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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会的成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于1992年设立，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注册，为基金会法人，基金会现有资金人民币210万元。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湖北省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颁发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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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会的成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于1992年设立，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注册，为基金会法人，基金会现有资金人民币210万元。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湖北省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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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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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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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一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于减轻贫困。另一种观点指出，更加开放的贸易体制可能会产生较高的调整成本，加剧贫困的程度。为了研究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有关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方向与显著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很多。本文将从经济增长、工资和就业、价格变化以及政府行为这四个角度综述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自从英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创意经济”的概念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创意立国或以创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意产业已经被提到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层面。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界也率先掀起了一股研究创意经济的热潮。从研究“创意”（creativity）本身，逐渐延伸到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即“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创意资本”（creative capital），又拓展到以创意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即“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2006年7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200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评估座谈会”。来自国家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和两家主办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座谈会。与会者围绕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投资、贸易与房地产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座谈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由于公司现有的管理者或掌握控制权的股东常常不愿意轻易让渡手中的权力，因此，在导致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各种形式的资本运营活动中，敌意收购尤其值得关注。敌意收购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到底如何？本文对国外敌意收购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对认识将来敌意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以取得或拥有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为特征，以获得利润或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的经济成长、产业升级、就业和国际贸易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对于一国的国际收支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但从长期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性以及对投资收益和贸易盈余的影响将对国际收支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从早期的理论分析推导到20世纪60年代的均衡理论，经济学已经开始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国际收支的可能影响。
管理层收购（MBO）指的是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利用借贷资本或股权交换及其他产权交易手段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本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的目的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早期的管理层收购实际上是杠杆收购（LBO）的一种，管理层通过向专业的杠杆收购机构融资购买原有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使上市公司私有化。它通常伴随着大量的债务，股权集中于管理者和金融机构（Thompson et al．，1992）。大量研究表明，管理层收购对于股东财富、债权人财富以及公司财富（即公司业绩
首届发展经济学论坛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于2006年4月22日-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由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主办。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三位教授获得了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在颁奖典礼上张培刚先生亲自颁发了获奖证书及奖金，三位获奖者发表了获奖感言。在为期两天的首届发展经济学论坛上，包括三位获奖者在内的诸多专家学者做了学术报告。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2006年7月10～12日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举办、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100余名经济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曹洪军教授的新著《外资并购与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外资政策调整框架，以及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从而克服了以往许多对策研究所具有的缺陷——要么只见一隅，不见全局，要么只从理论方面空谈，缺乏可操作性的实际措施。由此，也决定了该书较强的实用价值。书中深入的理论分析为相关外资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而所提具体对策措施更为政府制定和调整相关外资政策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