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圣约翰节前这一天，一艘携带病毒的船出现在多塞特郡（Dorset）的梅尔科姆（Melcombe）。这使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
　　这种可怕疾病的第一个征兆是口臭，接着，感染者的腋下和腹股沟会长许多黑色的肿块，然后就发烧病倒了。大多数患者会遭受四五天的剧痛，之后大概60%到90%的患者会死亡。
　　对于当时医学知识有限的人来说，让他们备感困惑的是，这种疾病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每种形式虽然略有不同，但都非常可怕。最常见的一种是染上后，颈部、腋窝和腹股沟会出现苹果大小的肿块，这些肿块是发炎的淋巴结，即腹股沟腺炎症状，病人在出现这些症状之后，一周之内就会死去。这种病通过跳蚤叮咬传播。第二种是肺炎，通过空气传播，呼吸道感染，传染性更强，接触者在48小时内就会死亡；某地的肺鼠疫患者平均只能活1.8天。最后一种是败血症，在第一种病和肺鼠疫感染血液并导致内出血的时候发病。败血病会导致全身出现黑斑，称为“神的印记”，而且死亡速度更快，通常在数小时内，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佛罗伦萨诗人薄伽丘曾写道：“多少勇敢的男人，多少美丽的女士，多少英勇的年轻人，无论被神医盖伦，还是希波克拉底或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宣布身体有多健康的人，早晨才与亲人、朋友、同伴一起吃过早餐，到了晚上，他们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与祖先共进晚餐！”科维诺的西蒙（Simon of Covino）写道，牧师“在进行精神援助时感染瘟疫；而且，经常只通过一次触摸，或是患者的一次呼吸就被感染，甚至先于他要帮助的病人死去”。
　　这种疾病还会引发神经系统中毒，进一步导致抑郁和精神错乱，这好像增加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作家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曾这样说：“在普罗旺斯，一名男子爬上自家屋顶，把瓦片扔到大街上，另一个人则在屋顶上表演了疯狂怪诞的舞蹈。”
　　感染者的血液又黑又稠，有时“绿色的脓水会渗出”皮肤表面，这通常意味着死亡将近：“身体排出的一切，呼吸、汗水、肺和脓疮里流出的血水、血尿和血便中流出的东西都散发出恶臭”，不一会儿，人就断了气。
　　一位不幸生活在当时的爱尔兰修士写道：“许多人死于腿上和腋下的脓疮。有些人会因为头部疼痛而发疯，有些人则会吐血。”
　　1349年，瘟疫以平均每天一英里的速度在英格兰蔓延，死亡率在部分地区达到了灾难性水平。例如，达勒姆的贾罗（Jarrow），人口减少了80%，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据记载，在韦克菲尔德采邑，谢菲尔德村无人幸免，全部丧生。在温切斯特，有6个教区的教堂被废弃。瘟疫导致了幽灵村庄的出现——英格兰大约有3000个——尽管许多村庄的废弃不仅是因为疾病的侵袭：一些农民为了更好的收入而搬去别处，而有些村庄在无利可图的人被羊取代之后被废弃。
　　一时间教堂的墓地葬不下这么多人，于是人们挖了巨大的瘟疫填埋坑；有时会把将死之人和死者一起扔进去，于是可以看到尸体堆因将死之人的抽动而蠕动。在没有足够的生者来埋葬死者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葬礼，而许多人也选择了抛弃尸体或者他们濒临死亡的家庭成员，因为人们实在是太害怕这种疾病了。
　　在1348年到1349年之间，伦敦的5万人口中有一半的人死于这场疾病，而巴黎的15万人中也有8万人因此而去世。如果一个村庄被感染，就会有一面黑色的旗帜在该教区的教堂上空飘扬，而且由于教堂墓地里经常会有很多尸体，从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恶臭。人们将这场瘟疫比作“黑烟”或“飘荡的幽灵”，许多人认为这是世界末日。
　　苏格兰人嘲笑这种疾病为“英格兰的肮脏死亡……上帝对英格兰人的审判”，看到邻国日渐衰弱，于是他们决定在1349年发起入侵。但是结果可想而知，苏格兰军队聚集在塞尔扣克（Selkirk）之后，他们“嘲笑他们的敌人”，然而正要越过边境时，“可怕的死神降临在他们身上，苏格兰人被突如其来的死神驱散，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有5000人丧生”。士兵们返回家乡，有些人死在路上，回到家的人也把疾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家人，他们哀叹着“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这个“诅咒”也应验到了自己身上。
　　在爱尔兰，基尔肯尼（Kilkenny）的约翰·克林神父（Friar John Clyn）悲观地描述道：“生活在死人中间等待死亡。我已经承诺要把我真正听到和看到的东西写下来，为了不让记录和作者一起消失，我留下了羊皮纸，以备哪个幸存者可能愿意继续做我已经开始的工作。”不久后他就死了，看来他的悲观是有道理的。
　　同样的事也在欧洲各地发生，意大利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葛拉多（Gherado）是著名诗人彼特拉克的兄弟，他是瘟疫爆发时卡尔萨斯修道院的36名成员之一，也是后来唯一活着离开的成员。他每天要埋葬多达三名僧侣同伴，“直到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之后便急惶惶逃离修道院，去寻找一个可以收留他的地方”。
　　英格兰人把病毒也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1349年5月一艘船把病毒带到了挪威，当时这些从国外来的一些乘客已经生病了，还没等到靠岸，船上的人就全部死去了。
　　并非每個地区都遭受了同样的苦难；波希米亚和波兰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波兰国王关闭了边境，但同时也和欧洲的那部分地区人迹罕至有关。米兰的死亡率也远低于大多数城市，因为其异常残忍的统治者卢齐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后来被他的妻子毒死）采取了极为冷酷又有效的措施：最初发现感染瘟疫的3所房屋住户都被围墙隔离起来，然后任其死亡。米兰公爵还下令，任何将瘟疫带入城的人都要判处死刑，虽然这似乎有些不必要（感染者早已死亡）；感染瘟疫的人则会被带出城市，在田野里生死由命。与此同时，在威尼斯，政府则严令禁止乞丐在街道上摆放尸体，虽然“这是他们惯用的乞讨手段”。
　　当时在整个欧洲，人们相信“以毒攻毒”，所以想通过吸入难闻的气味来摆脱同样难闻的瘟疫。那时的一位医生约翰·科勒（John Colle）认为，“公共厕所的清洁人员、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恶臭场所的服务人员几乎都对瘟疫有免疫力”。于是，“在一个瘟疫肆虐的城市里，就经常能看到焦虑不安的市民们每天花几个小时蹲在公共厕所，拼命地吸着臭气”。
　　直到19世纪，人类才了解了瘟疫的病因——老鼠及其身上携带瘟疫的跳蚤。人们感到困惑是有道理的，因为携带病毒的跳蚤可以在离开老鼠的情况下存活40天。
　　瘟疫在1361年卷土重来，这次是大批儿童死亡，许多1348年后出生的人都死于这场瘟疫。记录显示，有四分之一的遗产继承人死于那次疫情，总体死亡率为15%；1369年的另一场瘟疫又导致十分之一的人丧生。
　　瘟疫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欧洲，直到17世纪才消失，这是因为黑鼠被它的亲戚——褐鼠赶出去了。在那之后，所有人担心的就是天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