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救时之法”或“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4]。
五是深受西方学会的影响。大部分学会的负责人由发起人自任，或由发起人邀请担任，通过会员选举的很少，会费来自社员捐助。这一时期成立的学会大多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会的做法而产生，主要活动形式也深受西方学会的影响，主要有开办图书馆、集会和印发报刊等[4]。总之，戊戌维新时期，成立的早期中国科学学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
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学会的诞生
历史上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结构比较完备的学会兴起于民国初期。这些学会主要是由留学生发起或创办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等。当时中国的科学事业还处于奠基阶段，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较少，学会会员也较少，如1927年中国林学会成立时仅有会员88人，中国动物学会1934年成立时仅有会员5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学会比较适宜当时的发展，如中国科学社部分成员曾在1916年就提出建立分股委员会，并先后建立了生物、农林、化学、电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矿冶、理算、普通、医药、生计、化学工业等12 股，但一直处于停顿状态，也未有效地开展工作。正如当时任鸿隽等人指出的，从学界大局考虑，建立专门学会颇有必要，但眼下有所不宜，因为“国内专门人才尚少，合为一会尚难于有为，分之则两败俱丧”。
这些学会，特别是一些综合性的团体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经济文化事业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内陆城市、小城市相对较少。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有各类社团40多个[2]。此外，随着民国初年，我国新诞生了许多高等学校，在归国留学生的倡导和帮助下，以学校为单位，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也先后在高校内部成立了一些学会。例如，叶企孙等人成立的清华科学会、胡敦复等人成立的立达学社、刘资厚等人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等。 随着这些地方学会和各地大学内部学会活动的深入开展，带动了民国时期科学学会繁荣局面的出现，促进了全国性学会的蓬勃发展。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各种专业的科学和技术学会逐步建立起来，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可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已开展的大多数学会活动几呈停顿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学会才又重新步入正轨，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些学会如中国科学社，创立于美国，前身为1914年夏留美学生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组建的“科学社”。1915年10月，改组为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8年迁回国内，活动40余年，于1960年停止活动。中华学艺社，前身为丙辰学社，始创于1916年，发起者为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文元模、屠孝实、郑贞文等47位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1958年宣告解散。中华自然科学社，前身是华西自然科学社，成立于1927年南京中央大学。鉴于我国西部科学比较落后，发起人联络一些川籍同学组织了这个学社，准备学成后从事我国西部的科学建设事业，但次年举行的第一届年会时，大家感到科学落后是我国的普遍现象，而其时社友籍贯已不限于华西，决议改名为中华自然科学社，该社于1951年结束活动。
三、学会的发展与科学救国思想的兴起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萌芽于1840 年代。自从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不断探索着救国之路，也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改革先驱普遍认识到要振兴中国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先有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继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二人的主张之中包含的科学救国思想，成为科学救国思潮的先声。随后，在洋务运动中，这些人的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践，并出现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学习西方科学的主张，继而出现了以康有为等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宣传活动。可见，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期是科学救国思潮的萌芽期。康有为在1905 年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标志着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
随着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渐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救国口号，在社会上开始流传。任鸿隽、李四光、杨铨等有志人士纷纷远涉重洋开始系统地学习现代科学，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可以说，中国近代科学的代表人物也是牵头参与和推动成立各类学会的先驱，这批留学生对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至关重要。学会的成立，又反过来成为科学救国思想广泛传播，深入影响社会大众的重要载体。
（一）早期留学生的科学救国思想
中国留学生出国选习科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他们的科学救国思想。辛亥革命后，留学生受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他们大多选习自然科学。这一时期，留学生所选科目主要以理工农医为主，其中以工程技术最多。“我们这批70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70%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70%～80%”[5]。竺可桢的这段回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据同盟会元老邹鲁后来回忆说：“我乃将青年同志，除已学成及原系留日读书有官费者外，一律请总理由稽勋局派赴日本留学……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建设，而我尤注意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因此这批留日生，大都学理工科”[6]。
据统计，1909年的47名留美学生中，学理工农医的有39人，攻文学、教育、经济者仅8人；1910年的70名留美学生则只有5人学文科，余下65人全是工程、理化和农医。清华学堂对庚款留美学生的统计表明： 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学文史哲的仅占7.2%，学政法的占24.5%，学军事的占2.2%。而且当时各部、省派往美国的官费生、自费生以及华侨留美学生多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7]。如气象学家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先选习农科，后又投身气象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913 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学习采矿、地质等科学，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婉拒国外高薪，回国为祖国找矿，终生献身科学[8]；侯德榜立志学习西方科学振兴中国工业，也源于对中国落后这一现实的亲身感受，1913年赴美学习化工，1921年回国后为创立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上，在20世纪初，怀着科学救国之志负笈海外的人士比比皆是，难以确数。
留学生们胸怀“科学救国”理想走出国门之后，随着对所留学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了解日益深入，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以发展科学拯救中国的志向。“科学救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留学生的共同认识，是他们自觉进行各种科学活动的源头。
（二）早期科学救国活动
早期留学生认为：发展科学是救国、建国、富国、强国的根本方略，而发展科学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完成的。依照先进国家的经验，组织专门学会，集合专门人才切磋技艺，是科学日益发达的不二法门。“美国之专门家，皆有学会……故虽散处于数千里之外，呼应极灵，研究之事，以互相鼓励而愈进，学问之事以互相讨论而愈明。”中国由于无此种学会的指导，“如在汪洋之中，不知舟之所向，已回国之留学生……无学会为之联络，故四散而势散，事多而学荒”[9]。在美之留学生亦由于没有学会为之联络，“故输进学识之事不能举办，专门相同之人不易相知。”任鸿隽也曾指出组织科学社团对传播、发展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后乃可。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之所以有社也”[10]。
这批留学生，他们积极致力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与实践，其中最有成效的举措就是创办科学社团与期刊。这个时期，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是以救国图强为宗旨，“有感于国民缺乏地学知识，不懂得开发资源，治山治水的道理，以至灾害频繁，地利未开，国弱民穷，因而希望有志之士学习和研究先进的地学知识，以便把中国治理好，使之臻于富强”[2]。1912年成立的中华全国铁路总会把联络有志之士研究铁路学术、发展铁路事业写入总会章程；1913年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其宗旨是统一工程营造规定制度，发展工程事业以增进社会幸福，革新工程学术，力求自辟新途。发展到1914年，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及《科学》杂志的创刊，使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有了相对固定的阵地和代表人物，并最终促使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四、学会的发展与五四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在北平爆发了震惊海内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在科技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这两面旗帜。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反对仍然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帝王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伦理原则；提倡科学，是为了反对孔教复古的潮流和迷信盲从的倾向。陈独秀在当时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1]。
（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普及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首的人文志士高高地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任鸿隽、丁文江等为首的科学学者，提倡用西方科学改造国民的社会观、人生观。至此，科学救国思潮达到了高峰，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和关注。胡适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惊呼：“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2]。科学与民主作为当时时代的主题，为当时的学术繁荣和科技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社团的发展。当时科技界的带头人物极力倡导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并且认为国家发达、科技进步，仅靠模仿和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是不行的，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科研体系，培养自己的科技队伍。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各种科技社团纷纷出现，当时几乎所有的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学会。
（二）学会在普及民主与科学思想所开展的实践
学会在普及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方面的实践活动，首先体现在对民主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例如，当时的中国科学社利用《科学》杂志，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旗帜，前后共发行36卷，输入大量国外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科学。除了《科学》杂志外，中国科学社还通过发行另一份杂志《科学画报》，注重编译科学书籍，通过创办杂志、举行通俗科学演讲等方式，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学艺社的前身 ——丙辰学社发行《学艺》，该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内容颇为广泛，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气象、工业、医学、农学、哲学、经济、教育、语言、历史、社会学等各种学科专业。另外，中华学艺社还非常重视译著书籍，到抗战爆发之前，该社就已经出版《学艺丛书》26种，这些对传播科学知识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华自然科学社对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发挥过很多积极作用。中华自然科学社编辑发行的《科学世界》是该社创办最早的普及科学刊物，同时还出版了一些科学丛书，举办了科学讲演会和科学展览会。
其次，学会通过引进科学方法与民主精神培养新式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如中国科学社自成立后，一直积极致力于科学宣传与普及。1915年创办的《科学》在体裁上首次采用汉字横排版和西文句读。此后发行的科学刊物大都效法《科学》，如《学艺》杂志于1917年4月创刊，初为季刊，采用竖排本，1920年4月改为月刊，改用横排本，每年出10册。中华学艺社还通过积极译著科学书籍、出版科学丛书、召开学术年会、举办科学演讲等途径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兴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大力开展科学教育，培育新式人才。
总之，伴随着学会的兴起，我国近代爱国思想也开始萌芽发展。特别是科学救国思想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时期民主、科学思想的普及，都通过学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开阔了国人的知识视野，传统的迷信、愚昧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以荡涤，科学观念渐入人心，从而为科学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2]。学会与近代爱国思想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起为开启民智、启迪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何志平，等.中国科学技术团体[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
[2]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6]邹鲁.回顾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0.
[7]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8]陈群.李四光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朱庭祺.美国留学界[N].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 2011-10-05.
[10]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J].中国科技史料，1983（1）：2-13.
[11]陈独秀.新青年[J].新青年，1916（6）：1-5.
[12]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J].天津社会科学，2003（2）：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