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祸换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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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靖年间,心狠手辣的严嵩害死了首辅,成了内阁中的“独相”。俗话说“独角戏最难唱”,严嵩虽然满足了权欲,但工作起来却有诸多不便,于是他上书嘉靖,希望能尽快引入新人,为他“分劳”。
  可懒政出了名的嘉靖却迟迟不办,内阁的新名单上一直是一片空白。恰逢有言官上书言事,百无聊赖的嘉靖偶然间一瞥,见开篇“重治本事”四个娟秀的大字赫然入目。他微微一笑,御笔轻挥,在“治”“本”二字下做了记号,随即叫内侍取《百官名册》来。于是,茶陵人张治、余姚人李本光荣中标,自此开始了他们入阁办公的生涯。张治资历已深,入阁办公还在情理之中。李本原只是主抓教育的“祭酒”,而且年纪较轻,在政治上还属于“未出生的一代”。所以,他觉得严嵩操作他入阁是为了拉一堵“挡风墙”。果不其然,严嵩很快将他调进吏部兼任侍郎,让他充当自己的职业打手。李本不敢得罪严嵩,只能有令必行。
  这亦步亦趋的“伴食宰相”一干就是13年,李本虽非害人无数,可帮虎吃食的坏事也干了不少,为严嵩立下诸多“大功”。谁知严嵩恶贯满盈,先是和严世蕃父子争权,祸起萧墙。接下来老妻欧阳氏去世,严嵩悲伤过度,神智愈加昏耄。狡猾的李本见严嵩圣眷将失,赶快脚底抹油,借丁忧之机回乡隐居,打算躲过这场政坛暴风雨。次年,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嘉靖一举清算了严嵩。一时间,“严党”或落马,或入狱,朝堂几为之一空。李本却因为已经身处林下,没被当作重点打击对象。
  虽然逃过一劫,但李本仍惴惴不可终日——今后如有人想借“打死虎”提高声望,他岂不是“案上之肉,釜中之鱼”?不行,还得另找靠山。正好余姚城中的吕氏家族兴旺发达,吕家的族长、兵部尚书吕光洵还是李本的通家好友,在李本失势后,吕家也没拿出官场惯有的“炎凉嘴脸”对待他。李本一合计,现在能抓住的只有这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一咬牙,在隆庆三年(1569年)上书明穆宗(嘉靖已死),请求改姓归宗。
  李本在奏折中给明穆宗讲了一个故事:“大概在明朝刚建立的时候,一个纯朴的余姚乡民吕德玉进城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北方来的户籍官听不清他那口标准的‘余姚普通话’,错将‘吕德玉’记成了‘李德玉’。白纸落了黑字,吕德玉有苦难言。原来明初法令森严,一旦冒改户籍,最重可判斩刑,妻子全部发往边疆为奴。他只能为子孙后代想了个折中的补救办法,那就是‘生前姓李,死后姓吕’,在两姓间打‘擦边球’。而现在他李本之所以在死翘翘前就想改姓,是因为自己曾三蒙圣恩,一度人阁,是个‘有一定地位、身份’的人,希望能给家族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而且余姚吕家正是自己的本家,十代以前还未曾分居。这件事在吕氏先人的墓志铭中有明确记载,只不过因年深日久,那块珍贵的铭文石已无迹可寻了!”
  “认祖归宗”是嘉靖一辈子也绕不过的“情结”,他本人就为能重认兴献王为父和半朝文武打了几十年官司。此时的明穆宗见还有和老爹有“共同爱好”的人存在,他二话没说便答应了李本的请求。从此,历史上的“李本”消失不见了,代替他出现的是兵部尚书的本家、余姚大族吕氏中的一员“吕本”。而他留在老家的十几座豪宅、数千亩田产也自然姓了“吕”。在李本人生的最后27年中,这些财产一直稳如泰山,无人敢动。
  最后,李本以84岁的高龄撒手人寰。朝廷虽然赐给了他高规格的“文安”两字做谥号,但很快又予以撤销。浩浩一部《明史》中也没有留下这位昔日内阁大臣的专属传记。整个朝廷从上到下似乎都在竭力抹杀对李本的记忆,其中的原因何在,明眼人应该都能看得出——“两姓家奴”不好做啊!
  编辑/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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