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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伯彦,字廷俊,宋朝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进士出身。因向朝廷献河北边防十策,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相州(今河南安阳)。这一年的十一月,金国因垂涎河北三镇的土地,向宋廷提出以康王赵构为人质进行议和。十九岁的康王赵构奉旨离京北行,一行人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磁州守臣宗泽,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无信,诡计多端,只怕康王到了金国,金人又生出什么新的伎俩,造成不测,因此竭力劝止康王继续北行,请他暂留磁州。当时金人充斥四野,每日都有数百名甲兵来到城下,康王所在也常能看见金人的踪迹,赵构因此对出使金国心存畏惧。这时汪伯彦也送来帛书,请康王回到相州,并亲率部众一路风尘仆仆远道相迎。赵构十分感动,当场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荐公为京兆。”这一句话,便奠定了汪伯彦日后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再说京城汴梁,金兵的侵袭骚扰变本加厉,日胜一日。钦宗无奈,命使臣持蜡诏来到相州面见康王赵构,封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赵构赶快践其诺言,让汪伯彦与宗泽同为副元帅,然后与众人商议大军去处。众人意见纷纭,各执一端。有人以为应向北挺进,与金兵决战;有人以为应退至江南,以求保全。赵构当然很害怕打仗,汪伯彦窥破了他的心思,就说:“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此计正中赵构下怀,他高兴地说:“廷俊之言有理。”于是引兵渡河,由郓州、济州到南京。康王又上奏钦宗,请封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这时钦宗又下诏书与赵构,说金人正准备与宋朝议和通好,康王将兵在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对赵构表示,应恪守皇帝谕旨,宗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狂谲不可信,表面求议和通好,实则想施缓兵之计,如果我们相信金人之言,那么日后悔之晚矣,我以为应及时进兵。”汪伯彦觉得宗泽总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对自己今后的晋升有很大威胁,应该把他赶离康王左右,才能使他不再干预朝政。于是对康王说,宗泽英勇善战,可命他领一支人马到开德、卫南一带作战,保卫康王安危。这样宗泽离开元帅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
建炎元年(1127),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人民和爱国将领士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负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于是二人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兵临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称此举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汪伯彦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先指使党羽陷害张所,又诬告傅亮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接着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最终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独二人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眼中钉,汪伯彦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邦的大计。汪伯彦惟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逐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致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注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内侍邵成章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朕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汪伯彦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高宗始终都未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旧僚,却像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塌倒的日程。
再说京城汴梁,金兵的侵袭骚扰变本加厉,日胜一日。钦宗无奈,命使臣持蜡诏来到相州面见康王赵构,封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赵构赶快践其诺言,让汪伯彦与宗泽同为副元帅,然后与众人商议大军去处。众人意见纷纭,各执一端。有人以为应向北挺进,与金兵决战;有人以为应退至江南,以求保全。赵构当然很害怕打仗,汪伯彦窥破了他的心思,就说:“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此计正中赵构下怀,他高兴地说:“廷俊之言有理。”于是引兵渡河,由郓州、济州到南京。康王又上奏钦宗,请封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这时钦宗又下诏书与赵构,说金人正准备与宋朝议和通好,康王将兵在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对赵构表示,应恪守皇帝谕旨,宗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狂谲不可信,表面求议和通好,实则想施缓兵之计,如果我们相信金人之言,那么日后悔之晚矣,我以为应及时进兵。”汪伯彦觉得宗泽总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对自己今后的晋升有很大威胁,应该把他赶离康王左右,才能使他不再干预朝政。于是对康王说,宗泽英勇善战,可命他领一支人马到开德、卫南一带作战,保卫康王安危。这样宗泽离开元帅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
建炎元年(1127),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人民和爱国将领士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负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于是二人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兵临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佞,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称此举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汪伯彦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先指使党羽陷害张所,又诬告傅亮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接着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最终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独二人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眼中钉,汪伯彦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邦的大计。汪伯彦惟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逐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致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注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内侍邵成章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朕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汪伯彦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高宗始终都未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旧僚,却像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塌倒的日程。