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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湖南“省宪”的诞生，幸运之处是有强势的省长支持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生存在南北政府“武力统一”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广州政府，湖南“自治”都被看作是阻碍统一的绊脚石。
1921年3月21日上午，幽静的岳麓书院敞开大门，长沙市军、绅、商、学、报以及各法团、公团的300多个代表鱼贯而入，作为观礼嘉宾，他们来此祝贺湖南自治法起草会议开幕。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代表军方表态：“余现为湖南总司令，若植党营私，保全位置，即是不能自治。”其手下师长鲁涤平更是坦言：“俟自治法实行稳固之后，吾辈军人，皆当退还田园，受自治法之保障。”
来自军方的保证，显然坚定了人们对湖南宪政自治的信心。开幕式结束不久，13名学者就关门谢客，在岳麓书院的书房内加紧起草自治法案。
总司令拍板立宪
赵恒惕，湖南衡山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留日期间，赵恒惕与“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宋教仁、“中国联邦论的先驱”章士钊、以及“联治主义者”章太炎交往甚厚。身为一介武夫，赵恒惕却深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
在湘军内部各个派系中，赵派军人职衔虽低，但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的新式军官，最具实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称赞者认为赵“性行清刚、识度宏旷”，诋毁者则认为他“为人刚愎”、“阴沉险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做事果敢强硬。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门岂）宣布湖南自治。随后决定召开会议，制定宪法。但是省内各派却为此争斗不已，数月之间无法决断，谭延（门岂）迫于内外压力，让出总司令的职务，交给总指挥赵恒惕。
赵恒惕接任总司令后，先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湘军内部武装“安内”，取得了军事上的相对统一。其后，他操纵省政府与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议定“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简章”，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
这个《简章》从草拟到议会决议，带有明显的军人办事的特色——期间整个过程并未与任何公团协商，直到1921年1月15日正式公布时才在省署召集各公团代表开会。长沙《大公报》记载，会上，赵恒惕说道，制宪的问题，“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总希望办好。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意见，亦不能不酌量牺牲点”。说罢起身离席而去。
在赵的政治威权下，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议被平定了，由政府操办，议会认可的“学者制宪”方案得以迅速实施。1月25日，省政府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聘请省内外的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13人作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
3月21日正式开始起草，这些国内一流的宪政学者显然将此看作是开创纪元的大事，一些虔诚的起草委员甚至自比“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决心为湖南人民起草一部“根本大法”，以使湖南长治久安。
“枪杆子下”出宪法
要宪政，第一步就是要限政。而在湖南，集军政权力为一身赵恒惕，自然是限政的第一目标。但就在这些学者们起草宪法时，赵恒惕却能做到“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阅其稿，以示大公”。
关在岳麓书院的起草委员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等6种法律草案。
起草法案虽然进展顺利，但是却在审查阶段遇到了阻力。宪法审查委员会由各县推选的代表组成，大县2人，小县1人，全省150人。各路代表因为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争论不下，
不仅仅是省议员的代表问题，更大的争论还在于湖南到底要不要省长。支持者认为采取英法内阁制，行政由省长负责，可以解散议会。但反对派却认为如此一来，极容易变成省长专权，极力要求实行瑞士委员会合议制。这样，审查宪法，“3个月也未弄出头绪来”。
正在各派争论不休之时，湖北内部传出要求效仿湖南，“立宪自治”的声音，并请湖南方面派兵支援。赵恒惕考虑联合湖北可扩大湖南自治的声势，同时，也为了缓解湘军的财政危机，于是在7月26日，就任“湖南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
赵恒惕一路高歌猛进，逼近武昌。但北洋政府派出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挥师入鄂，形势急转直下。湘军不但被逼退回湖南，连岳阳也随即失守。
湖南形势岌岌可危，“立宪自治”眼看功败垂成。国内支持宪政的学者为了保全湖南自治，呼吁两军停火，其中尤其以梁启超最为积极。在各方调停之下，赵恒惕和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湖北自治自然化为泡影，但湖南自治却得以保全。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省内立宪各派反而转争为和，宪法草案得以迅速通过。11月1日，湖南开始全省总投票，10天内收到“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宪法获得通过。
混乱的年代
尽管几经波折，宪法总算出台。但一味速成，甚至武力包办，却不能不埋下各种“隐患”。1922年，湖南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不少报纸记载了选举过程中的混乱景象。有人在长沙的各选举场公开招贴拉票：“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尚未开始投票，有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各个县的选票掌握在乡绅手中，一张选票的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不少人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大打出手、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选举混乱，还只是组织问题，更加致命的，则是这种以武力保障的制宪，却难给民间和平施宪的信心。
还早在1920年10月，湖南自治如火如荼，争论不休之时。长沙《大公报》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文章。文章中，作者疾呼，“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此时，这名年轻人还是一个热心的自治支持者。
但最终，这个年轻人却逐步从一个支持自治的改良主义者，逐步走向革命。1936年，一名西方记者采访了这个年轻人，他讲起了一段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这个片段被写入《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作者斯诺，而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毛泽东。
但就此否定说，赵恒惕主导的立宪，完全是作秀，则并不公允。有一个名叫李祚辉的落选者，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总结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这次选举，有由贵族主义进而为平民主义的倾向。”通过对比民国元年的省议会选举，他说，“从前的选举，一般人不能与闻，譬如三十万选民的地方，只要有三数十人就可以垄断一切，这一次三十万选民的地方，纵少权柄操在三数千人的手中……大概言之，前一次一个大绅士可以垄断万数的选民，这一次一个绅士只能垄断百数的选民，可见选举权也由少数而渐趋多数。”
“所以我自己虽然是一个落选的人，根本推翻，我是不主张的。”这个落选者李祚辉就是赵恒惕的妹夫。他的落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场选举并非包办。
“行宪”时光
1922年9月10日，在有74县共2593名议员出席的决选中，赵恒惕以1581票的多数获胜，当选为湖南省正式省长。
赵上任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裁军危机。
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大，湖南省内教育会、总商会、农会、工会、律师工会、报业联合会等团体，早已组成了“各公团促行宪法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敦促政府裁兵。
10月10日，省城学生联合会又邀请各公团，举行声势浩大的双十节游行，数万学生和市民高喊“打到官僚武人政治，实现民治”。不仅仅如此，省议会议长也当即表态，“如政府让人漠视，则本会自行解散，以谢吾湘三千万人而已。”
如果说民间团体的压力，还只是对赵恒惕行宪决心的初步考验的话，那么省议会的压力，则直接源于宪法的约束。这部被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为临时约法被毁弃之后，“法治精神之硕果仅存者”的宪法，直接规定了“省长任期4年，不得连任，省议会可对其提出弹劾，还可基于不信任，提交公民总投票表决令其退职。”
尽管内有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外有北洋政府和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双重压力，但是这位出身行伍，“工于书，尤善隶书”的中国第一自治省的省长，还是决定遵循民意，实行裁兵。他下发裁军令，命各师旅将军队裁去一半，军费减至月支50万元。至1923年新政府成立时，裁汰合并了4个混合旅。
刚刚渡过裁军关，紧接着又来了教育经费问题。
1923年，新政府编制预算时，教育界以省宪法为依据，要求政府按30%的标准增加教育经费。但此时政府财政空虚，连正常开支都难以保证。赵恒惕于是决定将教育经费定为岁出的16%。此举引起一片哗然，教育界群起抗议，诘责教育司长李剑农无能，李因此两度提出辞职。再一次迫于压力，赵恒惕将预算改为370万元，占岁出21%，成为除军费之外最大的开支项目。
尽管有了预算保证，但教育经费还是不断被军队侵占。1924年初，被各军队提取的盐税附加达40万余元。为此，教育界发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争取的结果是，1925年7月，赵恒惕通令全省，“无论何种机关，不准再行提拨”教育经费。
教育界刚刚平息，司法界又开始要求“独立”。湖南律师公会、司法研究会、司法促进会、法界联合会等法律届团体，在省宪公布后，一致要求司法独立。1923年6月，省务院召开政务会议并通过决议，决定自1923年7月1日起，分三期普设法院，至1925年底之前全部完成。
尽管处处受到自己一手操办的宪法的掣肘。但赵恒惕似乎对此颇为自得，数十年后，当他接受访问时还提到，在主政湖南时，“未发一张纸币，未借外债，亦未加赋，更未加若干省份之预征田赋。”而这，都是为了“谨守省宪规定”。
“护宪之战”
如果说湖南“省宪”的诞生，幸运之处是有如此强势的省长支持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生存在南北政府“武力统一”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广州政府，湖南“自治”都被看作是阻碍统一的绊脚石。
1923年2月，孙中山照会湖南方面，欲借道北伐，被赵恒惕以刚刚通过的省宪法挡了回去。而原湘军总司令，曾经倡导“联省自治”的谭延（门岂），此时加入了孙中山广州政府。8月7日，谭宣布就任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率借来的两营滇军入湘，直抵湖南腹地衡阳。
赵恒惕则以“护宪”的名义进行对抗。战事进展激烈之时，吴佩孚也进驻常德，以援助赵恒锡抗谭的条件，诱使他放弃自治，接受北京政府委任的湖南省长一职。南北政府双双要求湖南放弃自治。此时，赵恒惕表现坚决，“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危急关头，赞成“联省自治”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进攻孙中山广州政府大本营，谭延（门岂）不得不回撤。
谭延（门岂）的危机虽然已解，但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却趁此大举进入湖南。在直系的压迫下，经过一番战斗、争吵和妥协，湖南进行了“修宪”，原来的立法、司法等自治权力大大缩小了，相互制约的省长与省务院制也被取消。国内第一部“省宪法”，自诞生之初，就命运多舛。到了此时，更是宛如行将垮塌的危楼，只欠最后一击。
这最后的推力来自湘军内部。经过赵、谭、吴之战，湘系军人原本就脆弱的宪政信仰，彻底被军人的武力强权现实所摧毁。在“护宪”战争中，赵恒惕倚重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急剧扩张自己的军力。1926春天，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情知难敌，为了避免湖南再起内战，他自己向省议会提出辞呈。
3月21日凌晨，赵恒惕离开长沙，离省之际他通电全国，依然坚持自治，“以各省制宪励行自治为第一良图，恒惕志业所存，职此而已……”。
唐生智随即就任湖南省代省长。当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唐生智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8月初，裁撤湖南省议会，持续六年的宪政自治至此结束。
1921年3月21日上午，幽静的岳麓书院敞开大门，长沙市军、绅、商、学、报以及各法团、公团的300多个代表鱼贯而入，作为观礼嘉宾，他们来此祝贺湖南自治法起草会议开幕。
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代表军方表态：“余现为湖南总司令，若植党营私，保全位置，即是不能自治。”其手下师长鲁涤平更是坦言：“俟自治法实行稳固之后，吾辈军人，皆当退还田园，受自治法之保障。”
来自军方的保证，显然坚定了人们对湖南宪政自治的信心。开幕式结束不久，13名学者就关门谢客，在岳麓书院的书房内加紧起草自治法案。
总司令拍板立宪
赵恒惕，湖南衡山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留日期间，赵恒惕与“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宋教仁、“中国联邦论的先驱”章士钊、以及“联治主义者”章太炎交往甚厚。身为一介武夫，赵恒惕却深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
在湘军内部各个派系中，赵派军人职衔虽低，但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的新式军官，最具实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称赞者认为赵“性行清刚、识度宏旷”，诋毁者则认为他“为人刚愎”、“阴沉险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做事果敢强硬。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门岂）宣布湖南自治。随后决定召开会议，制定宪法。但是省内各派却为此争斗不已，数月之间无法决断，谭延（门岂）迫于内外压力，让出总司令的职务，交给总指挥赵恒惕。
赵恒惕接任总司令后，先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在湘军内部武装“安内”，取得了军事上的相对统一。其后，他操纵省政府与湘军总司令部一起，“军民两署”议定“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简章”，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
这个《简章》从草拟到议会决议，带有明显的军人办事的特色——期间整个过程并未与任何公团协商，直到1921年1月15日正式公布时才在省署召集各公团代表开会。长沙《大公报》记载，会上，赵恒惕说道，制宪的问题，“经各位讨论甚是，我系军人，无多研究，总希望办好。但因求速之故，不能不勉强一点，各位意见，亦不能不酌量牺牲点”。说罢起身离席而去。
在赵的政治威权下，持续半年之久的争议被平定了，由政府操办，议会认可的“学者制宪”方案得以迅速实施。1月25日，省政府成立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聘请省内外的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廷等13人作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
3月21日正式开始起草，这些国内一流的宪政学者显然将此看作是开创纪元的大事，一些虔诚的起草委员甚至自比“美国制宪会议的先贤”，决心为湖南人民起草一部“根本大法”，以使湖南长治久安。
“枪杆子下”出宪法
要宪政，第一步就是要限政。而在湖南，集军政权力为一身赵恒惕，自然是限政的第一目标。但就在这些学者们起草宪法时，赵恒惕却能做到“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阅其稿，以示大公”。
关在岳麓书院的起草委员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主权在民和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完成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等6种法律草案。
起草法案虽然进展顺利，但是却在审查阶段遇到了阻力。宪法审查委员会由各县推选的代表组成，大县2人，小县1人，全省150人。各路代表因为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争论不下，
不仅仅是省议员的代表问题，更大的争论还在于湖南到底要不要省长。支持者认为采取英法内阁制，行政由省长负责，可以解散议会。但反对派却认为如此一来，极容易变成省长专权，极力要求实行瑞士委员会合议制。这样，审查宪法，“3个月也未弄出头绪来”。
正在各派争论不休之时，湖北内部传出要求效仿湖南，“立宪自治”的声音，并请湖南方面派兵支援。赵恒惕考虑联合湖北可扩大湖南自治的声势，同时，也为了缓解湘军的财政危机，于是在7月26日，就任“湖南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
赵恒惕一路高歌猛进，逼近武昌。但北洋政府派出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挥师入鄂，形势急转直下。湘军不但被逼退回湖南，连岳阳也随即失守。
湖南形势岌岌可危，“立宪自治”眼看功败垂成。国内支持宪政的学者为了保全湖南自治，呼吁两军停火，其中尤其以梁启超最为积极。在各方调停之下，赵恒惕和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湖北自治自然化为泡影，但湖南自治却得以保全。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省内立宪各派反而转争为和，宪法草案得以迅速通过。11月1日，湖南开始全省总投票，10天内收到“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宪法获得通过。
混乱的年代
尽管几经波折，宪法总算出台。但一味速成，甚至武力包办，却不能不埋下各种“隐患”。1922年，湖南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不少报纸记载了选举过程中的混乱景象。有人在长沙的各选举场公开招贴拉票：“一张票吃点心，二张票吃饭，四张票吃酒，十张票与洋一元”。尚未开始投票，有票箱里已经有了八千多张选票。各个县的选票掌握在乡绅手中，一张选票的价格从一二角钱到一两元钱不等，不少人大发其财。等到正式投票时，大打出手、抢夺票箱、砸毁票箱的事件屡有发生，甚至在安化县发生了团防局武装夺取选票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选举混乱，还只是组织问题，更加致命的，则是这种以武力保障的制宪，却难给民间和平施宪的信心。
还早在1920年10月，湖南自治如火如荼，争论不休之时。长沙《大公报》发表了一个年轻人的文章。文章中，作者疾呼，“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此时，这名年轻人还是一个热心的自治支持者。
但最终，这个年轻人却逐步从一个支持自治的改良主义者，逐步走向革命。1936年，一名西方记者采访了这个年轻人，他讲起了一段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这个片段被写入《一个共产党人的由来》，作者斯诺，而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毛泽东。
但就此否定说，赵恒惕主导的立宪，完全是作秀，则并不公允。有一个名叫李祚辉的落选者，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总结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这次选举，有由贵族主义进而为平民主义的倾向。”通过对比民国元年的省议会选举，他说，“从前的选举，一般人不能与闻，譬如三十万选民的地方，只要有三数十人就可以垄断一切，这一次三十万选民的地方，纵少权柄操在三数千人的手中……大概言之，前一次一个大绅士可以垄断万数的选民，这一次一个绅士只能垄断百数的选民，可见选举权也由少数而渐趋多数。”
“所以我自己虽然是一个落选的人，根本推翻，我是不主张的。”这个落选者李祚辉就是赵恒惕的妹夫。他的落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场选举并非包办。
“行宪”时光
1922年9月10日，在有74县共2593名议员出席的决选中，赵恒惕以1581票的多数获胜，当选为湖南省正式省长。
赵上任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裁军危机。
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大，湖南省内教育会、总商会、农会、工会、律师工会、报业联合会等团体，早已组成了“各公团促行宪法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敦促政府裁兵。
10月10日，省城学生联合会又邀请各公团，举行声势浩大的双十节游行，数万学生和市民高喊“打到官僚武人政治，实现民治”。不仅仅如此，省议会议长也当即表态，“如政府让人漠视，则本会自行解散，以谢吾湘三千万人而已。”
如果说民间团体的压力，还只是对赵恒惕行宪决心的初步考验的话，那么省议会的压力，则直接源于宪法的约束。这部被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为临时约法被毁弃之后，“法治精神之硕果仅存者”的宪法，直接规定了“省长任期4年，不得连任，省议会可对其提出弹劾，还可基于不信任，提交公民总投票表决令其退职。”
尽管内有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外有北洋政府和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双重压力，但是这位出身行伍，“工于书，尤善隶书”的中国第一自治省的省长，还是决定遵循民意，实行裁兵。他下发裁军令，命各师旅将军队裁去一半，军费减至月支50万元。至1923年新政府成立时，裁汰合并了4个混合旅。
刚刚渡过裁军关，紧接着又来了教育经费问题。
1923年，新政府编制预算时，教育界以省宪法为依据，要求政府按30%的标准增加教育经费。但此时政府财政空虚，连正常开支都难以保证。赵恒惕于是决定将教育经费定为岁出的16%。此举引起一片哗然，教育界群起抗议，诘责教育司长李剑农无能，李因此两度提出辞职。再一次迫于压力，赵恒惕将预算改为370万元，占岁出21%，成为除军费之外最大的开支项目。
尽管有了预算保证，但教育经费还是不断被军队侵占。1924年初，被各军队提取的盐税附加达40万余元。为此，教育界发起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争取的结果是，1925年7月，赵恒惕通令全省，“无论何种机关，不准再行提拨”教育经费。
教育界刚刚平息，司法界又开始要求“独立”。湖南律师公会、司法研究会、司法促进会、法界联合会等法律届团体，在省宪公布后，一致要求司法独立。1923年6月，省务院召开政务会议并通过决议，决定自1923年7月1日起，分三期普设法院，至1925年底之前全部完成。
尽管处处受到自己一手操办的宪法的掣肘。但赵恒惕似乎对此颇为自得，数十年后，当他接受访问时还提到，在主政湖南时，“未发一张纸币，未借外债，亦未加赋，更未加若干省份之预征田赋。”而这，都是为了“谨守省宪规定”。
“护宪之战”
如果说湖南“省宪”的诞生，幸运之处是有如此强势的省长支持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生存在南北政府“武力统一”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广州政府，湖南“自治”都被看作是阻碍统一的绊脚石。
1923年2月，孙中山照会湖南方面，欲借道北伐，被赵恒惕以刚刚通过的省宪法挡了回去。而原湘军总司令，曾经倡导“联省自治”的谭延（门岂），此时加入了孙中山广州政府。8月7日，谭宣布就任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率借来的两营滇军入湘，直抵湖南腹地衡阳。
赵恒惕则以“护宪”的名义进行对抗。战事进展激烈之时，吴佩孚也进驻常德，以援助赵恒锡抗谭的条件，诱使他放弃自治，接受北京政府委任的湖南省长一职。南北政府双双要求湖南放弃自治。此时，赵恒惕表现坚决，“夫吾湘托命于省宪旗帜之下，在国宪未成立之前，不受任何方面之干涉。”危急关头，赞成“联省自治”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进攻孙中山广州政府大本营，谭延（门岂）不得不回撤。
谭延（门岂）的危机虽然已解，但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却趁此大举进入湖南。在直系的压迫下，经过一番战斗、争吵和妥协，湖南进行了“修宪”，原来的立法、司法等自治权力大大缩小了，相互制约的省长与省务院制也被取消。国内第一部“省宪法”，自诞生之初，就命运多舛。到了此时，更是宛如行将垮塌的危楼，只欠最后一击。
这最后的推力来自湘军内部。经过赵、谭、吴之战，湘系军人原本就脆弱的宪政信仰，彻底被军人的武力强权现实所摧毁。在“护宪”战争中，赵恒惕倚重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急剧扩张自己的军力。1926春天，唐生智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情知难敌，为了避免湖南再起内战，他自己向省议会提出辞呈。
3月21日凌晨，赵恒惕离开长沙，离省之际他通电全国，依然坚持自治，“以各省制宪励行自治为第一良图，恒惕志业所存，职此而已……”。
唐生智随即就任湖南省代省长。当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唐生智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8月初，裁撤湖南省议会，持续六年的宪政自治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